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仲裁裁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问题学院人文学院班级2010213105班学号10212557姓名丁兰震1摘要:在国际商事仲裁成为解决国际商事纠纷主要手段的今天,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备受关注。
《纽约公约》的施行以及国际以此为基础而缔结的其他公约,各国以《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为蓝本而修改或制定的仲裁法,使仲裁法律和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逐渐走向国际化和统一化。
我国1987年加入《纽约公约》,步入了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际行列。
但是由于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起步比较晚,在承认与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已经影响到我国的国际声誉。
本文对此作出简单的分析,并给出一定的建议。
关键词:《纽约公约》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一外国仲裁裁决的概念与范围1.什么是外国仲裁裁决一国法院在处理有关当事人提出的仲裁裁决的承认和认定的有关事宜的时候,首先会对仲裁裁决进行认定,即有关的仲裁裁决是内国仲裁裁决或者是外国仲裁裁决。
之所以要做此认定,是因为不同的仲裁裁决要适用不同的法律。
《纽约公约》第一条第一款定义了外国仲裁裁决,因自然人或发人间的争议而产生且声请承认与执行所在地国以外之国家内做成者,其承认与执行适用本公约。
本公约对于仲裁裁决经声请承认与执行所在地国认为非内国裁决者,亦适用之[1]。
这其中包含了三个标准:第一,在申请承认与执行地所在国之外的国家内做出仲裁裁决,此标准是国际上比较同性的外国仲裁裁决的判断标准即地域标准。
第二,对于被申请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地所在国的国家认为该裁决是非内国裁决的也可以适用本公约即非内国裁决,也就是一份仲裁裁决在一国境外做出,即便做出仲裁裁决的的仲裁机构属于该国仲裁机构,也是属于外国仲裁裁决;如果一份仲裁裁决在该国国内做出,则应该认定不是外国仲裁裁决,但是根据规定认为是外国裁决的也使用公约。
第三,混台标准。
即同时采用裁决作出地标准和非内国裁决标准作为认定外国裁决的依据,1958年《纽约公约》是典型的采用泪合标准的一项国际公约[2]。
1《纽约公约》第一条第一项尽管《纽约公约》多外国仲裁裁决做出了规定,但是实践中对于外国仲裁的理解,我国法律的规定和《纽约公约》还是有差别的。
事实上,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中,是没有对外国仲裁做出明确规定的。
尽管在最高人民法院2于1995年8月29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明确出现“外国仲裁”的表述,但实际该通知主要内容是对人民法院受理具有仲裁协议的涉外经济纠纷案不予执行涉外仲裁裁决以及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逐级报告制度做出规定,并没有对何为外国仲裁予以明确。
2.外国仲裁裁决的范围《纽约公约》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仲裁裁决”一词不仅指专案选派之仲裁员所作裁决,亦指当事人提请仲裁之常设仲裁机关所作裁决[3]。
本条款中专案选派之仲裁员所做裁决实际上就是临时仲裁裁决,也就是说《纽约公约》对临时仲裁裁决也是适用的,对于机构的裁决公约则肯定是适用无疑的公约在此肯定了临时仲裁裁决的地位,对外国仲裁裁决的更有效更好的执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另外,外国仲裁裁决中的外国并不是任何除本国外的其他国家,虽然《纽约公约》的立法宗旨是使那些相对于被申请承认及执行国之外的所有国家的仲裁裁决都可以得到有效地承认和执行,但是公约设定了互惠保留制度,即各国再加入公约时可以作出互惠保留的声明,我国就在加入公约时作出了互惠保留的声明。
而一旦声明后,就只有义务承认和执行本公约的其他缔约国的仲裁裁决,而对于本公约的非缔约国是不必承认和执行的。
此外我国在加入此公约的同时还作出了商事保留的声明,商事保留是指我国仅对“契约性和非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所引起的争议”作出的裁决予以承认和执行,在这个范围之外的裁决我国是不予承认与执行的。
所谓“契约性和非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具体的是指由于合同、侵权或者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而产生的经济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但不包括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争端[4]。
二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法律制度为了保证仲裁裁决得到顺利执行,我国一贯坚持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的立场,因此,无论法律的规定或是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司法解释或通知,都体现了这一3《纽约公约》第一条第二项4我国1987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知》第二项立场。
目前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加入相应的国际条约,己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制度。
31.适用《纽约公约》的问题我国在加入1958年《纽约公约》以前,在我国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只能将外国仲裁裁决视作外国法院的判决或裁定对待,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申请必须通过有关外外法院的委托,当事人不能直接向中国法院申请。
这些原本是适用于承认和执行法院判决或裁定的条件,在适用于承一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过程中,使得在我国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存在诸多不便。
我国自参加了国际仲裁领域两个最重要的国际公约,即1958年《纽约公约》和1965年《华盛顿公约》,为外国仲裁裁决在我国的承认和执行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当事人向我国申请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时可以根据这两个公约的有关规定办理。
通过直接援引《纽约公约》的条文,中国采纳了公约所设定的强制执行外国裁决的机制。
只要不存在公约第五条第一款和第二款所列举的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裁决的情形,该外国裁决就不会被拒绝执行[5]。
发布《纽约公约》通知是为了具体明确中国贯彻实施《纽约公约》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根据《纽约公约》通知,只要被执行人能证明该外国裁决有公约规定的不予执行的理由,裁决就会被拒绝执行。
2.我国的互惠保留原则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实行互惠。
从表面上看,互惠原则似乎与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处于“平等”地位,可以由法院选择其中之一。
5 裁决唯有于受裁决援用之一造向声请承认及执行地之主管机关提具证据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始得依该造之请求,拒予承认及执行:(甲)第二条所称协定之当事人依对其适用之法律有某种无行为能力情形者,或该项协定依当事人作为协定准据之法律系属无效,或未指明以何法律为准时,依裁决地所在国法律系属无效者;(乙)受裁决援用之一造未接获关于指派仲裁员或仲裁程序之适当通知,或因他故,致未能申辩者;(丙)裁决所处理之争议非为交付仲裁之标的或不在其条款之列,或裁决载有关于交付仲裁范围以外事项之决定者,但交付仲裁事项之决定可与未交付仲裁之事项划分时,裁决中关于交付仲裁事项之决定部分得予承认及执行;(丁)仲裁机关之组成或仲裁程序与各造间之协议不符,或无协议而与仲裁地所在国法律不符者;(戊)裁决对各造尚无拘束力,或业经裁决地所在国或裁决所依据法律之国家之主管机关撤销或停止执行者。
实际上,应理解为在我国没有缔结或者参加国际条约的情况下才能适用互惠原则,也就是条约优先:互惠原则只对非缔约国的仲裁裁决适用。
如果不这样理解,就会与我国法律规定条约优先原则相冲突,从而可能出现违背条约的情况。
当然,我国在参加《纽约公约》时作了互惠保留,从而在我国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实践中也要求互惠条件。
根据中国加入《纽约公约》时做出的商事保留声明,中国仅对按照中国法律属于“契约性和非契约性的商事法律关系”引起的争议适用该公约,这点前文已经提到。
3.依据我国内国法对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外国仲裁裁决可以在中国直接申请承认和执行。
根据该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直接向被执行人财产所在地或法定住所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人民法院依照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或协议办理;在没有可适用的国际条约或协议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也可根据互惠原则决定执行申请。
1994年我国颁布了《仲裁法》,自此,外国仲裁裁决在中国内地的承认和执行已具备了较充分的法律基础。
同时,司法解释也许是我国仲裁法的重要法律渊源。
针对各级人民法院在办案中遇到的问题,长期以来,最高人民法院以颁布司法解释的办法来予以补救。
最高人民法院对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遇到的有关实际问题也不外,作出了不少司法解释,以弥补法律的不足。
三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现状及法律思考随着我国《民事诉讼法》和《仲裁法》的颁布实施,近十几年来,我国法院在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方面付诸了大量的实际行动,严格按照《纽约公约》和法律的规定解释不予执行的各种理由,承认和执行了绝大多数的仲裁裁决,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
这一方面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与国际法律规则相接轨的重要举措。
但是,在少数案件中,部分法院对于不予执行理由的解释过于苛刻,还有一些因种种原因或被拒绝或被搁置,这或是法律意识的因素,或是出于地方经济的考虑,使得少数案件的裁定出乎人们预见的范围,外国仲裁裁决在我国的承认一与执行仍存在一些障碍。
1.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存在的一些问题(1)仲裁庭或仲裁员缺乏对管辖权作出决定的权力,不利于发挥仲裁高效的优势。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8年10月26日司法解释《关于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几个问题的批复》第3款: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一方当事人申请仲裁机构确认仲裁协议的效力,另一方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确认仲裁协议无效,如果仲裁机构先于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并己作出决定,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如果仲裁机构接受申请后尚未作出决定,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同时通知仲裁机构中止仲裁。
该规定对《仲裁法》第20条: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
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另一方清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的,由人民法院裁定的规定是一补充和改进,是法院支持仲裁的体现。
然而,无沦是《仲裁法》或是有关司法解释,对仲裁管辖权的决定权仅赋予至仲裁机关一级,没有下放至仲裁庭或仲裁员,这与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做法和《示范法》的步调都不相一致不利于提高仲裁的效率,拖延仲裁裁决的作出时间,影响仲裁裁决的执行。
(2)我国法律对“社会公共利益”未作任何解释或者明确限定,《民事诉讼法》第260条规定,执行涉外仲裁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依职权应裁定不予执行。
由于法律没有进一步作出限定解释,《民事诉讼法》第260条关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实际给予法院过于宽泛的裁量权。
这种权力的存在就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广泛应用提供了可能。
在司法实践中,我国一些人民法院对待外国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态度,也一般将社会公共利益作宽泛的解释,使本已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概念更加难以确定。
有的法院任意对“社会公共利益”以是否违反部门利益或者地方利益作为衡量违背的尺度,有的法院竟以本地的国有企业利益作为“国家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