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经济学案例211年治污难解污染死结太湖困局：11太湖困局：太湖流域地跨苏浙皖沪三省一市，行政隶属上的分割局面,导致太湖的治理与保护一直处于无序状态。

2007年6月1日,大面积污染的太湖水面。

中新浙江网11月9日电今年夏天，无锡太湖蓝藻暴发事件震惊全国。

6月11日，国务院太湖水污染防治座谈会在江苏无锡召开。

温家宝总理作出重要批示：太湖水污染治理工作开展多年，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自2001年起，太湖开始年年暴发大面积蓝藻，而这也是中国内陆湖泊共同面临的问题。

过去11年中，政府累计投入370亿元资金，治理太湖、巢湖、滇池的水环境，但现实是，湖泊越来越脏。

蓝藻危机之后，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表示，中国七大水系中，26%的水体受到严重污染，与人体接触会导致危险后果，或者已“丧失基本的生态功能”。

此外，在国家重点监控的9大湖泊中，国家环保总局认为有7个湖泊也已经达到这种污染程度。

国家环保总局警告称，过去10年中，即使在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治理污染的地区，水质也在恶化。

在正一点点消失的鱼米之乡，在被垃圾和癌症包围的村庄，在林立的烟囱和埋藏在地表层直通湖岸的排污管道包围下，在渐渐捕不到鱼的餐桌上，水污染的恶果向我们一一袭来。

那个写在歌词里的美丽太湖还能回来吗？”造假迎视察“化工之乡化工之乡”一位中央领导人来到周铁镇视察时，看到了一个洁净秀丽的江南水乡。

但原来―――水是抽干后重新注入的；鱼是临时放进去的；钓鱼的老人也是雇佣的80岁的江苏省宜兴市周铁镇村民何全生还清楚地记得6年前的那一幕。

2001年9月3日，一位中央领导人来到周铁镇视察时，看到了一个洁净秀丽的江南水乡。

化工厂已经停产，一条清澈的小河横穿小镇南北，河中有鱼，岸边还坐着两个垂钓的老者，怡然自得。

何全生老人目送了领导车队的远去。

2007年7月27日，他告诉南方都市报记者，6年前，地方政府和企业导演了一场戏，水是抽干后重新注入的；鱼是临时放进去的；钓鱼的老人也是雇佣的。

随着领导车队的离去，午夜钟声敲响，灰姑娘变回了原形，化工厂的轮子继续运转，污水照样排放。

如今，周铁镇180多条村级河道已经混浊，发臭。

而这些河道均通向太湖。

71岁的宜兴市政协委员邵大平在一封检举信上，详细列举了那次造假的7种措施：一是临时让化工厂停工；二是启动污水处理系统，平时是不运转的；三是把所有有问题的原材料都放到仓库里；四是在工厂门口的河里放生石灰中和；五是在小河道的上游筑坝，抽干水，淘尽污泥，然后注入干净水源；六是买200公斤左右鱼苗，在领导人离视察点还有10多公里时放到水里；七是安排两个老头在河边钓鱼。

正是在这一年，太湖蓝藻开始大面积暴发，到现在已是中国内陆湖泊共同面临的难题。

而这个离太湖不到一公里的小镇，总面积仅有73.2平方公里，却是全国闻名的“化工之乡”，最多时全镇有300多家化工企业，排放的工业废水严重污染着太湖水质。

6年前的这一幕，为过去11年的太湖治理工作增添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注脚。

今年6月11日，国务院太湖水污染防治座谈会在江苏无锡召开，温家宝总理作出重要批示。

中央高层的重新审视给这个饱受污染之苦的小镇再度燃起希望。

黄昏的周铁镇，何全生住在河道边上的小巷里，如今这里住的都是和他一样上了年纪的老人，年轻人都搬出去了，远离臭水。

夜幕降临，老人们不开灯，静静地坐在门前的凳子上。

炎热的晚风夹着河面的腥臭味，掠过这条残破、安静的老街。

蓝藻背后的危机比蓝藻更可怕的是滚滚而来的工业废水。

昔日的“苏南模式”，如今成为太湖污染的根源。

太湖成了成千上万个化工企业的废水池太阳还未升起，热气已经逼进渔港。

离5月份发生的太湖蓝藻事件过去2个多月。

一切看起来都已平息，无锡城内的自来水开始供应正常，尽管色泽偏淡黄，喝起来漂白粉的味道还是太浓。

7月25日早上，渔民单菊永父子解开绳索，一台22匹马力的捕鱼船，将他们送到太湖10公里外的水域。

一根根虾浮像针芒一样插在湖面，船在两米宽的航道上左右摇晃。

按照1998年的规划，整个太湖湖面的养殖面积要压缩到1.5万亩。

但无锡蓝藻事件暴发后，被曝光的太湖围网养殖的真实面积近20万亩。

超规模养殖使渔民和渔业管理部门均从中获利，“每亩水面的养殖证70元，超标的每亩则收取280元。

”对于湖泊而言，这无疑在慢性自杀。

养殖业是太湖重要的污染源，据保守估计，它对整个太湖总磷总氮的“贡献”率在15%左右。

在单菊永拔出一根虾浮后，一个由竹篾、茶木枝、尼龙网交织的错综复杂水世界显露出来，湖水停滞，发臭、污浊，自我净化能力大大削弱。

太湖正在衰老，“肉眼是看不见的，”单菊永说，“看得见的只有蓝藻。

”在船驶向水岸时，水面像泼了层绿油漆，黏稠的浮游物漂在水上，被船犁开后，又迅速覆盖。

从空中来看，2400平方公里的太湖，正被这条绿飘带死死束缚着。

蓝藻暴发，主要原因被认为是农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带来的磷氮超标的富营养化。

蓝藻改变了湖水单一色泽，却危害巨大。

除了酸腐臭味，这种藻类生物还跟鱼类争夺水中的氧气，导致鱼类死亡；其产生的毒素，令环太湖周边城市的饮水水源无法饮用。

然而比蓝藻更可怕的是滚滚而来的工业废水。

昔日的“苏南模式”，如今成为太湖污染的根源。

以乡镇企业为经济主体的“苏南模式”发源于无锡等地，在苏南的乡镇企业遍地开花时，宜兴周铁镇也因化工企业突起，曾被誉为“化工之乡”。

宜兴市环境监察大队副大队长孙列锋说：“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全国开始大发展，周铁镇上到处都是小化工的厂牌，大约在1995年前后，数量达到顶峰。

”官方资料显示，2004年周铁镇化工厂总计为330多家，化工行业的产出规模占全镇经济总量的85%.根据江苏各地今年公布的资料，无锡全市化工企业目前接近3000家，苏州市2200多家，常州市2400多家。

而宜兴作为无锡所辖的一个县级市，至今仍然拥有近1200家化工企业，这已经是多次关停之后的数字。

无一例外的是，太湖成了这些化工企业的废水池，所有工业污染物―――处理的，或是没处理的―――都往太湖排放。

至今无法估算工业污染排放总量到底瞒了多少，因为工业企业在30年前我国建立排污收费制度之时，就是一本理不清的账。

一位政府官员说，一直以来太湖上游受益、下游遭殃的格局正在改变。

太湖污染已呈现“一体化”趋向，环太湖各方没有谁能够置身其外。

水污染中的地方保护GDP和税收增长成为地方官员的优先选择，哪怕带来的是污染。

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为了双方的利益，默契地隐瞒了污染的严重性。

何全生认为，邵大平的举报信道破了一个天机。

在治理污染这件事上，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为了双方的利益，默契地隐瞒了污染的严重性。

太湖周围分布着大大小小几千家乡镇企业，多半从事纺织、服装、机械、电子等加工行业。

在上世纪80年代，这里以不到全国0.4%的国土面积创造着约占全国1/8的国内生产总值，城市化水平居全国之首，这就是曾经享誉全国的“苏南模式”。

在以经济增长为主要任期考核指标的压力型政治、行政制度下，GDP和税收增长成为地方官员的优先选择。

“要考察政府和老板之间的关系，从政协委员组成就可以看出，”邵大平说。

周铁镇群众反映最激烈的银燕化工厂老板孙立平，是镇人大代表，宜兴市政协委员。

“现在市里、镇里的情况都差不多，大约有70%的委员都是富人。

”何全生说，“工业的产值和效益远远大于农业的，所以，下层干部就会不惜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哪怕是污染。

”让何全生感到愤怒的是，镇干部基本上都在宜兴市区买了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论周铁镇的水再怎么臭，也不会影响到这些官员。

”2005年，太湖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在一次抽查中发现，30%多的企业存在非法偷排行为，而宜兴地区就有多家化工企业被查出有偷排行为。

太湖局将抽查结果通报了各地的环保部门，至今尚未有回复。

太湖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局长房玲娣解释，太湖局对偷排行为没有处罚权，“我只能把发现的问题通报当地政府，如果他们不管我就通报给他们的上级政府，还不管我就报告中央，中央总可以管他们了吧？”但她怎么也想不通，“这些污染企业大部分是私有企业，又不能上缴多少利税，对地方经济的贡献远不如对环境的破坏大，地方政府为什么要保护他们？”“污染保护主义”贯穿于从企业建立到污染致害，最后引发冲突的全过程。

今年3月，宜兴市环保局环境监察大队周铁中队副中队长冯旭东，在对周铁镇某化工厂进行环境检查时，已经发现该厂管理不规范，有抛洒滴漏现象。

4月26日夜查时，又发现企业偷排放的污水超标，超标排放污水的COD值达到1400，仍不采取果断措施，导致企业持续超标排污。

在太湖蓝藻暴发后、无锡尚处于“水危机”风口浪尖之时，宜兴当地部分企业仍然在顶风作案。

6月3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的《无锡蓝藻重灾未除，企业排污不断》显示，位于太湖西侧的宜兴周铁镇一些企业仍然直接向太湖排放污水，画面触目惊心。

6月6日，无锡市宣布了对包括周铁镇镇长吴旭、镇党委副书记、副镇长陈忠强在内的5名官员的行政处分。

他们成了此次影响巨大的无锡“水危机”事件中，唯一一批被追究责任的官员。

消弭的民间环保力量所有的治理方案中，都忽视了村民监督这一项。

“村民举报往往石沉大海或者招致报复，民间环保力量日渐式微”“现在不好说，你们不要来找我，”陈法庆在电话里说。

这个曾自费在《人民日报》上以“农民陈法庆”的名义刊登环保公益广告，之后又首次以一个农民的名义向国家有关部门递交《环保公益诉讼立法建议书》的民间环保“奇人”，在2005年11月接受媒体访谈时，曾表示要“以农民的名义拍案而起”。

2003年12月12日，陈法庆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将东苕溪的污染防治管理部门―――浙江省人民政府和浙江省环保局推上被告席。

法院裁定认为：由于污染和原告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所以陈法庆不具备原告资格，不予受理。

流过余杭的东苕溪是跨杭州、湖州两市的一条重要河流，也是杭州市的饮用水源，但这个一级水源保护区的生活饮用水和地表水的污染十分严重，主要原因是：溪边采矿企业的污染、东苕溪航道里运输船舶的污染、溪边农民生活生产污水污染等。

宜兴市环境监察大队副大队长孙列锋也承认，在环保问题上，我国还缺乏法律监督。

比如，我国缺乏公益诉讼制度、公益诉讼往往法院不予受理。

陈法庆给国务院和浙江省9个部门写信要求重视解决这个问题，但没有一个部门明确答复。

为此，他撰写《环境污染、法律无奈―――关于请求对公益诉讼立案审理的建议》，向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法制办、国家环保总局等5部门上书呼吁。

面对现实，环境专家认为，政府除了要动员更多的百姓和执法部门一起治理环境，也要为理性维权提供制度空间，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公益诉讼制度，鼓励“事不关己，也要挺身而出，见义勇为”的精神。

浙江省委党校行政管理学教授吴锦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污染的治理仅仅依靠政府执法部门的力量是不够的，依靠企业家的自觉更是缘木求鱼，现行制度设计必须为日益高涨的痛恨污染的民众情绪提供理性的宣泄渠道，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可谓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