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位中国当代飞机设计大师按中国社会历史阶段划分，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为近代，1919年到1949年为现代，1949年以后为当代。

我在第194篇微文里，历数12位我心目中的中国近代航空事业先驱的丰功伟绩，向他们表达我崇高的敬意。

他们有所作为的年代基本对应“近代”，个别人、如王助，稍稍跨越至“现代”。

而到了现代，由于战乱频仍、国事艰辛，影响了航空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在这一领域的群体性推进。

新中国成立后，航空事业获得历史性发展与进步，涌现出一大批航空科学技术的领军人物，首先是一批引领技术进步的飞机设计师。

在我心目中，黄志千、徐舜寿、陆孝彭、屠基达、马凤山、顾诵芬、宋文骢、陈一坚、石屏、唐长红、孙聪、杨伟是最杰出的12位，他们堪称中国当代飞机设计大师。

我并不在意他们获得的荣誉等级、得奖几许，我看重的是，他们均担纲重要飞机型号设计，且品格高尚、学养深厚，他们的功勋已融入强国强军的伟业，他们的丰碑立在亿万国人的心头。

他们的另外一个称谓是“......飞机之父”。

关于“之父”，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请阅我的第137篇微文《关于“......之父”的讨论》）。

以下是文中的几段：——让我们从“家父”谈起。

有那么多动人的词汇形容父亲，但在我看来，一个家庭里负责任的父亲，是一座山——坚定伟岸，有责任感，有包容心。

这是好父亲最重要的形象和标志。

......——因一项事业、一个企业、一款型号而集结起来的人们，组成犹如家庭一样的团队，需要犹如“父亲”一样的掌门人。

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而是需要什么样的父亲，以及如何被大家、被历史承认并记住这是一位好父亲。

......随着科技的发展，科技对产品开发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技术负责人（从常设的CTO、总师到型号、项目的技术总负责）的作用和地位也随之日益提高。

特别是高科技领域，创新技术是灵魂，创新技术的拥有者、掌握者或主要推动者就成为灵魂人物。

于是，“......之父“逐渐转为对这些灵魂人物的特殊称谓。

当然，也有人扮演着复合的角色，如俄罗斯航空航天界的一批大师，如美国的乔布斯、马斯克们。

——说心里话，我并不太喜欢这个称谓。

不是因为不需要，而是在中国的语境下、在现实的科研环境里，把他的词义搞歪了，且时而滥用，常让人生出“情何以堪”的感慨。

但现代科技事业，需要“之父”，这是天经地义的。

谁会否认乔布斯是苹果之父呢？谁会否认钱学森是中国航天与火箭之父呢？...世界航空强国都极为重视和张扬个人的作用，型号名、企业名以人名为之的，比比皆是。

——现代科技虽然是集体的事业，但不可替代的大师作用不降反升。

这是因为，越是创新，越需创意；而创意来自思考力，来自痴迷，来自想象，来自执着......。

这是因为，越是复杂，越需决断；而决断来自优良的知识结构，来自对本专业和相关专业发展状况与趋势的准确把握，甚至是来自决策人的一种情怀。

各行各业，概莫能外。

——大师或“之父”的形成，来自从无到有地提出方案，来自覆盖全局的战略谋划，来自关键时刻的拍板决策，来自困难时刻的坚持和找出重大问题的解决之道。

“之父”当然只能在实践中产生，既不能靠宣传阵势造出来，也不能靠行政手段硬封......。

在各色科技大家庭里，“之父”是鲜活的、强有力的、可信赖的，“之父”如山、如旗、如魂，象征着号召力、战斗力和影响力。

基于我的上述认识，我心目中的这12位飞机设计大师，同时也是他们所领导、所献身的型号“之父”。

或许，有人还不太习惯对相对年轻的总师们如此称谓，但我要说，型号之父的称号于他们受之无愧。

他们是伟大事业的光荣代表，他们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做出了杰出的个人贡献，何况他们已不再年轻，最小的一位也年满54岁。

由于各种原因，过去对他们宣传不多，国人对他们知之甚少。

他们不图扬名传世，但求救国图强；他们习惯于隐姓埋名，默默奉献；“什么也不说，祖国知道我”，是这种心态和境界的生动写照。

但现在，该是让人们知道他们的时候了。

当我们迎来中国航空进入21世纪以来的井喷式发展，当航空事业的飞速发展正在助推民族复兴的伟大进军，国人理应更多地了解他们，知晓他们的业绩和贡献，以此提升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并用他们的精神感召和激励我们，去为实现强国梦而奋斗。

记住他们吧！他们，以及像他们一样为国家强盛、民族复兴而埋头苦干的人，才是国家之栋梁、民族之希望。

我们的年青一代应该把他们当作榜样、明星和偶像，而他们也该有更多的拥趸、粉丝和追星族。

如此，则大道通天，正气浩荡，能量爆棚，实业振兴，强国富民才不会只是一场美梦。

作为一名老航空科技工作者，我有幸认识他们中的8位，同其中6位有直接工作交集，包括至今还在引领我们奋斗的五位——两位同为87岁、老而弥坚的前辈和三位风华正茂的“知天命”的总师。

在与他们的共事中，我所得多多——情怀的熏陶和学识的滋养，以及为共同事业结下的情谊。

我深感有责任写下他们；本文素材虽大多来自公开资料和部分院士丛书，但我把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写在一起，我用我的眼睛看他们，文中浸满我对他们的爱戴和尊敬。

12位中有7位已经永远离开我们，按卒年，他们是黄志千、徐舜寿、马凤山、陆孝彭、屠基达、宋文骢、石屏，让我们永远学习和缅怀他们。

站立在奋斗行列的排头，带领我们砥砺前行的5位是——顾诵芬、陈一坚、唐长红、孙聪、杨伟；我们更要认识他们，并祝愿他们健康，为祖国的航空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以下，按出生年月（宋文骢、顾诵芬、陈一坚出生在同年，按月份排列，其他各位则只记年号了），依次介绍这12位飞机设计大师的高尚人格和不朽业绩，同时，也是我国当代飞机发展历程的一个共同回望。

黄志千（1914~1965）仿制米格-21江苏淮阴人。

1947年自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怀着抗日救国的志愿参加南京国民政府空军，在航空机械学校受训。

1948年结业后，辗转于多家飞机制造厂，参与或负责多型飞机的修理及机场服务工作。

1944年10月，赴美国康维尔飞机制造公司任雇员。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进入密歇根大学航空研究院攻读力学。

1946年9月，赴英国格洛斯特飞机制造公司工作，参与“流星”号先进战斗机和EI44型喷气式战斗机的设计。

1949年归国后，即投身航空工业建厂计划工作。

1951年7月，调任沈阳飞机制造厂设计科代理科长。

1954年9月，担任航空工业局第一技术科设计组组长。

1956年初，参加了我国科学技术十二年发展规划的制定。

同年8月，我国在沈阳组建第一个飞机设计研究室，黄志千被任命为该室的副主任设计师。

他与徐舜寿等共同领导了设计室的创建工作，成功设计了歼教-1型喷气式教练机，并参与组织领导了初教-6型初级教练机和强-5型强击机的总体方案设计。

1961年8月，被任命为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总设计师。

他同其他领导人一起，组织领导了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研究所的创建工作，并为“歼-8”型高空高速歼击机的研制成功奠定了技术基础。

黄志千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求实进取，不图名利，勤恳工作，为我国航空设计事业贡献了一生。

不幸的是，1965年5月20日，黄志千赴西欧考察，途经开罗上空因飞机失事不幸罹难，享年51岁。

徐舜寿（1917~1968）徐舜寿与歼教1飞机试飞员于振武歼教1浙江吴兴人。

1937年从清华大学机械系航空工程专业毕业后到杭州笕桥飞机制造厂工作。

1944~1946年在美国实习。

回国后，以满腔热情投身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和建设。

曾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上校军衔。

1956年8月在沈阳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教练机——歼教1；随后，又主持了初教-6型教练机和强-5型强击机的总体设计。

1961年8月任新成立的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技术副所长，组织专业建设，领导开展对苏制米格一21飞机的“摸透”和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的设计方案论证和技术准备工作。

1964年7月，调往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任技术副所长兼首任总设计师，组织领导了轰-6飞机改进改型设计，为运7和歼轰7的研制做出奠基性贡献。

徐舜寿为“两弹一星”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接受并领导了核爆炸试验用的取样器的设计任务和用飞机投放氢弹的可行性研究，为中央最终决策采用飞机投放氢弹提供了重要依据。

他把毕生心血献给了我国的航空事业，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几乎全部飞机型号都与他的名字直接相连。

在他的规划下，在沈阳建造了中国第一座跨、超音速风洞；他编写了《飞机性能捷算法》，编译了第一部《英汉航空工程名词字典》，编译出版了《飞机构造学》《飞机强度学》《飞机寿命》等书。

他学养深厚，诲人不倦，思维清晰，作风细致，品格磊落；在技术上有远见卓识，富有创造性和开拓精神。

他以自己的学识修养与言传身教，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造就了一批中国航空工业的栋梁之才，如两院院士顾诵芬、工程院院士陆孝彭、屠基达、陈一坚、管德等。

让人痛心的是，在那场“革命”中，徐舜寿被残酷迫害，1968年1月6日割腕自杀，终年51岁。

这是新中国航空事业的莫大损失。

徐舜寿的名字和他做出的巨大贡献被镌刻在新中国航空事业的丰碑上，为国人和后人永世怀念。

也但愿政治清平，国泰民安，让徐舜寿的悲剧永不重演。

陆孝彭（1920~2000）强5江苏常州人。

1941年自重庆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毕业后，在两家飞机制造厂任制图员和设计员。

1944年12月起，赴美国麦克唐纳公司、英国格罗斯特公司实习飞机设计。

1949年8月经香港回到北京，投身新中国航空事业。

先在北京南苑飞机修理厂任工程师，负责飞机大修。

1956年，调入沈阳飞机厂任喷气式教练机歼教1的主管设计师；凭着科学态度和拼搏精神，创造了在100天内完成生产图设计、原型机生产和首飞上天的奇迹。

1958年调入南昌飞机厂，领导了中国第一款超声速强击机——强5的设计与研制。

1965年首飞成功。

此后，经多次改进改型，成为空军的主力机种，并外销亚、非。

陆孝彭被誉为“强5之父”。

他还领导了轻型先进战斗机——歼12的研制，于1970年12月26日首飞上天。

虽未列装，但成为重要技术储备。

晚年仍致力把歼12技术储备用于中国第四代战斗机研究。

逝世后，留下40万字的《第四代轻型歼击机研究报告》。

在他带领下形成“的自强自立，求实创新，百折不挠，团结奋进，献身航空，勇攀高峰”的强5精神，成为航空工业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他光辉人格的写照。

人们赞扬他：“科学报国，百折不挠，无愧航空巨擘；治学严谨，淡泊名利，堪称世人楷模”。

屠基达（1927~2011）屠基达是超7飞机计划的奠基人之一，该机是枭龙飞机的前身歼5甲歼7浙江绍兴人。

1951年自上海交通大学航空系毕业后，即投身初创的航空工业，历任哈尔滨飞机厂设计员、设计科长，沈阳飞机厂“初教6”、“东风107”飞机主管设计师和成都飞机厂设计所所长、总工程师及“歼5甲”飞机主任设计师、“歼7IIA”、“歼7M”飞机总设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