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代国家之间音乐文化的互相交流，都是亲善的、友好的、共同繁荣的互相交流。
它绝不同于经济上的交流，以获取利润为目的；更不同于政治上的交往，往往隐藏着利用、控制，乃至侵犯、掠夺的企图。
中日两国的音乐交流在日本的弥生时代就已开始。
中日音乐文化交流从唐代贞观年间开始是中国音乐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在日本，遣唐使着重学习唐朝的礼乐制度和音乐歌舞艺术并进行相关交流活动；在日本宫廷内部，也仿照唐朝的礼乐制度内教坊等掌管音乐的机构，同时大量引进唐代的乐器、乐谱、乐书等。
可以说，中日的音乐文化交流，使日本音乐极大地丰富和繁荣起来。
最终成为日本民族历史文化中一道多姿多彩、妙趣横生的风景线。
关键词中国，日本，古典，音乐，唐代唐代的中日音乐交流对日本的影响古代国家之间音乐文化的互相交流，都是亲善的、友好的、共同繁荣的互相交流。
它绝不同于经济上的交流，以获取利润为目的；更不同于政治上的交往，往往隐藏着利用、控制，乃至侵犯、掠夺的企图。
基于这个视角，来追溯和探索中日两国之间的音乐文化的相互交流的历史渊源，是很有意义。
本文将论述中日音乐的风格和特点、中日音乐在唐代的交流与互通等。
1中日音乐的特点1.1中国音乐的特点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音乐历史也源远流长。
中国音乐的乐音具有带腔性，即每个乐音的固定的音高外，音与音之间是过渡、递变的关系。
同样，中国音乐的特点也特别鲜明，具有自成体系的审美观念。
它突出的表现为讲究作品的意境、气韵，强调创作的神妙、风骨，注重表述中的道情、理趣，推崇表现的含蓄、婉曲，喜好艺术形式的中和、适度。
可归结为以下几点：一、中国音乐的乐音具有带腔性，即每个乐音的固定的音高外，音与音之间是过渡、递变的关系。
二、中国音乐的调式多种多样，有宫、商、角、徵、羽五种。
每种调式的的音阶又可分为五声，六声，七声三类。
其中，宫、徵调式的色彩比较明亮，羽、角调式的色彩比较暗淡，商调式介于两者之间。
三、中国音乐的节拍节奏具有较大的自由性，旋律的表现突出，几乎包括了音乐的所有内容。
1.2日本音乐的特点日本同其他各个民族的音乐一样，拥有与其民族历史一样悠长的历史，并在此过程中以惊人的包容度陆续吸纳了中国、印度等国音乐的精髓，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日本人喜好较为广泛的音色变化，尤其在音乐中，对于许多没有特定音高的音色非常的重视，非常讲究。
日本音乐的特点如下：一、日本人对于音乐的品味，喜好较广泛的音色变化，尤其在音乐中们对于许多没有特定音高的音色非常重视，例如在吹奏尺八的时候，开始的气音，代表着风吹树叶摇曳的声音，非常的讲究。
二、日本的旋律种类放多，十分难以归纳，一般而言，常常会对短小的动机反复，乐曲结束的乐段，常常是重复开始的乐段，某些特定的动机，在其戏剧音乐中，会代表特定的角色、意义或气氛。
在大多数的声乐当中，有十分浓厚的装饰音。
三、日本音乐旋律喜欢使用4度，也是常见的特色，不同乐器合奏合唱是以异音齐奏的方式。
最常见的日本音乐形式有类似于中国的序-破-急3个步骤，序指的是乐曲开始的乐段，接下来的破，速度逐渐增加，急乐曲的速度达到最高点，只有在终了前才将速度放慢。
2 唐代音乐对日本的影响我国和日本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开始展开音乐文化的交流，而在我国的唐代时期，尤其是日本的圣德太子（574——622）摄政时期开始，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日益频繁，日本曾先后派遣十几批“遣唐使”到我国来，其中每个使团都设有音乐长、音乐生，他们在我国学习我国的音乐，并且又把我国的音乐带回到日本，从而使我国音乐在日本国土上得以广泛的流传，并对日本的音乐产生很大的影响，下面我们就对中日音乐在隋唐时代的交流进行一些介绍。
中日音乐文化交流从唐代贞观年间开始是中国音乐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在日本，遣唐使着重学习唐朝的礼乐制度和音乐歌舞艺术并进行相关交流活动；在日本宫廷内部，也仿照唐朝的礼乐制度内教坊等掌管音乐的机构，同时大量引进唐代的乐器、乐谱、乐书等。
可以说，中日的音乐文化交流，使日本音乐极大地丰富和繁荣起来。
下面就唐朝时期传入到日本的乐器的品种、应用及发展进行研究。
2.1 唐代中日音乐的交流唐代以来，中日两国音乐文化交往频繁，日本经常派“遣唐使”、“学问僧”和留学生来中国，他们在中国演奏日本音乐，又把中国音乐带回日本。
公元702年，日本设立“雅乐寮”，有乐师专门演奏唐代传去的乐曲。
唐开元年间，日本人吉备真备在中国留学十七年后回国时，带去相传为武则天撰写的《乐书要录》、方响、铜律管等。
日本古乐书称《儛图》、《唐儛图》、《唐儛绘》。
经日本学者考证，它可能是公元十二世纪前后的作品，并认为是研究中国唐代乐舞的珍贵资料。
日本奈良正仓院保存着唐代乐器和舞蹈所用的服装器具等文物。
其中一部分是圣武天皇天平胜宝四年（752）东大寺举行大佛开眼会时所用的。
乐器有金银平文琴，通体施精美的金银平纹饰，轸、足为象牙制，琴底凤池内有“乙亥元年（735）季春造作”的字迹。
螺钿琵琶，其背面嵌螺钿花纹，面板装有捍拨，上绘一白象，四人骑坐奏乐。
还有琵琶拨子。
螺钿紫檀五弦琵琶，其捍拨处贴玳瑁簿片，上面嵌骆驼载胡人弹琵琶图象。
螺钿紫檀阮，其圆形捍拨上，绘有花下弹阮图象。
刻雕尺八，通体雕刻精美花纹和四女像。
漆竖箜篌残件，有糟、颈、脚柱、响板、梁等部分。
从此残件和有关图象来看，古代竖箜篌的音箱在向上弯曲的曲木上，其下面的横木只供系弦之用。
因为迄今尚未发现完整的古代箜篌实物，此残件亦弥足珍贵。
日本流传有古抄本《五弦谱》一卷，正仓院也保存《天平琵琶谱》一页，是天平十九年抄本，相当于唐玄宗天宝六年（747）。
这两种乐谱所用符号和记谱法与《敦煌曲谱》相似。
正仓院还保存笙、排箫、竽、腰鼓等乐器和有关文字、图象资料，都是研究唐代音乐和中日文化交流历史的珍贵实物。
2.2 日本收藏的唐传乐器正仓院原是东大寺的宝物殿，相当于是东大寺的仓库，现存的正仓院全部为木构建筑，屋顶为四阿式，内分北仓、南仓和中仓。
到明治时代，整个正仓院连同宝物划归皇室专有，脱离东大寺，直接由皇室管理。
正仓院的宝物主要来源有三：一为唐代传入日本的中华精致文物；二为经由中国传入日本的西域文物；三为奈良时代日本模仿中华文物所做或创造之物。
其中，正仓院保存乐器共有15中、59件。
2.3 日本对唐朝传入音乐的使用2.3.1 唐代乐器在日本雅乐中的使用所谓雅乐，中文意思就是“雅正之乐”，是日本兴盛于平安时代的一种传统音乐，也是以大规模合奏型态演奏的音乐。
乐曲以器乐曲为多，至今仍是日本的宫廷音乐，是现存于世界最古老的音乐形式。
雅乐最初在奈良时代自中国及朝鲜传入日本，随后经模仿及融合而产生日本雅乐。
日本平安朝中期制定了“左方之乐”与“右方之乐”。
左方之乐以中国系的音乐为主，包括印度系的音乐等。
右方之乐以朝鲜的音乐为主，包括有当时渤海国的音乐。
因此也把前者称为唐乐，后者称为高丽乐。
在日本，左居大，宫廷内左大臣也尊于右大臣，所以在所有方便左方都比右方收到尊敬。
左方之乐与右方之乐在乐器种类和乐器编制上是有区别的，在左方的管乐器里有龙笛（横笛）、觱栗、笙。
右方的乐器中虽然用觱栗但原则上不使用笙，而且没有龙笛，而是以其他形态的笛代替。
在弦乐器中，左方有筝和琵琶。
右方则原则上不使用弦乐器。
还有在打击乐中，左方使用大鼓和辐鼓、枉鼓。
而右方则用三鼓来顶替蝎鼓。
因而，就整体而言，唐代大曲实是日本雅乐的中心，但日本雅乐与唐燕乐大曲在演奏方式上各具风采。
其中乐器构成是日本雅乐与唐燕乐大曲比较中耐人寻味的问题。
唐燕乐演奏过程中使用的乐器种类十分丰富，仅坐部伎就使用多达26种乐器，而日本雅乐中的管弦，使用8种乐器（左方乐3管：笙、觱栗、横笛；2弦：琵琶、筝；3鼓：太鼓、征鼓、揭鼓），伴奏舞乐时则使用6种乐器（弦乐器除外）。
在唐燕乐大曲的乐器构成中，仅坐部伎就使用10种左右的外来乐器，例如揭鼓和琵琶在唐燕乐演奏中起的作用较大，它们既承担独奏任务，有时也参与合奏，且对演奏技法的要求也很高。
而在日本稚乐中，琵琶仅仅是作为节奏乐器而存在。
又如日本雅乐中的笙可以吹奏15个音，而正仓院保存的唐笙为17管，可以吹奏17个音，比日本雅乐使用的笙增加两个音，所有的音都可以吹奏5个或6个和音。
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了在规模性、体系化的音乐形态中，中日两国对于乐器的理解不尽相同，日本音乐在规模组合的能力方面与中国音乐还有距离。
对于琵琶在音色和参与乐音组织的功能性理解，日本音乐界一直存有与中国音乐不尽相同的领会，这可能是由于不同的地缘因素导致的民族心理有关，唐乐以广阔的疆域和文化格局为依托，气象宏大，能够使凄清的音色转化为生机盎然富有情趣的元素，而日本音乐形态基于岛国心理，其对乐器乐音的调和性和兼容度相对较为有限。
2.3.2 唐代乐器在日本本土化音乐中的使用日本不仅在日本雅乐中使用唐代传入的乐器，在日本本土化音乐中也频繁使用。
产生于日本平安时代初期的催马乐，日本古代经典《枕草子》和《源氏物语》中都记述了催马乐的有关内容。
贞观元年（859年）去世的广井女王就是位催马乐的高手，她还将音乐技法传授给了许多人。
当时用于催马乐的伴奏乐器如前所述，左方方乐用管乐器：笙、觱栗、龙笛；弦乐器：琵琶、筝以及唱歌的主角（称作句头或拍子）手持的易拍子。
还使用过另外三种打击乐器：鼓、揭鼓、枉鼓。
后来作为打击乐器的只有易拍子，演奏着两手中持两块板（易）、用右手的易的侧边，敲击左手的易的平面以发出响声。
后来催马乐的正式演奏人数是笙、革策、龙笛各一人，琵琶、筝各二人，歌的首席（句头）一人，助唱者（付歌）八人。
流传于日本本土的还有朗泳，是日本平安时代中期在贵族社会中流行的在乐器伴奏下对汉诗文进行的咏唱形式。
其伴奏所用乐器：朗泳比催马乐更注重声乐本位。
它的伴奏与催马乐不同，不使用弦乐器，也不用易拍子。
只用笙、觱栗、龙笛各一管。
2.4 日本宫廷乐制的改革日本宫廷乐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即是对乐器进行整理统合，日本学者吉川英史指出：以弦乐器为例，新罗音乐所用的新罗琴（伽耶琴）、百济音乐所用的百济琴（笙使）、中国的音乐所用的琴（七弦琴）及瑟、阮咸、五弦等等都被停止使用。
在管乐器中，能发出低音的大形的笙（称作竿）、大觱栗、萧、尺八（“古代尺八”或称“正仓院尺八”）、莫目等等也被停止使用。
同时，对朝鲜音乐以及日本传统音乐也进行了改革，中国乐器演奏被加入其中，觱栗就是一个代表。
因为朝鲜的觱栗与中国的不同。
日本的被称为土革觱栗。
乐器被淘汰的原因，主要是出于音乐的调子和音阶等整理统合考虑的自然取舍，也可能是缘于操作不便、演奏技术复杂等等消极面的原因。
对此，日本学者吉川英史先生的观点是：“舍去的重要原因是与日本人的喜好有着关系的，这有着很积极的意义。
例如垂直和大觱栗那样的低音乐器的废止就反应了这个意思。
”总而言之，从正仓院完好地保存着1200年前的唐传乐器，有力地证明了中日两国音乐交流的悠久历史，并突显出当时中日两国器乐演奏的繁荣和乐器制作的工艺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