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的圣洁性及中西宗教的主要区别一.宗教的圣洁性《使徒信经》说：“我信圣而公的教会。

”“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利十一：45，彼前一：15-16）“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彼前二：9）教会的圣洁有分客观性和主观性。

上帝把教会从世界分别出来，“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作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弗五：26-27）这是客观性的圣洁，是上帝做的。

主观性的圣洁是有关道德，我们要做的，就是彼得说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教会固然是一个传讲上帝话语和彼此相爱关怀的地方，但这些都必须在一个圣洁的“平台”上运作，而不是在其他世俗、商业、政治、文化、宗教的“平台”上运作。

教会建立的时候，上帝严厉地击打欺哄圣灵的亚拿尼亚和撒非拉（徒五：1 – 11），以杀一儆百的手法警告教会，上帝是圣洁的，教会也应当圣洁，绝不容许罪恶滋生，或包庇罪行。

二. 中西宗教的主要区别1、天人之际与灵肉分离——两种不同的宗教态度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中国文化体现为对现世生活的热爱，具有人本的价值尺度；西方文化则表现出了对一个超越的彼岸世界的向往，在价值上是以神为本的。

中国——非宗教的人生中国哲学各流派尽管不同程度地承认天命观，但基本上不系统讨论彼岸世界的问题，不系统论证一个人格化的神的存在问题，更没有树立一个主宰世界的人格化的神，也没有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明显对立观念。

中西宗教文化的分道扬镳始于人类由原始信仰走向文明宗教的进程中。

中国文化发展到西周，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神本观念的明显衰落和人本思潮的广泛兴起。

到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知识分子出于对现实政治的忧虑，对超越现世人生的彼岸——来生或者是鬼神世界并不关注，而是倾向于入世和人道的价值取向。

与西方哲学沦为神学婢女的状况不同，中国的宗教信仰一直让位于儒家思想。

西方——对超越的向往与中国文化不同的是，西方文化经历了一个从原始宗教到现代启示宗教的发展过程。

西方文化从起源上讲有两个源头：古希腊罗马文明和希伯来文明。

古希腊罗马文明为西方文化奠定了理性认识的基础；古希伯来文明则为西方文化提供了超越性的宗教尺度。

闪米特语系的希伯来人大约在公元前1750年创立了一种一神教——犹太教，它信奉至高无上创造天地万物的超越的神。

而后犹太人经由义人诺亚、它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及犹太的第一个先知摩西与神定立公约，这个公约的标记是安息日，彩虹是立约的象征和证明，所以犹太教的经典《圣经》又被称为《旧约全书》。

历史发展到罗马帝国后期，犹太教的一支在地中海广为传播。

这支宗教信仰继承了犹太教的“立约”之说，认为耶稣降世是上帝与人重新立约，这就是“新约”的由来。

耶稣降世成人，死而复活成为基督，所以这支宗教又称为基督教。

基督教要人们为天堂而不是现世的幸福而努力，不要留恋和贪求欲望的满足和现世人生的幸福。

《圣经》告诫基督徒：“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这表现出与中国文化全然相左的旨趣。

2、多元与一元——两种不同的宗教信念泛神论的多元信仰在上古文化当中，人们就习惯于用各种概念来表述神。

比如“神”：天神、神仙、神祗、神皇、神道、神灵；比如“帝”：天帝、帝君、帝释；“天”：皇天、昊天、上天、苍天、天皇、天尊、天老爷，人们遭受了不幸，也会呼天抢地。

唐代以后的中国的文化有一个明显的走势是儒、释、道的“三教合流”。

合流后的中国文化以儒家传统的人伦价值观念和人生理想为核心，杂糅了佛教注重心性修炼的思维和实践方式，辅之以道教永生信念的诱惑与恐吓手段，在宗教信仰方面形成了一套奇特的多元化和泛神化的天人体系。

在这个神谱中占首要和主导地位的，不再是自然神，而是历史人物被神灵化的诸神，礼乐文化中的人文气质自春秋以后又被激发了出来。

一元神的上帝崇拜基督教是一神论宗教，它认为统治宇宙万物的是绝对的、惟一的和至上的上帝。

德国哲学家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一书将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精神区分为两种类型：阿波罗精神和狄奥尼索斯精神。

日神阿波罗是奥林匹斯诸神的典范，奥林匹斯诸神象征着古希腊文化的主流精神——理性、稳健、秩序、自我肯定。

狄奥尼索斯是酒神，它热情、好幻想，具有非理性、自我否定、冲动和放纵的精神特性。

3.逍遥与拯救——两种不同的宗教体验身处不同宗教文化的个体在心理和情感等方面有着不同的体验，这涉及人的内在精神世界。

在强调现世人伦的中国文化当中，不同的宗教信仰体系都十分地注重人的感性心理和自然生命，追求知性知天、穷神达化的境界，从而达到现世人生的最大快乐。

这种追求乐感的文化与西方的罪感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世的解脱和欢乐在中国文化当中，不同的宗教有着不同的宗教情绪和宗教经验，表现出不同的心理体验。

但总体说来，无论是道教还是佛教禅宗，都表现出一种对于现世人生的关注和对自然生命的执著。

南禅宗讲求“以心传心”的直觉顿悟方式。

“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乃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体歇处，依然见山是山，见水只是水。

”在这种价值尺度的导引下，中国民间的宗教行为就呈现一种混乱的“大杂烩”的情况：人们为了追求现世的幸福和快乐，可以拜佛求菩萨，同时也会祭祀祖先鬼神，还可以占卜求签，甚至幻想通过种种途径羽化成仙。

这些原本异质的宗教所有的超越性质(即宗教性)被抽取一空，剩下的只有保佑现世人生的幸福和安乐的功效，诸如升官发财、延嗣求偶、治病避灾都可以成为求神拜佛的目的。

概括起来恰如梁漱溟所说的“非宗教的人生”。

以爱感拯救罪感根据《旧约·创世记》，人类始祖在蛇的诱惑下吃了智慧果，于是人类有了智慧，也从此有了“原罪”而被上帝逐出了伊甸。

这种罪也就成为人的本质，为人世代所禀有。

“罪”在希腊文中本来的意义是“偏离”的意思，人类偷吃智慧果，象征着人类的自我意识的觉醒。

因为智慧果就代表人类理性，所以人凭借自身的理性任意妄为，最终导致了人与上帝关系的偏离或者叫做破裂，也就是罪。

偏离上帝，使得人原有的神圣禀赋丧失，人的本质遭到了腐蚀，整个人类的命运布满了阴云。

在这种罪感之中还包含有对救赎的渴望，处于罪之中的人要想得救，就必须有罪感，否则毫无得救的希望。

同时，身处罪恶深渊的人是无法自救的，因为人在本性上已经成为罪人，那么其自性就不可能是自足的，只有上帝的恩典才能使人获救。

4.王权与教权由于“敬鬼神而远之”的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宗教文化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一直被边缘化，始终臣服于世俗的政治权力。

而在西方，由于在基督的超越性尺度的比照之下，世俗的王权势力在历史上不仅不可能在社会价值体系中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反而在世俗的统治中一再受到教会的制约和挑战。

政治权力阴影之下的出家人在中国古代，王权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一种绝对至上的地位，而宗教则受到世俗王权的操纵和支配，一直处于附庸的地位。

一种宗教想要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扩大影响，就必须为世俗王权服务。

在中国历史上，宗教文化始终处在专制王权的阴影下，很难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无论何种宗教都难以操纵主宰中国人的信仰与精神活动的统治权。

由此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也难以实现真正意义的超越，世俗权力也失去了最后的制衡与监督力量。

佛教徒们发现，倘若“不依国主，则法难立”。

他们深感佛教的兴盛与否全然信赖于中国皇帝对之所持的喜怒和取舍。

为此，“依靠国王”成为佛教在中国发展传播的重要策略。

也正是因为这种“佐教化”和“益国治”化俗入世的态度，才使它达到本土化的目的。

与王权分庭抗礼的教会基督教产生于公元1世纪中叶古罗马帝国统治下的西亚和小亚细亚地区，最初是犹太教的一个异端。

这支异端宗教摒弃了古犹太教认为以色列人是上帝选民的观点，认为基督的降临、牺牲和复活事件是上帝对天下所有人的救恩，基督借此与人类（而不仅仅是犹太人）立约，所以被称为“新约”。

《旧约》的上帝是犹太人的上帝，而《新约》的上帝是普世的。

基于这中普世的原则，基督教自成立之初就不认同民族国家的世俗王权。

11世纪初到13世纪末是欧洲基督教会的全盛时期，在这一时期教权与王权的争斗中，往往是教权居于上风。

英诺森三世有一句名言:“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像月亮要从太阳那里得到光辉一样，皇帝也要从教皇那里得到政权。

”封建割据造成地权分散、王权削弱。

与之相反的是中世纪的教会处于一种唯我独尊的地位，其势力渗透到西欧封建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之中，使中世纪的西欧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打上了教会的烙印。

在经济上教会是最大的跨国领主，拥有庞大的地产和雄厚的资金。

在政治上教会自成体系，位于意大利的教皇国控制着遍布欧洲的各级教会，具有一套高度集权化的组织系统，甚至可以组织像“十字军”那样的武装部队远征，进行“圣战”；在思想文化上教会垄断了文化教育的权利，把基督教教义作为惟一正确的意识形态，同时成立了臭名昭著的宗教裁判所，对所谓“异端”大肆地进行迫害。

当代西方，尤其是在基督教影响比较大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来看，教会对现代社会关注和参与仍是非常主动的，也是全方位的。

由于基督教克服了自身传统娄中的一些弱点，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来面对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从而使教会在当代取得了许多的发展，保持了它的生命力。

5.中西宗教信仰东方人的信仰：实用佛教儒教在中国，皇帝是天子，代表神性。

代表正义的有包公，代表智慧的有诸葛亮，代表爱情的有梁祝，还有诗圣、诗仙、画圣……有句中国老话道，“信则有，不信则无”。

因此，中国人的信仰往往带有功利色彩，一是作为政治的工具，二是祭祀的需要，寄托世俗的愿望。

例如，封建思想对国民的禁锢；又如，求子、求婚姻、求财神、求苦求难神（观音），信命、信风水。

中国佛教、儒教等都被统治者拿来用于教化作用，故也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一种信仰。

中国佛教主张个体独立人格，摆脱世俗，以解脱或成佛为终极目标。

它是一种超世俗的信仰，它抑制人的天性，化解人的个体人格，提出“四大皆空”，不主张主动去改造世界。

中国儒教是一种世俗的信仰，鼓励人积极进取，主张改造世界，向往治国平天下。

从以上看来，中国人的道德，不是彼岸的道德，不需要上帝。

西方人的信仰：宗教情怀“放下重担，背起十字架”18世纪的启蒙运动对封建制度及其精神支柱形成了极大冲击，形成了“无神论者”、“自然神论者”的主流。

相对而言，“上帝”则可以保留更多的人性。

好比如，自然科学机械论告诉你，人是由分子、原子构成的；而上帝告诉你，人是有智慧、理性的。

又如，自然科学机械论告诉你，梵高的名画不过是颜料；而上帝告诉你，名画的寓意。

上帝的存在正是人们对绝对的真善美的追求，对正义、智慧、理性的追求，是人们的宗教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