20世纪的唐宋诗之争及宋诗特征研究张毅内容提要20世纪初，“同光体”与“南社”的宗宋、崇唐之争，是规模唐音或宋调的旧体诗创作的绝响，也是现代宋诗研究的起点。

受新文学运动的影响，现代学者对于宋诗的评价长期偏低，并为唐、宋诗优劣论所困。

到80年代后，人们方逐渐摆脱成见束缚，对宋诗特征及其艺术特质进行了更深入、更全面的探讨。

关键词唐宋诗之争；唐诗；宋诗；诗歌史宋诗是有别于唐诗的一种古典诗歌范式，唐、宋诗之争为中国诗史上聚讼纷繁的一大公案。

20世纪的宋诗学研究，从世纪初“同光体”的诗论开始，经历过二三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的发展，至80年代之后进入繁荣和成熟时期。

在这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唐宋诗之高下优劣的争论，并涉及到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宋诗、如何把握宋诗的艺术特征等重要问题。

一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宋诗是继唐诗之后的又一高峰，此后学诗者，不入于唐，即出于宋，很难摆脱唐音、宋调的影响。

围绕着宗唐还是宗宋，诗论家们一直争论不休，至清末民初“同光体”诗出现，使近代以来的宋诗运动变得声势浩大起来，宗宋或崇唐的问题再次成为焦点。

所谓“同光体”，原为近代诗坛旧体诗的一个创作流派，后来成为各种宋诗派的总称，被视为宋诗运动的代表。

同光体诗风的特点在于“不专宗盛唐”。

清末民初著名的“同光体”诗人兼诗论家陈衍说：“‘同光体’者，余与苏堪戏曰同、光以来诗人不专宗盛唐者也。

”（1）以此作为“同光体”诗人有别于他人的创作宗旨。

他编著的《近代诗钞》、《石遗室诗话》和《宋诗精华录》，不仅是宋诗派运动的创作总结，也是推崇宋诗的理论著述，其论诗主张对20世纪的宋诗研究有极大的影响。

据这三部著作所言，“同光体”的“不专宗盛唐”，含有以下三方面的具体内容：（一）“三元”说。

这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陈衍客居武昌时与沈曾植论诗时提出来的。

他说：“盖余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

君（指沈曾植）谓三元皆外国探险家觅新世界、殖民政策、开埠头本领，故有‘开天启疆域’云云。

余言今人强分唐诗宋诗，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耳。

……故开元、元和者，世所分唐、宋人之枢斡也。

”（1）据此可知，陈衍“三元”说与沈曾植略有不同，沈强调的是“三元”诗歌戛戛独造的创新精神，而陈则认为宋诗是唐诗的发展开拓，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而有所变化，能力破唐人余地。

陈衍不赞成强分唐诗与宋诗的疆界，他指出：“自咸、同以来，言诗者喜分唐、宋，每谓某也学唐诗，某也学宋诗。

余谓唐诗至杜、韩而下，现诸变相，苏、王、黄、陈、杨、陆诸家，沿其波而参互错综，变本加厉耳。

”（1）他认为，宋诗继承唐诗，实际上是将元祐诗风作为“诗到元和体变新”后的进一步发展。

（二）“学人之诗”。

除标榜‘“三元”说以明宋诗源流之外，陈衍又大力倡导“学人”之诗，虽有以此抬高“同光体”地位的用意，确也道出了宋诗何以异于唐诗的关键。

在主要囊括“同光体”诗人作品的《近代诗钞》中，他历数清嘉庆、道光以来宋诗派的主要诗人后说：“诸公率以开元、天宝、元和、元祐诸大家为职志，不规规于王文简（王士祯）之标举神韵，沈文悫（沈德潜）之主持温柔敦厚，盖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也。

”（2）唐诗为诗人之诗，宋诗是学人之诗，清中后期宋诗的流行，与乾嘉之后考证学风的盛行大有关系。

陈衍于清人学宋之弊虽有认识，倡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之论，欲泯唐、宋之界；可他论诗主学的宗宋立场也是很明确的，曾针对严羽“诗有别才，非关学也”之说，提出“诗也者，有别才而又关学者也”的观点，认为“作诗文要有真实怀抱，真实道理，真实本领。

非靠着一二灵活虚实字可此可彼者斡旋其间，便自诧能事也”（1）。

称赞学宋诗者能于句法、章法上见变化，而所谓变化，多指以学间、义理入诗，将古文之法融入声律之中。

（三）关于宋诗精华。

近代的宋诗运动和同光体的风靡一时，抬高了宋诗的地位，使宋诗能与唐诗并列；但举世公认唐代多好诗，律诗成就非凡。

宗宋诗者所争的只是宋代也有好诗，亦即宋诗也有精华，也可作为学习榜样，不必专宗盛唐。

一般??认为宋人多以文为诗，主议论，故以散文化的妥贴、排奡的五七言古体见长，而陈衍则认为宋人的五七言近体也多佳作。

其《宋诗精华录》是第一部评点宋代诗歌的总集，选宋诗688首.其中“律和声，八音克谐”的五七言近体548首，占入选作品近百分之八十。

陈衍说：“窃谓宋诗精华，乃在此而不在彼也。

（3）朱自清在《什么是宋诗的精华——评石遗老人<宋诗精华录>》中说：“从前翁方纲选宋人七律，以为宋人七律登峰造极。

本书所录七绝最多，七律次之。

”指出这是陈衍的创举，并认为“书中选录的诗甚有别裁”（4）。

同光体诗人学诗宗宋，可并不贬低唐诗，只是肯定唐以后诗歌创作的新变，强调避熟脱俗；但在清末民初的旧文学领域，有章炳麟和柳亚子重申不作唐以后诗的主张，他们对近世的宋诗运动和同光体诗持激烈的批评态度。

章炳麟在《国故论衡·辨诗》中说：“宋诗诗势已尽，故其吟咏情性，多在燕乐。

今词又失其声律，而诗尨奇愈甚。

考证之士，睹一器，说一事，则记之五言，陈数首尾，比于马医歌括。

及曾国藩自以为功，诵法江西诸家，矜其奇诡，天下骛逐，古诗多诘屈不可诵，近体乃与杯珓谶辞相等。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唐以后诗，但以参考史事，存之可也，其语则不足诵”（5）将唐以后的诗（主要指宋诗）一笔予以抹杀。

在当时，直接与倡导宋调的同光体诗人相抗衡的是高唱唐音的南社。

柳亚子与陈去病、高天梅等同盟会员，于1909年成立民主革命的文学团体——南社，他们推崇“唐音”和辛词，在一次雅集时于条例上写道：“本社以研究文学，提倡气节为宗旨”（6）南社诗人鼓吹革命，以推翻清室为职志，而同光体诗人多为清室遗老，借吟诗的名士风雅掩复辟怀旧之思，在政治立场上双方势如水火，论诗也大相径庭。

柳亚子在《胡寄尘诗序》中说：“论者亦知倡宋诗以为名高，果作俑于谁氏乎？盖自一二罢官废吏，身见放逐。

利禄之怀，耿耿勿忘。

既不得逞，则涂饰章句，附庸风雅，造为艰难以文浅陋。

……余与同人倡南社，思振唐音以斥伧楚，而尤重布衣之诗，以为不事王侯，高尚其志，非肉食者所敢望。

”（5）他认为政治坏于北洋派，诗学坏于江西派。

欲中华民国之政治上轨道，非扫尽北洋派不可；欲中华民国之诗学有价值，非扫尽江西派不可。

其《时流论诗多骛宋。

巢南（陈去病字）独尊唐风。

与余合，写诗一章，既用留别》云：“一代典型嗟已尽，百年坛砧为谁开。

横流解悟苏、黄罪，大雅应推陈、夏才。

”（7）斥责沧海横流的江西派为诗坛罪人，所谓“时流”，指的是学江西诗而推祟苏、黄的同光体诗人。

20世纪初，无论是同光体的宗宋诗，还是南社的思振唐音，在创作上均属于传统的旧体诗范围。

柳亚子把近代诗坛说成是南社诗人与同光体争霸的时代，可在旧体诗的造诣方面，南社诗人是无法与同光体诗人抗衡的，且有不少南社诗人后来也转向同光体的宋诗派。

柳亚子在旧体诗坛的同室操戈，最终导致旧诗阵营的社团瓦解，这次唐、宋诗之争，遂成为旧体诗创作时代的终结，和现代宋诗研究的起点。

二唐宋诗之争涉及到唐、宋诗艺术风格的比较和优劣高下的评判等，在同光体之类的旧诗成为遗迹、宗唐与宗宋的门户之见不复存在之后，依然是研究宋诗的现代学者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1922年为纪念《申报》创刊50周年而作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胡适认为：“这五十年（指1872—1922）是中国古文学的结束时期。

”他说：“这个时代之中，大多数的诗人都属于‘宋诗运动’。

宋诗的特别性质，不在用典，不在做拗句，乃在做诗如说话。

北宋的大诗人还不能完全脱离杨亿一派的恶习气，黄庭坚一派虽然也有好诗，但他们喜欢掉书袋，往往有极恶劣的古典诗（如云‘司马寒如灰，礼乐卯金刀’）。

南宋的大家——杨、陆、范——方才完全脱离这种恶习气，方才贯彻这个‘做诗如说话’的趋势。

但后来所谓江西诗派，不肯承接这个正当的趋势（范陆杨尤都从江西诗派的曾几出来），却去模仿那变化未完成的黄庭坚，所以走错了路，跑不出来了。

……近代学宋诗的人，也都犯这个毛病。

陈三立是近代宋诗的代表作者，但他的《散原精舍诗》里实在很少可以独立的诗。

”（8）很显然，胡适是从提倡白话文学的角度评判宋诗的，肯定宋诗中那些很近白话的诗；而对江西诗派掉书袋的古典诗则持否定态度，对陈三立等同光体诗人也是如此。

新文学运动提倡白话平民文学，要打倒贵族的古典文学，所以当时的桐城派之文和宋诗运动中的江西派之诗，均在排斥之列。

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说：“所谓‘江西派’者，山谷之偶像也。

”并将其归入“阿谀的虚伪的铺张的贵族古典文学”而加以否定（9）。

鲁迅在《致杨霁云》中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

”（10）这些新文学运动倡导者的言论，虽非专为研究宋诗而发，影响却十分深远，不仅给“宋诗运动”以致命的一击，也造成很长一段时间唐诗研究受重视而宋诗遭贬斥的局面。

现代学者的宋诗研究受新文学运动的影响较大。

胡云翼的《宋诗研究》是20世纪第一部关于宋诗的系统研究专著，开篇的第一章便是“唐诗与宋诗”的评价问题。

他认为“只要我们拿大多数的作品去归纳比较，唐宋诗的鸿沟，便立显在我们面前。

诚然我们不敢说唐优宋劣的话，但是在唐诗里面许多伟大的独具特色，在宋诗里面却消灭掉了”。

他说宋诗：一、消灭掉了唐代那种悲壮底边塞派的作风，因宋时国势衰弱，诗坛也和时代一样的没有了英雄气；二、消灭掉了唐代那种感伤底社会派的作风，到了宋代变成了太平笙歌的天下，没有了能够深刻感人的悲剧诗；三、消灭掉了唐代那种哀艳底闺怨宫怨的作风，老实忠厚的宋代诗人，根本不像唐人那般爱写女性和爱情；四、消灭掉了唐代那种缠绵活泼底情诗的作风，宋人的不懂得写喜剧的艳情诗，犹之乎他们不喜欢作悲剧的宫怨闺怨诗一样。

结论是：“在唐诗里面，有令人鼓舞的悲壮，有令人凄怆的哀艳，有令人低徊的缠绵，有令人痛哭的感伤，把我们读者的观感完全掉在一个情化的世界里面去。

宋人诗似乎最缺乏这种狂热的情调，常常给我们看着一个冷静的模样，俨然少年老成，没有一点青春时期应有的活泼浪漫气，全不像唐人的要说什么就说什么的天真烂漫。

这是唐宋诗显著的分歧点，也就是宋诗的缺点。

”（11）研究宋诗，先从宋诗的缺点谈起，以唐人之长较宋人之短，唐宋诗之争为唐宋诗优劣论所代替，这种看问题的方式和态度，显然对宋诗的研究极为不利。

与唐诗的研究相比，宋诗的研究事实上一直较受冷落，总体评价偏低，如上海大江书铺1930年出版的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在唐诗之后接宋词和元曲，有意将宋诗忽略过去。

宋诗是不被看好的。

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也出现过一些较为公允而且深刻的关于唐、宋诗异同及宋诗特征的论述。

在写于1940年的《读〈宋诗精华录〉》中，程千帆认为“唐人之诗，主情者也，情亦莫深于唐。

及五季之卑弱，而宋诗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