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对中美关系的认识关于政治和经济的联系班级：11级4班学号：w1178106姓名：吕远达中美经济政治与经济的联系一.内容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目标是发展成为一个富裕、强大、统一的中国，以造福于本国及世界人民，同时维护世界和平。
美国的目标则致力于将自由与民主的理想散播到全世界，同时保持国家安全。
因此，中国大陆目前的政治系统、意识形态直接与美国的设想和利益冲突。
因此不少人戏称为“美中不足”。
二.关键字：台湾问题经济政治中美共治三.正文：1.台湾历史问题一直是中美外交重要的重要话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态势下，美国政府基于它的所谓全球战略及维护本国利益的考虑，曾经不遗余力地出钱、出枪、出人，支持国民党集团打内战，阻挠中国人民革命的事业。
然而，美国政府最终并未达到它自己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美国国务院1949年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和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艾奇逊在他的信中说：“这种结局之所以终于发生，也并不是因为我们少做了某些事情。
这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的产物，我国曾经设法去左右这些力量，但是没有效果”。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美国政府宣布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朝鲜战争爆发不过是给美国实行武力干预政策，提供了很好的借口和和重要机遇。
需要指出的是，杜鲁门政府在军事介入之前，公开提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
杜鲁门在他的有关封锁台湾海峡的声明中声称：“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考虑。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当时的美国政府本来可以从中国的内战中暂时退出，但是它没有这样做，而是对新中国采取了孤立、遏制的政策，并且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武装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海峡两岸关系。
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
美国第七舰队侵入了台湾海峡，美国第十三航空队进驻了台湾。
1954年12月，美国又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将中国的台湾省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
美国政府继续干预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造成了台湾海峡地区长期的紧张对峙局势，台湾问题自此亦成为中美两国间的重大争端。
为了缓和台湾海峡地区的紧张局势，探寻解决中美两国之间争端的途径，中国政府自50年代中期起，即开始与美国对话。
1955年8月至1970年2月，中美两国共举行了136次大使级会谈，但在缓和与消除台湾海峡地区紧张局势这个关键问题上，未取得任何进展。
及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和新中国的壮大，美国开始调整其对华政策，两国关系逐步出现解冻的形势。
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驱逐台湾当局的“代表”。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
公报称：“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遗憾的是，中美建交不过三个月，美国国会竟通过了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并经美国总统签署生效。
这个《与台湾关系法》，以美国国内立法的形式，做出了许多违反中美建交公报和国际法原则的规定，严重损害中国人民的权益，美国政府根据这个关系法，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和干涉中国内政，阻挠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统一。
2 中美经济战略对话首次对话于2006年12月在北京举行，对话坦率而富有成果，既加深了相互了解，也为加强双方合作提供了新契机。
双方围绕“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主题，就城乡均衡发展、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促进贸易和投资、能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5个专题、11个分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对话还达成了一系列实质性协定，包括中美同意在中国设立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代表处；美国支持中国加入泛美银行；双方缔结了促进美国对华出口的融资便利协定；中国将加入“未来发电计划”政府指导委员会；中美同意于2007年1月重新启动双边航空服务谈判等。
通过历次对话中美经济领域的合作有了长足的进步。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12月4日表示，中美两国在此间举行的第五次战略经济对话上就能源与环境合作达成5项具体成果。
第一，在电力、清洁水、清洁交通、清洁大气、森林与湿地保护5个领域完成了启动行动计划的准备，制定了分、子项目和分阶段路线图；第二，双方同意将能效合作确立为两国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的第6个领域；第三，双方已就十年合作框架下的绿色合作伙伴计划框架文件达成一致，胡锦涛主席特别代表、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布什总统特别代表、美国财长保尔森将代表两国政府正式签署；第四，两国有关机构，包括中国国家发改委和美国贸易发展署，以及两国的进出口发展银行，将就共同采取多种措施支持能源合作十年规划签署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第五，在十年合作联合工作组及两国有关地方政府和机构的共同努力下，中美已有7对绿色合作伙伴确立了合作意向，并将于当日签署合作意向书，包括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和美国杜兰大学将共同开展关于湿地保护的研究，中国的大连港与美国西雅图港将就建设绿色集装箱港开展合作，中国重庆市与美国丹佛市及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将就在城市应用电动、混合动力清洁汽车开展合作。
3.中美共治的话题讨论“中美共治”即中美共同治理世界，这一理念，发端于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
“中美共治”世界的话题，是当下美国最时髦的话题之一，也是美国的战略伙伴相当关心的话题。
中国学界对此也进行过广泛讨论，在伦敦20国峰会前后，有关此问题的言论频频见诸于报端。
但笔者以为，这个问题的探讨似乎还不够充分，还有深化的必要。
因为它不仅涉及到国际战略的重大理论，而且关乎到中国推动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现实决策，所以需要继续关注。
关于“中美共治”的可能性，从中美两国政府层面看，目前都不可能接受这种理念。
美国不会在“领导世界”的问题上，拱手交出领导权而与中国平分天下，中国的基本国策是“不当头”，不会改变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原则立场，作那种图虚名而招实祸的事情。
既然如此，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不是哗众取宠，一厢情愿？我觉得不能这样简单的看问题。
“中美共治”这一理念，发端于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
彼得森研究所是美国最知名的经济智库，作为创始人的伯格斯滕在美国政治、经济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他提出这一观念后，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赞成和反对者皆有之。
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不少知名政治家也赞同中美“两国集团”的设想。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主张，中美两国应建立一种“命运共同体”结构，将两国关系提升到类似二战后大西洋两岸关系的高度。
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也认为，中美之间的关系必须是一种与美欧、美日关系类似的全面的全球伙伴关系。
由此看来，“中美共治”的理念，在美国决不是一般学者层面的泛泛而谈。
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这两位学者兼外交家，不仅在国际政治理论方面造诣很深，而且直接掌管过美国的对外事务，他们既有深邃的国际战略眼光，也有娴熟甚至老到的国际政治经验。
这两位国际大师级的人物同样提出了相近的理念，一定有他们成熟的战略思考，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重视和深思。
目前，综观国内对“中美共治”问题的评论，主要包含以下看法：一是认为这种理念根本就不现实，完全是美国人的主观臆想，不可能成为中美两国的实际政策；二是认为这种理念反映出美国在经济危机中的无奈，既然美国单独“领导世界”已经力不从心，拉上中国这个“利益攸关者”分担责任，可能也是一种不得以的选择；三是认为提出这种理念，是美国在施展“巧实力”，或者说是美国对中国布下新的陷阱。
如果中国上套，那就不仅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而且也会失去发展中国家的信任，落个出力不讨好的下场。
毋庸讳言，对于任何问题的认识，都会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情况，这没有什么奇怪的。
但如果深究“中美共治”理念提出的背景，中美两国的现实关系和在当今世界所处的地位，以及国际体系由“一超多强”加速向“多强一超”转变的发展趋势，我们可能会从另一个角度做出解读。
过去，美国始终认为中国是未来最大的竞争对手，因而对中国采取接触和遏制相结合的两手政策，这导致中美关系呈现出忽冷忽热的“打摆子”状况。
随着中美经贸关系的不断加深，特别是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解决“热点”地区问题，以及应对环境、气候变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上的合作不断扩大，美国提出了中国是“利益攸关者”的新理念，中美之间建立了建设性的合作关系。
现在，“中美共治”理念的提出，也是因为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新的变化，即美国内外交困，对世界影响力受到削弱，而中国不仅国际地位日益上升，同时也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
既然中美两国利益已经捆绑在一起，同时解决包括全球经济问题在内的重大国际事务，也不可能排斥中国，那就不如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拉着中国共同“治理世界”，这样总比自己硬撑着要好。
所以我认为，“中美共治”理念的提出，是美国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是顺应时势的理性选择。
无论中美两国政府是否会接受这种理念，它在思想层面的积极性不应否定，至少也说明美国的有识之士，对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有了更现实的认知。
“中美共治”的理念，也涉及国际战略理论的重大问题，虽说是“理论”，但牵涉对未来国际战略格局的预见和判断，其对预先的战略谋划和政策的制定，影响不容低估。
当今世界，多极化的发展是潮流所向，尽管美国的“一超”地位无人取代，新兴力量的上升却也势不可挡。
在未来的国际环境中，究竟是“一极”有利于世界稳定，还是“两极”或“多极”更适合全球的和平发展，这种判断关系重大。
美国人提出“中美共治”，显然是趋向于“两极世界”，这是他们的国际战略思维，没有摆脱大国治理天下和霸权主义思想的巢臼。
但“多极”甚至“无极”的时代，也就是联合国真正能发挥实质作用的时代，那时的世界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笔者不敢妄言。
但对中国来说，趋利避害，顺势而为，以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非没有可能。
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当“超级大国”，这是基本国策。
但中国的发展，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在世界所处的地位，中国的国家利益与整个国际社会愈益紧密的联系，在客观上要求中国必须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在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方面发挥更积极、更重要的作用。
最后我认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肩负的国际责任不断增加，中美关系的全球战略意义日益增强。
在新形势下，中美更应该、也有条件进一步加强和扩大两国在防扩散、反恐、联合国改革以及在打击跨国犯罪、传染病防治、环保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矛盾是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情况，解决矛盾共同发展，造福与人类才应该是两国共同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