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社会发展是有一定模式的。

我觉得新加波的发展模式是比较好的。

政权通过集权强制推行一些政策，形成一些共同的规范、观念。

然后在一些基本规范的基础之上实现多样化，调动群体的智慧。

我觉得我们国家对于集权与分权的限度是没有把握不好的。

我也明了分权与集权是很难处理的问题。

首先理论与实践存在很大的差距。

另外我们还需要考虑传统的观念，需要协调好个体与集体的关系。

总之，一个能够很好处理集权与分权的领导者可遇不可求。

但集权与分权往往是任何组织进行变革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对此没有清晰的观念，很难让组织具备活力。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组织是动态发展的，没有处理好这些问题，短期内也许能被掩盖，显现不出太大问题。

但我们应该不会说我们的国家会比新加坡更有活力吧。

不然大家都不会争着往新加波移民了。

有能力的领导者并不一定能够成为领导者，中国传统本就是重情轻理的。

在生活制度上，我们虽然是重视长辈、个体权威的，但社会越来越开放的观念与之形成矛盾。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体会，落后的做法与超前的观念在我们国家得到了集中的展示。

到底是观念太超前了，还是这不适合中国国情？这个真得说不清楚。

这导致我们的集权越来越难推行。

为了要集权，我们通常的做法都是打着民主的口号去做集权的事情，但最后往往做得四不像。

集权主要是通过强制与奖惩。

这是典型的萝卜与大棒的政策。

但萝卜就仅仅是奖励吗？奖励用得好，当然是萝卜；用的不好，别人还不领情。

我们经常做着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从我们精英的流失率就可见一斑。

集权与分权观念的混淆，也导致我们大部分人言行的脱节。

集权分权没有好与坏，但政权该“集权”的时候你不要担心人们的议论，该分权的时候也不要贪恋权利。

民众很大程度是无意识的行为。

民众总想着钻空子，但制度不能也如此。

人们钻空子，制度应该去反省自己，而不是和民众耗尽心力地斗争。

即使民众钻了制度的漏洞，制度也不能轻易地就改变。

制度可以在事后进行完善，但制度不能立刻自己否定自己。

否则制度何来威信，人们如何会去遵守制度。

宁可放过一个坏人，也不能让司法的源头给污染了。

就比如，南昌曾实行过一段时间遵守交通规则的制度，对于不遵守规则的人实行罚款的措施。

最后监狱里关了一大批人，所以制度妥协了。

我不知道具备的措施是怎么样的？制度是否宣传到位了？是否给了人们改过的机会？如果这些都做到位了，民众就是不遵守制度，难道执行机关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执行机关在拆房子、谋利益上无所不用其极，真到了关乎民族素养的事情上，怎么又变得呆头呆脑了。

我认为这更多的是因为这些事情无关“执行机关”的利益，所以他们也不太热心罢了。

真正严格执法起来，罚到民众不敢再犯，这点谁做不到呢？但关键就怕说一套做一套、讲人情、讲法外情。

如此，矛盾自然容易加剧，制度自然得妥协。

我们以前是实行集权的，但我们的集权都用于发展经济了，这造就了一大批的特权阶层，绝大部分是权钱结合的阶层。

我们的集权没有用来完善制度，导致我们的制度一方面不完善，更多的是形同虚设。

执法者没有力度，执法不一；民众也没有守制度的观念，大家都懂得钻
空子。

如此情况下，我们现在进行分权真得有用吗？我先不谈分得都是些什么权利，再怎么分领导权也是不会放下去的，甚至于绝大部分权利都是不会放下去的。

但即使实行分权，社会的状况就会改善吗？大家以前不遵守制度，现在靠那么点权利人们就会主动去遵守制度吗？如果人真得有这么好改变的话，那人人都是傻瓜了。

我把你揍个鼻青脸肿，然后我给你一个面包，你还会心服口服吗？我觉得新加坡的做法是比较合理的。

李光耀先集权，完善制度，提升执行力，罚到人们不敢再犯，塑造人们的观念。

然后通过分权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我们现今社会，大家都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我对于国家的各方面也不了解。

中国的政治就是让人雾里看花。

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事情该怎么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虽然具有威力，但毕竟只适合一般领域，到了具体的问题就需要有具体的制度规定。

而我们有具体的制度规范吗？民众有普遍的价值观念吗？我们的关键不在于放不放权。

我们一统就乱，一放就松，难道仅凭集权、放权就有效果吗？我认为我们前一阶段的集权完成得非常不好。

一方面实施的是集权的生活制度，另一方面又犹豫不绝，担心背上不民主的名声。

你看外界评论“新加波”都说“新加波”很大程度上是“李家”的。

我们的集权与分权不但没给给我们指导协调，反而混乱了大家的思维。

中国共产党可以算是最大的特权了。

如果他自身不以身作则，再怎么集权分权都容易流于形式。

社会不能政治化。

我们现在的党员说起话来都是一套一套的，但真正到了有问题的时候，有多少是靠得住的呢？人性都是有很多问题的，所以我们更多应该建立完善的制度，一视同仁。

我们现在虽然提法治化，反腐也算小有成就。

但这些作用大吗？我们能把希望寄托于一个政党吗？政党有感于形势，痛定思痛地进行变革。

如果形势变好了呢？它还会居安思危吗？自我总是有惰性的，很难自我进行纠正。

依靠强势人物的组织在某一段时间内往往发展迅速，但往往不能持久发展。

法治化一靠健全的法律，二靠人们的法律意识，三靠司法的独立。

我们现在的法治化真正做到得又有多少？如果真正要实现法治化，首当其冲受害的就是政权。

以前政权总是凭借各方面的优势来占据主动权，即使无法控制别人，但获得的利益总是不会少的。

要政权实现“法治化”，那谈何容易？我们地方为了一个高铁都争来争去，更何况我们的领导阶层。

高铁只是一个小问题，但反应的却是地方民族的不团结，地方为了经济的发展可以相互争斗，没有协调沟通的渠道，没有制度的规定，没有理解合作的态度；反应了官员阶层的经济导向观念，反应了官场的酱缸文化。

某一个地方争到了高铁，那么这个地方就发展起来了，与其他地方无关。

我们地区的各方面差异何尝不是如此？虽说有难八方来助，但这个帮助也要看是出于什么心态，如果是真心，那自然很好，如果是为了应付，那大的困难来临的时候，自然各自飞。

而且很难说，我们互相帮助的力度足够。

我们沿海地区发展得益于内地，但现在沿海的教育不该有的都有了，内地山区连衣食住行都无法保证，那沿海地区会在多大程度上全力相助呢？
我们的政治太喜欢内斗了。

政权把更多的把力量用于去统摄其他人，而不是真心用于国家的法治化。

最终的结果自然是消耗了绝大多数的力量，结局也很少是对民族有利的。

高层只想着维稳，对于地方的争斗，下属的不和，并不会太过在意。

你们斗得越厉害，我越好管理。

只要地方服从政权的决定就行了。

现在还可以通过反腐大肆排斥异己。

中国共产党想用自己的反腐克服自身的弱点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

一个机构管理偌大的中国
本就很困难，中国很多问题都被时间与人口给掩盖了。

一是反应不灵敏，二是根本没有改变的意愿。

大家都知道他是贪官，这件事情不合理，但在中国这就是常态。

如果发动群体的力量监督，群体的监督都有效果，那还有多少官员敢任性呢？人都是需要接受一定的监督的，尤其是在中国。

当然我们不能让官员接受太多的制约，需要一套合理的监督评价制度。

但我们的现实是他们太缺乏制约了。

我们可以采取用民众的感受能力与社会的发展状况来对官员进行定时考核，而不仅仅是要求社会经济的发展。

政权内部的监督，能在多大程度上保证完善呢？被查到了的则运气不好呗。

当然以后这种情况会改善，但朱元璋杀了一大批官员，官员还是前腐后继。

国家反腐依靠少数人始终是不完善的。

对于中国的贪官数量，我赞同一句话，把全部官员抓起来有冤枉的，隔一个抓一个则有漏网之鱼。

这无关人的好坏，更多的是制度与群体的导向。

我们现在大力反腐不见得是好事，搞得官员们都杯弓蛇影，不敢作为；民众也麻木不仁，失去信心。

我觉得对以往的事就既往不咎，如果以后再犯，则杀一儆百。

对于反腐，我们也不能保证党内监督不被有心利用。

党说查谁就查谁，谁还敢发出不同声音呢？仅仅震慑是无济于事的。

如果没有从制度上把权利关进牢笼，不改变人的观念，这种情况并不能得到多大改善。

我们需要通过集权来建立制度，塑造人民的观念，在通过分权集众人之智慧，如此社会才会充满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