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与管理之道--明阳天下拓展培训《中庸》相传是子思的作品，但同孟子的关系极大。
人们一般认为，孟子的思想本原来自子思。
加上《中庸》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特殊地位，所以，有必要指出《中庸》与传统管理思想的关系。
“中庸”这一概念是孔子提出的，《论语·雍也》载：“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此后，中庸成为儒学的重要思想，在《礼记》中以专门篇章论述。
自从宋代理学家二程和朱熹选编《四书》后，原来《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两篇立即身价倍增，此后儒学信徒认为，儒家学说的精髓尽在其中。
尽管人们通常都以“四书五经”连称，但宋人选编的《四书》影响之大，很快就超过了原本正宗的《五经》，明清时期，《四书》普及率远远在《五经》之上。
现行本《礼记》，本身就是西汉人戴圣编辑的，其中各篇的成书时间和作者争论极多。
关于《中庸》一篇，通常认为是孔子之孙子思所写。
然而，宋代欧阳修就对其提出疑问，清代袁枚、俞樾、崔述为此辩论不止，现代人冯友兰、徐复观各执一词。
这种考证，并不否定《中庸》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
作为普通读者，不需要弄清它的各章出处和具体作者，只需要掌握它的思想内涵和社会价值，文本考证可以留给专家继续进行，我们只需要关心它对历史上的管理思想有何贡献。
关于儒家经典在思想史上的影响，受很多因素制约，但有一个人们似乎都不大注意的操作性细节值得重视，即《四书五经》的阅读年龄及其先后顺序。
所有读书人几乎都有一个感受：同一本书，阅读的年龄不一样，经历不一样，所能理解和掌握的内容差别很大。
一般来说，积淀越丰富，阅历越广泛，读书越得法，阐释越透彻。
然而，少儿时不大理解盲目背诵的篇章，有可能在无意识层面所起的作用更大，在本人都觉察不到的情况下更能影响人的行为。
成年的阅读会提高理性，童年的阅读会塑造性格。
所以，了解古人的阅读顺序，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经典在古人身上的作用。
自从《四书》被钦定为官方教材后，小孩学习的顺序是：先用《三字经》《百家姓》等启蒙读物识字，再读《四书》入门，最后才是读《五经》深造。
所以，正经读书人读《四书》的年龄，正是十岁上下最淘气的时候，可以想象，其阅读只能是囫囵吞枣，机械背诵，即便有所理解，也是一知半解懵懵懂懂。
到了真正“有志于学”的年龄，则要在更为艰难的《五经》中确定一经或几经，爬梳文字，由注疏到笺读，由考证到解诂，订正章句异同，剖析微言大义。
清末学制改革后，《四书》明确为小学教科书，也能够反映出其阅读年龄段。
这种顺序，势必导致学童对《四书》的感知大于理解，对于其中的思想深度，需要在读经以后再反身求之。
《四书》的阅读是在少年时段完成的，而《四书》的难易程度又不大一样。
在二程和朱熹选编《四书》时，他们认为《大学》是“初学入德之门”，所以为首篇;“《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是入门后的初级训练;《中庸》则是“孔门传授心法”的要籍，“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难度最大，所以列在最后。
如果以少林武功比喻，《大学》相当于少林长拳，《论语》和《孟子》相当于少林七十二绝技，《中庸》则相当于易筋正法。
但是，后人在出版时，为了照顾篇幅和格式的一致，把《中庸》提前，变成了现在通行的《学》→《庸》→《论》→《孟》次序。
这样的排列，在文字形式上当然更齐整，但在内容理解上却给学童增加了难度。
本来，朱熹列出读《四书》的顺序是：“学问当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
《中庸》工夫密，规模大。
”(《朱子语类》，下同)。
然而，编排顺序不可能不产生阅读先后的影响。
如果没有《论》《孟》的底子，先读《中庸》，只会加剧小孩子半懂不懂的状态。
对此，朱熹再三告诫：“《中庸》，初学者未当理会。
”“《中庸》之书难看。
中间说鬼说神，都无理会。
学者须是见得个道理了，方可看此书，将来印证。
”朱熹认为，只要先把《大学》和《论》《孟》读通，就有了一半读《中庸》的底子。
而读《中庸》，也先不要细究，只需掌握纲领。
就像练武功，先从少林长拳练起，同时把易筋经的口诀背下来，是否掌握其中的奥妙没关系，在今后的练功升级中慢慢领悟。
关于《中庸》的思想纲领，历代有许多解释。
清代崔述在《崔东壁遗书》中称《中庸》一书“探赜索隐，欲极微妙之致”。
用更古老的话说，就是《尚书·大禹谟》中所说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人心需要时时警惕，道心需要细细体察，所谓中庸之道，就是专心致志，精益求精，以诚为本，守其本心，秉行中正之道。
这种学理推敲需要进行繁复的说明，但如果从性格养成的角度看，尤其是从初学者为儿童的角度看，所谓中庸，核心就是一个字——诚。
从最简单的日用常事做起，在不知不觉中扎好下盘，打好基础。
为了说明“诚”，《中庸》给出了“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逻辑体系。
那么，什么是天命?天命中的“天”到底是什么含义?按照子思的回答，“天”就是“诚”。
“诚者，天之道也。
”钱穆先生对此解释得十分实际：天以诚示人，“天体乃真实有此天体，群星真实有此群星，太阳真实有此太阳，地球真实有此地球。
凡此皆真实不妄。
”子思的原话干脆概括为“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
所以，天道即诚实之道。
这种诚实之道下贯到人物，就是天命。
“天命之谓性”的含义，是天道下贯，赋予万物和人类本性。
二程说：“天道降而在人，故谓之性。
”天道至大，人则不然。
没有人的参与，天道始终是自在的。
人顺应天道，以天道引导自己的行为，才能自觉。
此即“率性之谓道”。
这里的“率”字是假借，本来应当作〖辶率〗，即先导之义。
通过人的努力把本性引导出来，这就是道。
由于它是人努力的结果，所以也称“达道”。
这种道，实际上是把自然法则运用到社会上来。
按照《中庸》的解释，“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
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
五者，天下之达道也。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
所以行之者一也。
”仁、智、勇是人的内在之德，义、礼、信为人的外在之道，归结到一体就是诚。
由此推论，“三纲五常”的内核是诚。
中庸之道，并不像人们平常理解的和稀泥、无是非，也不是对折式各打五十大板，更不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辩证法模式。
中为恰当，庸为平常，是最为一般也最为普遍的社会原理，这种社会原理又来自于自然天道。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它不需要高深的基础，虽凡夫愚妇，亦可行之。
因为它渗透在日常生活之中。
“中”有未发之“中”与随时之“中”。
当一个人没有任何行为，却在意识层面能够把自己的思想控制得恰当好处，在无意识层面能够养成“中”的习惯，才能随时得“中”(也可把内在之中称“中”，把外显之中称“和”)。
所以，中庸或者“诚”，完全可以表现为一种下意识的习以为常。
孟子所说的“行之而不着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尽心上》)，就是指这种大众化的中庸之道。
如果深入探究，中庸又可以引发出极高明的学问。
下意识层面合乎中庸之道，普通人完全可以做到;对中庸形成理性的深层认知，圣人也有不可企及之处。
所以，子思认为，中庸之道有平常浅近的一面，也有极其高深的一面。
“君子之道，费(广泛)而隐。
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
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
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
”对此，朱熹更加强调中庸之道的日常浅近一面。
他说，中庸是平常粮食，不是珍馐美味。
“中是道理之模样，诚是道理之实处。
”“中、庸只是一事，就那头看是中，就这头看是庸。
”夏天穿单，冬季穿棉，就是中庸。
如果夏天拥火炉，冬季摇扇子，就是失中。
守常不能，就要权变，而变得是，仍旧是平常。
也许，对平易常用的强调，更适合于经验不足的学生来理解中庸。
而事业成就后回过头来对中庸的探究，更适合于上层君子的修习。
尽管中庸渗透在日常生活之中，但是，从自在到自觉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所以需要修行。
“修道之谓教”，通过修习使自己对中庸的理解不断深化。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
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把后天的修养与先天的性命融为一体。
诚者固然是天之道，而诚之者就是人之道。
所谓诚之者，就是“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为了达到中庸而有意识的努力，执着地向善行发展，这是人为向天道无限靠近的不二法门。
这种修习需要一步一步由近及远，由浅入深。
“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学习是修道的重要环节，子思强调学习中的学问、思辨和知行关系，“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所有这一切，都围绕着“诚”展开。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中庸的实现，可以使人之道和天之道融为一体，实现儒家的天人合一(有别于道家的天人合一)。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
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
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
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中庸》的这一思想体系，对管理有着特殊意义。
它对天人关系给出了儒家的解释。
孔子很少说天命，而《中庸》却以天命开端，引出关于“诚”的全部学说。
这一点，对于儒学具有重要思想价值。
任何管理，都要回答一个问题，即行为正当性的判断(也可称为合法性，但国内的语境下，合法性一词有时不包含正当性含义，所以用正当性更准确一些)。
人的认知总是有限的，如何在正当性上达成共识，是一个哲学难题。
孔子的儒学，对正当性的论证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这就需要不厌其烦地归纳并论证。
而《中庸》则把正当性归之于天，无须经验证明。
商周以来，从天命中寻找正当性的人物不少，但是，把天解释为诚是从子思开始的。
以诚释天，由天况人，这就给人的行为的正当性确定了一个先验前提。
天道无不诚实，只有人类才会产生虚伪。
人的行为是否正当，要以天道为尺度。
尽管诚还是需要解释的，但这种解释在《中庸》里已经不是论证式解释，而是理解性解释。
诚的表现是可以解释的，但诚是否存在则不需要解释，一句“天之道”就可以等同于公理。
任何管理，都需要有一个无须证明的前提，《中庸》给定的社会管理前提就是“诚”。
它来自于天，不证自明。
既然人类社会之道是诚道，商道即诚道即无须证明。
需要指出，现代管理也十分重视诚信。
西方经济学以利害分析来论证诚信的积极作用，这种论证恰恰破解了诚信的先验性。
今日有不少人讲诚信，所依据的逻辑是：只有诚信，才能降低交易成本，才可赚取更多利润。
这在经验层次上固然没错，但却否定了“诚者，天之道”的先验性。
因为按照这一逻辑，如果不诚信能够比诚信更赚钱，那就完全有理由选择不讲诚信。
而《中庸》之“诚”，无论是否有利，甚至无论是否有用，它都具有不可辩驳也不能辩驳的正当性。
所以，现代管理能否把古代诚信移植过来，反过来说，古代诚信是否适用于现代，其中存在着巨大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