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独立与法治作者：王利明发表时间：2006-06-15浏览次数：403一、司法独立是我国的一项宪法原则如前所述，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制度是三权分立的产物。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三权分立”与资产阶级议会制都体现的是资产阶级民主，而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

经典作家在总结也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曾指出，巴黎公社实行的不是“三权分立”的议会制，而是“议行合一”的政治制度。

它较之于三权分立”的议会制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不过，经典作家虽不赞成‘三权分立“制度，但其从未否定过权力分工，也未反对司法的独立。

相反，在其有关著述中，对司法权独立给予了赞赏。

例如，恩格斯指出：“在那些确实实现了各种权力分立的国家中，司法权与行政权是完全独立的。

在法国、英国和美国就是这样的，这两种权力的混合必然导致无法解决的混乱；这种混乱的必然结果就如让人一身兼任警察局长、侦查员和审判官。

但是司法权是国民直接所有的。

国民通过自己的陪审员来实现这一权力，这一点不仅从原则本身，而且从历史上来看都是早已证明了的”[lxvii]可见恩格斯认为，如果司法不独立，而与行政权不分，则必然造成混乱，这是历史的经验。

马克思在1831年对黑森宪法给予赞扬时，也曾肯定了权力制约和司法独立。

马克思指出：“没有哪一部宪法对执司机关的权限作过这样严格的限制，在更大程度上使政府从属于立法机关，并且给司法机关以如此广泛的监督权。

……高等法院有权对有关任免制度的一均问题作出最后决定。

众议院从议员选出一个常任委员会，组成类似雅典最高法院的机构，对政府的活动实行监督，并把违反宪法的官员送交法院审判，即使是下级执行上级的命令时违反宪法，也不得例外”[lxviii]可见马克思主义学说对司法独立是持肯定态度的。

诚然，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法确实具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它与主权不可分集中的统一性原则是违背的。

该学说在提出以后，虽已实际上为西方国家所普通采纳，并成为其宪政的基础，但在理论上历来受到不少非议和批评。

孙中山先生在提出其主权分立理论时，便对“三权分立”学说提出过批评。

然而孟德斯鸠的学说中包含的国家权力应当分立且相互制衡的原理，确实已成为一条历史的经验。

正如罗豪才同志所指出的，防止权力腐败的最好办法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也成为我国人民的宝贵的思想财富。

[lxix]而实行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立，正是防止权力腐败的最佳办法。

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也需要合理地组织自己的国家机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

就象社会本身需要分工一样，国家权力本身也要分工，也只有通过科学合理的国家分工才能充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

因为国家权力的会理分工本身是对国家机器进行良好的、科学的管理的方式，是保障人民真正当家作主，防止人民的公仆变成为人民的主人的最佳方式。

权力过于集中容易导致权力被滥用和权力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不仅是由人性的固有弱点所决定的，而且也是被千百年来的历史经验所证实的。

正如美国宪法起草人麦迪生所指出的：“如果人都是天使，任何政府都没有必要了。

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或内在的控制了”。

[lxx]在我国一均国家权力均属于人民，为了使国家权力的合理行使和防止权力的滥用，保障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就必须要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分工，也只有通过权力的分工，才能形成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衡机制，才能有效地防止权力的腐败和被滥用。

可见，分权本身正是民主的体现。

所以，尽管人民的主权是不可分割的，但不妨碍国家权力在不同的国家机关之间的合理分配。

因为人民完全可以根据民主的需要而将国家权力进行合理分工，授予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这不仅不会伤害人民自身，反而会使人民的主权得以更好地实现。

[lxxi]国家权力的合理分工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一方面，实行法治，意味着要在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科学分工的基础上，以宪法的形式对体现了合理分工原则的国家制度予以确认。

如果国家权力还存在着任何分工，则宪政是不可能建立的。

我国宪法虽然采用议行会一体制，但严格区分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而“一府两院”分别行使行政权和司法权，国家权力的分工是十分清楚的，而此种分工正是我国宪政得以建立的基础。

沈家本在清末修律时，制订法院编制法时指出，宪法精理以裁判独立为要义，司法独立为异日宪政之始基[lxxii]，所谓宪政就是以良好的宪法确认国家权利的合理分工，运用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和社会，实现国家权利的合理分工，保障权利的有效运作，关键是要实现司法独立，并通过独立的司法机构切实保障宪法和法律的贯彻实施。

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在下文将要论述的，现代法治的精神在于对国家权力的有效制衡和对人民权利的充分保护，而只有通过对国家权力实行合理分工，才能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并使人民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

实践中出现的以权谋私、贪污腐败，“权大于法”等各种损害社会主义法治的现象，都表明我们的权力分工和制衡尚有待于完善、监督和制衡不健全。

所以，我国许多学者都从法治建设的战略高度，阐述国家权力分工的必要性，是不无道理的。

[lxxiii]国家权力必须分工，正是在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而又科学的划分的基础上，产生了与立法、行政权相分离的司法权，司法独立制度也因此而产生。

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议行合一而不是三权分立体制，对国家权力进行分工的必要性，也导致了独立的司法权的产生。

所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尽管都采用议行合一制，但均确认了这一制度。

例如1936年在列宁的指导下，前苏联宪法第112条规定：“审判员和陪审员独立行使职权，只服从法律。

”1960年的捷克宪法规定：“经选举产生和独立的人民法院行使捷克斯洛伐克或其社会主义共和国审判权。

”1963年的民主德国宪法也要求：“审判员，陪审员和社会法庭成员审判独立，仅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法律和其他法规约束。

”而波兰在社会主义时期（1945年至1989年）宪法和有关法律反复强调，法官独立审判，不受干涉[lxxiv]。

而南斯拉夫司法独立方法认为是符合公认的一均进步思想的基本原则。

[lxxv]由此可见，司法独立不完全是“三权分立”的产物，也不是资产阶级法制的专利品，而同样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一项重要原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权力分工的产物。

将司法独立制与资产阶级政治体制划等号是完全错误的。

司法独立不仅仅因涉及到国家权力的分工而需要在宪法上加以确认，同时它也是一项重要的法治原则，一个社会只要实行法治，就必须要采纳这一原则，尤其是司法独立还是一个技术性的规则，这就是说，司法独立是最公正的程序规则。

贺卫方在考查司法独立的必要性时，将其与足球比赛联系在一起考查，是不无道理的，事实上民事诉讼本身对当事人而言就是一场比赛，在英美法中历来就存在着竞技理论，按照该理论，诉讼就象竞技运动一样，双方当事人进行诉讼就象从事一种竞技比赛，而法官只是双方的裁判，他必须要独立于双方当事人才有资格充当裁判，同时也才能够保证裁判的公正，竞技理论尽管主要是为了解释英美法的当事人主义，但它也较为形象的说明了法官保持独立的原因。

假设一个法官在裁判中不独立，就象一个裁判在比赛中因受到外来的干预指示或者与当事人一方有利害关系，则会明显偏袒一方而不利于另一方，这种裁判就不可能是公正的，贺卫方指出，1997年北京国安主场以9：1大胜申花，，假如当值裁判是北京人陆俊，上海人会如何评价这场比赛呢？或者假如比赛结束后，裁判告诉两只球队和现场观众，尽管在比赛过程中北京队进了九个球，上海球进了一个球，但是这场比赛的裁判向某个委员会汇报，由该委员会作出最终裁决，讨论中，一些委员认为比赛结果是唯一的尺度，应承认场上结果，但多数委员不以为然，认为上海队水平要略高于北京队，这样的比分是不正常的，应按照真实水平判上海队胜一球。

最终裁决结果，大家妥协，不偏不倚，判双方平局。

这实在是太荒唐了。

[lxxvi]根据上述的分析，我们还可以提出如下问题，假如裁判在比赛前就已经收到了来自某个委员会的指示，或者中场休息时，收到了某个领导的批条，要求他应当怎么吹或者不应当怎么吹，而他不能或者不愿意违背这些指示，或者假如该裁判与一方有利害关系，那么裁判的结果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情况。

足球比赛要求裁判保持独立，同样在诉讼活动中，作为裁判者的法官也应当保持独立，这是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为了保障法官的独立，程序法规定了回避制度、公开审判、合议庭职责、当庭宣判等规则，都旨在使法官始终处于与当事人超然独立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司法独立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规则。

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加拿大学者卡尔.巴尔(Carl Barr)教授提出“当代司法的事实已表明了政治理论间的根本冲突并没有影响法官对司法公正和独立的认同，如古巴的法官对待他们的职业责任同非共产主义国家中的法官一样严肃，强调对个案事实的独立思考；南非的法官们在法律剥夺了各种族人民权利的隔离制度下，甚至而对基本上不公正的法律，仍然认定他们有履行司法独立原则的义务；新加坡虽向西方的自由民主理论提出了挑战，但它的法官们还是强调司法独立。

因此在下一世纪，不论是西方自由政体的国家，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或是坚持亚洲价值标准的国家及实行隔离制度的国家，司法独立和公正都模范司法体系必须遵循的原则。

”[lxxvii]二、司法独立与法治司法独立与法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司法独立的含义就是指司法机构独立的行使司法权而仅仅只是服从法律，司法机构能够排除其在适用法律过程中所受到的一切外来干预。

如果司法不能独立，根本不能保障法律的严格公正的执行，也难以实现法治[lxxviii]。

据此，司法独立常常被认为是一项重要的法治原则，如1959年在印度召开的“国际法学家会议”发表了《德里宣言》，其中宣称：司法独立是一项法治原则。

《布莱克法律辞典》中指出：“法治有时被称为法律的最高原则，它要求法官制定判决（决定）时，只能依据现有的原则或者法律，而不得受随意性的干扰和阻碍”[lxxix]。

司法独立是现代法制国家所普遍承认和确认的一项原则[lxxx]，这不仅是因为司法独立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审判程序和制度，表现了司法程序的应有的公正性，也是公正的程序的集中体现。

司法的独立使法院在依法行使司法权的过程中不受外来的干预，这对于充分保障公民的权利、建立现代法制社会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司法独立也是现代化的司法的最基本的特征。

正如诶尔曼指出，“如果司法过程不难以某种方式避开社会中行政机构或其他当权者的摆布，一切现代的法律制度都不能实现它的法定职能，也无法促成所期望的必要的安全与稳定。

这种要求通常被概括为司法独立原则”[lxxxi]。

司法独立与法治的关系具体表现在：一司法独立是严格执法的前提如前所述，法治意味着法律的普遍适用和至高无上，法律平等的保护公民权利并对政府的权利实行有效的制约，这一切都必须通过独立的、公正的司法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