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下，广大人民的一种求生 意识和求生手段。在专制统治下，如果过于刚烈，必 遭毁灭、镇压，顺从是一种柔情缓冲，无条件地服从 家长、国君以求生存。它积淀在东方人的心理深处， 成为东方民族文化心态的第一要素。俄国人长期受到 外族侵略，古老宗法制的约束和专制农奴制的压制， 顺从意识特别突出，托尔斯泰把自己的思想探索回归 到这一东方文化，表现了他的宗法制农民立场。
推崇中国古代哲学家
托尔斯泰回归东方还跟他晚年对中国古代哲学家的 欣赏和研究有关，他推崇春秋时代的老子学说，认为老 子对他的影响巨大。他从1877年开始研读老子著作（法 文本），1884年翻译《老子》，1893年翻译老子的《道 德经》（德文本），1910年出版了自己选编的《中国贤 人老子语录》，书中他写了《论老子学说的真髓》一文。 他在1884年1月的日记中写：“摘自老子：人出生时，既 柔且弱；人若强壮，他即赴死。树木长时，既柔且嫩， 若其干硬，即将枯死。柔与弱，乃生之伴。是故强者不 胜。树木既壮，刀斧必至。强大者，必夭之，柔弱者， 必壮之。”（转引自《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
去世
写完信，托氏坐马车离 开了家。1910年11月7日， 他因肺炎在阿斯塔波沃夫车 站去世，终年82岁。 根据遗愿，托尔斯泰被 安葬在家乡，一个朴素的没 有碑石的墓地中。
忏悔意识在人物塑造中的反映
托氏个人思想矛盾和忏悔意识都在他的 小说中得到反映。从早年的《一个地主的早 晨》，中年的《战争与和平》、《安娜· 卡列 尼娜》，到晚年的《复活》，在这些世界名 著中，托氏塑造了一系列忏悔贵族形象，如 涅赫留朵夫、列文、彼埃尔、安德烈等，在 这些人物身上，或多或少表现了作家本人的 忏悔情绪。
认同农民
托氏研究宗教，在宗教中找到出路。他发现只有 农民信教最真诚，贵族信教是虚伪的。他认同了农民， 认同了宗法制农民的生活方式，完成了他的人生观的 转变。以此他开始过平民化生活。 他的转变期的思想特征是从贵族地主立场向宗法 制农民立场过渡，在新的宗制信念的基础上建立自己 的生活。
对贵族态度的转变
贵族公子气
托尔斯泰是个内心生活十分复杂的作家，一生都在 不断地分析自己，批判自己和改变自己，处在终身忏悔 之中。 托氏出身贵族，一岁多死了母亲，九岁死了父亲， 在姑妈抚育下长大，形成多疑、热情、易冲动而又自由 发展的性格。 他有一颗不安宁的灵魂，总是在苦苦寻求着什么。 在喀山大学读书时，受尤施柯娃姑妈的影响，迷恋上了 上流社会的生活，一心想做体面人。他经常参加各种舞 会和晚会，学习成绩不太好。这引起了他对生活的严肃 思考，他从尤施柯娃姑妈家搬了出来，另租房间单独过 活，他闭门思过，决心改掉自己身上的贵公子习气，过 廉洁的生活。
平民化生活
托尔斯泰写作了《忏悔录》，内中谈道：“我否 定了我们这个圈子的生活，我认清了，这并不是生活， 这不过是类似生活而已……为了理解生活，我应当去 理解的……不是我们这般寄生虫的生活，而是这些创 造生活的、平常的劳动人民的生活，以及他们赋予生 活的意义。” 他过起了自食其力的平民化生活，他戒掉了烟酒， 开始吃素食，放弃了自己喜爱的打猎，他尽量干体力 活，不要仆人侍侯，自己生炉子、劈柴、收拾屋子， 去井边汲水，还学干木匠活和鞋匠活。
军队生活
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他到高加索参加了军队。军务 之余，他开始了小说创作，并 获得了成功。托氏对自己从军 也进行了反省。他在1853年的 日记中写道：“搞了一次浑帐 检阅。所有的人都在狂饮，特 别是哥哥……战争是一种不正 义和愚蠢的事，那些正在打仗 的人力图压下自己良心的呼声。 我正在做的事好吗？”他在克 里米亚战争失败后离开了军队。
作家生活的影子
托尔斯泰笔下的 忏悔贵族都有他自己 生活的影子。他将自 己求爱的细节写进了 《安娜· 卡列尼娜》 中。列文向吉提求爱， 采用在桌上写字的方 式，这是作家本人的 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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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过去
直到结婚，托氏一直处于不断自责的痛苦 心情中。最后他坚持在婚前把自己的日记交给 索菲亚看，里面记着他过去与一些女人发生过 关系，甚至包括侍候他的女奴。索菲亚看了这 些日记十分痛苦，几经思考，她原谅了他，同 意结婚。托氏如释重负，感到彻底清算了自己 过去的历史，他以一个新人的姿态开始安定下 来，全力投入了创作。
忏悔的爱情
1862年，托氏从国外回来，爱上了宫廷医生别尔 斯家的二女儿，17岁的索菲亚· 安德烈耶芙娜。一天， 他当着索菲亚的面，用粉笔在桌上写道：“你的青春 和对幸福的渴望，使我非常强烈地联想起自己的衰老 和对幸福的失望。”他渴望幸福，却又充满疑惧，自 己已经三十有四，早年又有过放荡生活，不会享有家 庭幸福了。而索菲亚太年轻，像一张白纸一样不能玷 污。他在日记中忏悔：“不要闯进那青春、诗意、美 和爱情的境界……修道院、劳作，才是你的工作，在 这上面你可以安静地、愉快地俯视别人的爱情和幸 福。”
中期：转变期（1863——1883）
托氏否定了西欧文明，在俄国文化中寻找生命 的意义和俄国的出路。 托氏在转变自己思想时，发生了一场深刻的精 神危机。危机起于1869年的“阿尔札玛斯的恐怖”。 阿尔札玛斯是俄国的一个城镇，1869年8月，托 氏路过这里住宿了一晚，晚上他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突然醒来，屋里一片漆黑，他问自己：“我为什么 要到这里来？我要到什么地方去？我在逃避什么东 西？并且到哪里去？”“我担心着什么？我害怕什 么？”响起了死的声音：“我，我在这儿！”
否定西欧文明
托氏从小受到良好的西方文明的熏陶，5岁就熟读 法语课本，到老年还能用法语思维。他青少年时代喜 爱的西方作家有卢梭、狄更斯、歌德、雨果等，因而 他对西方文化有好感，产生了一种直观的认同。他否 定专制农奴制，主张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 他在1857年和1860—1861年两次赴欧洲旅行后， 改变了对西欧的看法，他对西欧的个人主义，冷漠的 人际关系，虚伪的民主平等很反感，否定了西欧文明， 把眼光转向俄国，认同俄国人的群体意识。
死的恐惧
托氏恐怖地跟死的幻影挣扎，心中充满寂灭的思想 以及他所爱的人和物完全消失的思想。他很恐惧，叫醒 仆人，离开了那座房子。从此，死的恐惧没有离开他， 他身边带了张纸条，在上面写着，关于生活的意义，关 于善恶的意义，关于信仰和上帝的问题。
从死的恐惧，他开始反思人生意义。他觉得除了死 之外，什么都没有意义。那么在死亡前应该怎样活着呢？ 对生死的思考把他引向对人本体，人的信仰的思索，从 而找到走出危机的道路。生死、信仰问题折磨着托氏， 他产生了自杀念头，不敢见到绳子，不敢去打猎，害怕 环境气氛引起自己自杀。
生活放纵
直到20岁，他还没有确定自 己的生活道路，又被上流社会的 放荡生活吸引进去，经常去莫斯 科玩乐赌博。他在日记中写： “我生活得完全像头畜牲，虽然 并不完全放荡，但自己的工作全 抛弃了，精神极度沮丧。”他悔 恨自己的放荡生活，向往道德上 的纯洁。这时期对他影响最大的 作家作品有《马太福音》中的 《登山训众》和卢梭的《忏悔 录》。
开明地主立场
他的探索结果是站在开明地主的立场上观察社 会，幻想以改良的办法协调地主和农民的关系，改 善农民的处境，醉心于农民教育，主张贵族“平民 化”。 《童年· 少年· 青年》，（1852、1854、1857） 自传体三部曲，同情人民，欣赏农民的顺从。主人 公尼卡林卡是自传性探索人物。 《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表现农业改良思 想，主人公聂赫留朵夫是自传性探索人物。
回归东方文化
1905年他和两个中国人通信，一个是在彼得堡法 政大学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张庆桐，另一个是学者辜鸿 铭。信中谈到他熟悉中国的宗教学说和哲学，对中国 人感兴趣。 1910年4月，他逝世前半年说：“假如我还年轻 的话，那我一定要到中国去。”（转引自《托尔斯泰 传》）托氏认为，孔子和孟子对他思想影响“很大”， 老子则是“巨大”。他从老子思想中吸取了“无为” 的学说，以建构他的顺从理论，提出“勿以暴力抗 恶”，“道德自我完善”。他自觉地比较东西方文化， 坚定了对东方文化的认同与回归。
思想激变
托氏长期思考人生的意义，表现 出对宗教和道德问题的关心，他不断 考虑自己的贵族生活是否有罪的问题， 从而产生了忏悔的情绪。从70到80年 代，他的思想发生了一场“激变”， 要同贵族地主生活决裂。他认为最重 要的问题是“拯救灵魂”，反省自己 的罪恶。他经常参观监狱，到法庭去 听审讯，去新兵收容站，访问贫穷人 民等。他做这些事简直成了一种癖好， 社会上很多人，包括他的妻子儿女都 不理解他。人们都说“托尔斯泰快要 疯了，可能已经完全疯了。”
外国文学史
第八章 十九世纪后期文学
第六节 托尔斯泰
张世君教授 主讲
[学习提要]
托尔斯泰是19世纪俄国最著名的 现实主义作家。学习本节，了解托尔 斯泰在俄国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掌握托尔斯泰的思想和创作特色，他 的长篇小说的结构艺术，人物道德模 式和心灵辩证法的技巧。
一、终身忏悔的托尔斯泰
列夫· 托尔斯泰 （Lev Tolstoy， 1828— —1910） 19世纪俄国最著名的大 作家，他代表了19世纪俄国 文学发展的顶峰，是俄罗斯 古典文学的终结。
二、托尔斯泰思想
1.思想历程
托尔斯泰一生都关注农民问题，试图解决农民 问题。农民问题贯穿他的思想发展历程。
早期：探索期（1847——1863）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俄国的精英分子感到俄 国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他们从学习模仿西方， 认同西方，转为在俄国历史中寻找祖国的出路。 托氏的青年时代正处于这一文化背景中。他是一 个具有精英思想的年轻大学生，在大学时代就积极探 索俄国的出路，确立自己的思想坐标。
晚期：回归期（1884—1910）
托氏完成精神转变后， 认同宗法制农民的生活方式， 全面回归俄国文化传统中的 东方文化因素。托氏回归东 方文化的最突出表现是赞美 肯定俄国村社的顺从，宣扬 听天由命。认为顺从是所有 东方民族的美德，也是俄国 民族和俄国人的第一美德。 他提出了“勿以暴力抗恶” 的学说，这是对顺从意识的 理论概括。
《战争与和平》（1863—1869），对贵族阶级 持肯定态度，批判个别贵族，库拉金家族宣扬俄国 人的群体主义意识，歌颂人民的爱国热忱。主人公 彼埃尔和安德烈都属忏悔贵族，爱作自我分析，彼 埃尔也是自传性探索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