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沙体系”优先适用原则及其责任限额条款的效力（作者：武汉大学法学院国际私法博士研究生白峻）【案号】（2008）萝法民二初字第64号【案情】原告：广州鎏星贸易有限公司。
被告：中外运一敦豪广东分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分公司）。
被告：中外运一敦豪国际航空快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敦豪公司）。
2004年9月22日，原告与广东分公司签订《中外运敦豪运输服务合同》，约定：原告委托广东分公司为承运人，负责通过敦豪网络为原告提供全球快递运输服务；广东分公司提供的《DHL快件运输协议》适用于原告委托广东分公司承运的所有货物；因广东分公司违约给原告造成损害的，应按《DHL快件运输协议》中的约定给予赔偿；《DHL快件运输协议》对广东分公司就原告货物的丢失、损坏和延误所承担的责任有所限制；本协议自2004年9月22日起有效期两年等内容。
其后，原告一直使用广东分公司提供的“DHL快件专递单”，并每月结算快递费用。
该专递单的背面印有《DHL快件运输协议》，协议载明：DHL的责任，基于本协议对发件人所承担的责任仅限于直接损失，且不超过本条所规定的每公斤或每磅的限额，因发件人可事先对特殊风险投保，DHL不承担任何其他损失或损害（包括但不限于利润、收入、利息及未来业务的损失），无论这些其他损失和损害是特殊的或是间接的，无论DHL是否在受理快件之前或之后知晓存在这些损失或损害的风险，如快件采取包括空运、陆运或其他方式的多式联运，除非另有证据，否则任何损失或损害将被推定发生在空运阶段，DHL在任何一票目的地位于中国境外的快件运输中所承担的全部责任都不超过货物实际现金价值，且不得超过以下各项中的最高额：100美元；华沙公约：在空运条件下，如果派送的快件的最终目的地或停靠国不在发件国，则华沙公约在可适用的情况下，适用于并在大多数情况下限制DHL对快件丢失、损坏所应承担的责任等内容。
2007年9月29日，原告将一份文件交给广东分公司寄往巴拿马，原告交寄物品名称注明“文件”，重量0.5千克，快递费用合计共291.06元。
同年10月15日，广东分公司致函原告，告知快件在抵达美国转运中心后不慎丢失。
其后，原告再次将相同文件交给广东分公司寄往了巴拿马。
原告诉称：原告2007年9月29日托运的快件内容为提单，在广东分公司遗失该快件后，原告不得不重置提单、刊登遗失声明、交存保证金并再次投递，发生的费用及造成的损失共计69905.4元，故原告请求判令两被告赔偿损失69905.4元。
两被告辩称：对于原告的损失，被告应按照双方《DHL快件运输协议》的承运人赔偿限额条款予以赔偿，而不应适用《华沙公约》中的承运人赔偿条款；原告托运时没有要求保价，也未在贵重物品栏中予以注明，仅仅标注“文件”，故被告只能按一般文件的价值赔偿；被告只同意支付原告再次投递费用291元，原告所称的其他损失与本案无关，不同意赔偿。
【审判】广州市萝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的快件运输为国际航空运输，承运人广东分公司住所地属本院管辖范围，本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
原被告间形成的是国际航空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民用航空运输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根据本案快件存根背面的DHL快件运输协议中关于法律适用的约定，应认定为双方当事人对合同关系选择适用华沙公约为准据法。
对于《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及《修订1929年10月12日在华沙签订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的议定书》，我国均已加入并经批准生效。
《修订1929年10月12日在华沙签订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的议定书》第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在载运登记的行李和载运货物时，承运人的责任以每公斤250法郎为限，除非旅客或托运人在交运包件时，曾特别声明在目的地交付时的利益并缴付必要的附加费。
在后一种情况下，除非承运人证明旅客或托运人声明的金额是高于旅客或托运人在目的地交付时的实际利益，承运人应在不超过声明金额的范围内负赔偿责任。
”此项规定表明，航空货物运输的承运人对登记的行李、货物发生遗失、损坏或延误所应承担赔偿责任，采用的是最高责任限额赔偿原则，即承运人一般情况下的赔偿责任以每公斤250法郎为限。
结合该议定书第十一条第五款的规定，上述“法郎”指的是“金法郎”，按照我国邮电部《关于调整金法郎与人民币折合率的通知》规定：“1金法郎合3．9元人民币”。
而在本案中，《DHL快件运输协议》规定承运人在任何一票国际航空货物运输中的最高赔偿责任仅以100美元为限。
根据《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企图免除承运人的责任，或定出一个低于本公约所规定责任限额的任何条款，都不生效力，但契约仍受本公约规定的约束，并不因此而失效。
”相对比可知，250金法郎折合人民币已经超出100美元折合人民币的币值，更何况《修订1929年10月12日在华沙签订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的议定书》最高责任限额赔偿是以每公斤单位为限额的，故《DHL快件运输协议》中的赔偿条款因低于议定书中的责任限额条款而归于无效，广东分公司应当依照《修订1929年10月12日在华沙签订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的议定书》承担最高限额的赔偿责任。
综上，广东分公司应对货物的遗失在最高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鉴于货物重量为0．5公斤，合计赔偿125法郎；由于广东分公司是被告有限公司属下的不具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故敦豪公司应对广东分公司向原告承担的民事责任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虽然原告称所托运的货物价值较大，但其在运单上既未在贵重物品栏中注明，亦未申报货物价值，故对其要求超过承运人最高责任限额予以赔偿的请求，不符合《修订1929年10月12日在华沙签订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的议定书》第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不予支持。
据此，广州市萝岗区人民法院判决广东分公司赔偿原告损失125法郎，敦豪公司对广东分公司不能赔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原被告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评析】本案争议的焦点以及法院审理该类案件的难点集中于对“华沙体系”适用原则及其责任限额条款的理解适用。
一、“华沙体系”在我国的优先适用与直接适用国际航空运输已逐渐成为现代生活常见的运输方式，当前调整国际航空运输的国际公约主要有：1929年《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以下简称1929年《华沙公约》），1955年《修订1929年10月12日在华沙签订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的议定书》（以下简称《海牙议定书》），1961年《统一非缔约承运人所办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以补充华沙公约的公约》（以下简称《瓜达拉哈拉公约》），此外还有修改1929年《华沙公约》的1971年《危地马拉议定书》以及四个蒙特利尔附加议定书，从而上述八个文件总称为“华沙体系”。
1999年订立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以下简称《蒙特利尔公约》）则是一部全新体系的公约，其适用效力优先于所有“华沙体系”。
目前，我国已经加入了1929年《华沙公约》、《海牙议定书》以及《蒙特利尔公约》1。
“华沙体系”中的国际条约，在我国的适用应贯彻优先适用与直接适用原则：1、优先适用原则。
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与《航空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款，均确立了国际条约的优先适用原则。
所谓的优先适用有两层含义，从形式上看，指国际条约相对于国内实体法的规定而得以优先适用；但从实质上看，其“优先”是相对于我国法律中的冲突规范而言，指的是国际条约中的实体规范无需冲突规范的指引即可适用。
2、直接适用原则。
条约的直接适用是指条约被直接并入国内法并且成为当事人向国内权力机构主张权利的直接依据。
2我国宪法没有对国际条约的直接适用进行明文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民事及民事诉讼领域内的大多数国际条约往往可以直接适用，而无需采用转化为国内法的间接适用方式，如上述《民法通则》与《航空法》条款实际上已经赋予了国际条约直接适用的效力。
本案涉及复杂的“华沙体系”，如何具体贯彻国际条约的适用原则是本案审理需解决的首要问题。
“华沙体系”八个文件中的核心是前三个公约，该三个公约在效力上各自独立，“1929年《华沙公约》是基础，《海牙议定书》是对1929年《华沙公约》的修改，《瓜达拉哈拉公约》则是对前二者的补充。
”3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在《DHL快件运输协议》中约定适用“华沙公约”，但所谓“华沙公约”究竟是指“1929年《华沙公约》”还是指整个“华沙体系”？约定似乎不明确。
实际上，“华沙公约”一词含义的不明确曾在国际上造成混淆，故《瓜达拉哈拉公约》曾专门定义“华沙公约”均可用以指1929年《华沙公约》或《海牙议定书》4，故案件承办法官将当事人约定的“华沙公约”理解为“华沙体系”，遵循了国际惯例5；同时，当事人在同一国际航空运输合同关系中选择适用“华沙体系”的过程实际上包含了排除适用其他内容相冲突的国际条约的意思表示，又鉴于我国仅加入了“华沙体系”中的1929年《华沙公约》与《海牙议定书》，故法院以此两个公约作为本案应适用的准据法。
但笔者认为，鉴于民事国际条约在国内直接适用的特性，当事人在国际民事法律关系中关于适用法律的约定不明确时，法官首先应以体系解释的方法，充分考量该领域内我国所加入的全部国际条约之规定。
实际上，随着《蒙特利尔公约》2005年7月31日对我国的生效，该公约已对“华沙体系”中各公约的简称作出界定，其中简称“华沙公约”对应的公约仅指1929年《华沙公约》6。
所以，虽然本案最终判决结果并无不同，但本案适用1929年《华沙公约》而非1929年《华沙公约》与《海牙议定书》会1我国加入该三个公约的时间分别为1958年、1975年、2005年。
2罗国强：《论国际条约的国内适用原则》，载《兰州学刊》2010年第6期，第124页。
3李双元主编：《国际私法》2007年5月第二版，第341页。
4《瓜达拉哈拉公约》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华沙公约’，根据第２款所述合同中的运输受何者约束，分别指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１２日在华沙签订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或指１９５５年在海牙修改的华沙公约。
”5由于我国未加入《瓜达拉哈拉公约》，不能直接适用该公约，但公约中常理性的内容可以作为国际惯例予以适用。
6详见《蒙特利尔公约》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更为准确。
笔者结合国际条约适用原则及当事人选择适用准据法的意思自治，对“华沙体系”等国际条约在我国几类较为特殊的适用情形作如下分析理解，以期对该类案件的审理在逻辑上予以厘清：1、我国已加入的国际条约适用情形如上所述，只要涉案法律关系属于我国所加入国际条约的适用范围，则该国际条约对我国法院受理的涉外民事案件自动直接适用，而无需我国相关冲突规范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