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刑诉法修改对逮捕制度的完善
[摘要]逮捕是一种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正确理解和适用新刑诉法逮捕制度，对于打击犯罪，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作用。

现行逮捕制度在实践中存在许多问题，新刑诉法构建了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逮捕制度，但尚需继续完善及细化。

[关键词]制度；逮捕权；问题；立法完善
一、现阶段逮捕制度存在主要问题及原因
（一）逮捕适用过于广泛，羁押比率高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逮捕被当作一种侦查措施而使用。

根据权威部门的统计，审查起诉案件，94%—95%是经过逮捕强制措施的。

因为公安机关对所有涉嫌构成犯罪案件，基本一律呈捕。

同时逮捕率又是作为考核案件质量主要依据。

这就使侦监部门存在很大逮捕压力。

因没有细化的客观标准，对不捕后可能发生的犯罪嫌疑人逃跑过于担心，侦监办案人员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犯罪嫌疑人往往一捕了之。

200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为慎捕、少捕提供了明确的依据；但侦监部门在适用上还是非常谨慎。

笔者所在检察院侦监部门在2010年逮捕1385人，但没有逮捕必要不予批捕仅8人，占0.58%；2011年逮捕1555人，没有逮捕必要不予批捕27人，占1.74%。

2012年1—5月逮捕668人，没有逮捕必要不予批捕8人，占1.2%。

（二）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与逮捕相脱节，诉讼保障手段相互衔接不足
《刑事诉讼法》关于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规定，过于笼统。

另外刑诉法规定：公安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违反应当遵守的规定，情节严重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提请批准逮捕。

对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犯罪嫌疑人及保证人，没有强硬的制裁措施，难以保证犯罪嫌疑人到案。

所以侦查机关为确保犯罪嫌疑人到案，不管犯罪嫌疑人是否有逮捕必要，一般不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而是直接刑拘后呈捕。

（三）捕前羁押和捕后羁押缺乏完善的审查监督程序
如前所述，侦查机关希望呈捕案件，侦监部门都能批准逮捕以确保其高逮捕率证明其办理案件质量高，所以侦查机关并不积极提供逮捕必要性材料，导致审查逮捕中存在捕前羁押审查监督程序不完善问题。

捕后羁押的审查不完善，其一是捕后改变强制措施缺乏必要的监督审查程序。

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后，公安机关可以不经检察机关审查同意就自行改变逮捕强制措施，事后只需通知检察机关即可，检察机关只能是事后监督。

而且公安机关如果不通知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便无从得知其变更，使得审查逮捕失去法律的严肃性。

其二是捕后没有定期的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

使得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均可能存在不需要继续羁押而羁押犯罪嫌疑人。

二、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对逮捕制度的完善
（一）细化了逮捕的必要性条件
新刑事诉讼法对司法实践中存在问题较多的必要性条件作了修改，明确将逮捕的“社会危险性”条件予以具体化。

新《刑事诉讼法》第79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

应当予以逮捕的五种情形：
（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

这规定使逮捕的适用条件更具有可操作性，为贯彻慎捕、少捕的刑事政策创造了条件。

同时，《刑事诉讼法》第79条第二款还进一步完善了逮捕条件，列举了“应当”逮捕的三种情形：（一）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二）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有曾经故意犯罪记录；（三）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份不明。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这三种“应当”逮捕的情形，便于实践中操作，大大提高了逮捕必要性条件的可操作性，减少执法中的随意性。

这些修改有利于执法机关准确掌握逮捕条件，正确行使批准逮捕权，防止错误逮捕，防止超期羁押和不必要的关押，加强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

（二）审查逮捕程序的去行政化
新《刑事诉讼法》第86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一）对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有疑问的；（二）犯罪嫌疑人要求向检察人员当面陈述的；（三）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的。

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这一规定对于保证逮捕适用的准确性，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有重要的意义。

（三）规范逮捕的执行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在逮捕的执行程序中新增了第91条规定“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

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

”现有研究表明，在司法实践中，困扰我国刑事司法的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多发生在犯罪嫌疑人到案后送交看守所羁押之前的这段时间。

为了尽量减少非法审讯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发生，新刑事诉讼法规定“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

这一规定与新刑事诉讼法“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后，侦查人员对其进行讯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的规定相结合，隔断了非法审讯等非法取证行为的便利条件，大大减少在捕后继续侦查的过程中发生刑讯逼供的可能。

另外，该项规定“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

删除了“有碍侦查”不予通知的情形，彰显了人权保障理念。

之所以作出这一变动，主要是由我国较高的逮捕标准所决定的。

从而删除了“将逮捕的原因和处所通知家属”的规定。

（四）确立了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

对于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

”此规定不仅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在捕后对羁押必要性继续审查的工作职责，同时明确规定了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保障机制，对保障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新《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

这既有利于保护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又增强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刚性。

三、逮捕制度修改后的继续完善逮捕制度的修改幅度很大，在肯定其积极意义的同时，笔者认为逮捕制度尚有以下问题有待在将来的司法解释中进一步加以继续明确完善：
（一）明确“社会危险性”的规定
新刑事诉讼法将“社会危险性”条件细化为五项具体情形，这有利于准确把握
逮捕的适用条件。

但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社会危险性”的具体情形“可能逃跑”、“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等情形使得这一范围仍然过大，太抽象，实践中难于把握标准，而这又在无形中降低了逮捕的适用条件。

新规定中：（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那到底依据什么判断其可能实施新的犯罪需要明确指引。

（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现实危险的情形有什么，如何认定需要明确。

（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是否共同犯罪的都属于存在串供可能而必须逮捕应细化。

（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是否侵害被害人人身权利而没有达成和解的都必须逮捕也应明确。

（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

”是否外地人，没有本地居住证都为了保证诉讼顺利进行而应当逮捕需明确。

因这些较为抽象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仍缺乏可操作性。

将来的司法解释中应当对“可能”所要达到证明标准以及何为“社会安全”、“国家安全”等作出明确规定，才能在实践中准确适用，真正实现逮捕措施的价值。

（二）细化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
对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比较原则，对于审查程序的启动、审查的周期、必要性标准等问题仍然需要通过立法或者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随着诉讼进程的推进，一旦发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需要继续羁押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建议有关机关予以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

新刑事诉讼法只是原则性规定了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切实有效的运行还有待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完善：第一，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所涉及的诉讼环节。

第二，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的启动主体。

第三，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标准。

第四，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方式。

第五，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程序。

第五，对羁押必要性审查结果的救济权利和程序等问题；只有制定捕后必要性审查制度具体实施细则，才能使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贯彻落到实处，切实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