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的“十年情结”作者：方维保来源：《扬子江评论》2015年第05期一在当代人所写现当代文学史，往往有着固定的叙述模式。
在诸多的叙述模式中，就有一个“十年情结”。
所谓的“十年情结”，也就是以十年为一段来总结文学史的发展;而且在叙史方式，或文学史分段叙述的方法上，已经成为一种一成不变的固定的程式和体制，每到一个十年节点的时候，文学批评界和文学史学界就会很自然地出现一系列“十年”书写活动;也就是这个十年情结大有成为文学史编纂的仪式。
纵观这些“十年情结”仪式，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通史”性质的现当代文学史的十年分段法。
1950年中央教育部颁发了《〈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第一个十年由1921年切断，但第二个十年却被完整叙述，即“左联成立前后十年（1927-1937）”a，这种分期在后来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中贯彻比较彻底。
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是作者前后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讲稿。
上册1951年9月由开明书店初版，所述时期为自“…五四‟文学革命至一九三七年抗战前夕，二十年间新文学的发展史”。
其中又将这一时期分为两个阶段，五四至1927年，1927至1937年。
两个十年非常地明显。
下册由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8月初版，它以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界，分成两段，时间至1949年的“第一次文代会”。
最后另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一章，综述自新中国成立以后至1952年毛泽东《讲话》“发表十周年为止的三年间文学工作的一般状况”b，凑足了十年，即1942-1952年。
后来丁易、张毕来分别于1955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和《新文学史纲》，此二位都参加了教育部大纲的起草。
张著第一卷为“从一九一八、一九到一九二七、二八的十年间”，遵从第一个十年的体例。
丁著总体上是一部左翼文学运动史，所述的“五四文学运动”、“左翼文学运动”和“中国文学的工农兵方向”十年的线索不甚清晰，但还是看得出大致的十年概念，“五四运动”对应第一个十年，“左翼文学运动（上）”对应三十年代文学，而“左翼文学运动（下）”及“工农兵方向”则对应的是抗战十年的文学。
后来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三卷本高校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6月，1979年11月，1980年12月），也将现代文学史的三十年分为了三段，第一个十年，第二个十年，第三个十年。
当然，还对应着一个政治历史事件，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抗战时期的文学”等。
但无疑这三次政治历史事件，所对应的时间段，依然是十年。
后来，钱理群等人编纂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显然就是将现代文学分成三段，每段十年。
杨义于1981年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则由1941年为界将30年代和40年代文学的分开，十年的体制就更加明显;而且他在叙述中更是经常使用“20年代文学”、“30年代文学”和“40年代文学”的叙史话语。
吴福辉著《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将现代文学史分为“五四启蒙”、“多元共生”和“风云骤起”三个部分，其实这三部分正对应着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
当代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编纂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于1982年12月启动第二辑，即接续当年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而将第二辑确定为“1927-1937”;1991年1月出版了第三辑，则确定为“1937-1949”。
它们都承续了第一辑“十年一段”的传统。
而对于当代文学史的编纂，也是延续了这样的“十年一段”的套路。
朱栋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1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上部即狭义的“现代部分”，当然是十年一段：20年代文学、30年代文学和40年代文学;下部即“当代部分”，分为“50-70”、“80-90”、“新世纪文学”三段，看上去是30-20-10的模式，但这显然又是十年一段的变种。
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则分成两段，即“50-70年代文学”，“80年代以来文学”，最后是“90年代的文学状况”。
程光炜的“重返80年代文学”系列研究，则是基于对于文学史维度的80年代的十年定位。
在当代文学叙述中“第一段”是个例外，即将1949-1965年的文学称为“十七年文学”。
在总体上，在现当代文学的叙述形成了比较固定的十年一段的叙述模式，即20年代文学、30年代文学、40年代文学、50-60年代文学（“17年文学”）、“文革”十年的文学、80年代文学、90年代文学、新世纪十年文学。
在这固定的十年一段的叙述中是有例外的，但例外是不常见的，例外并不影响十年一段的固定程式的结构形态。
现代部分对应得比较一致，而当代部分则经常发生变动，不过十年的对应性还是很强的。
而且，十年一段的命名还有着由文化命名向年代命名转变的趋势。
二是历史描述的“十年仪式”。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和文学史学界，每到十年的时候，就有总结的冲动。
1960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由郭沫若、茅盾等编辑的《文学十年》，总结1949-1959年的文学成就。
“文革”结束以后，新时期十年的时候，出现了非常多的“新时期文学十年”的总结报告式的文学史。
发表的总结新时期文学十年的文章最多。
比如刘再复的《论新时期文学主潮——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鲁枢元的《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文艺报》1986年10月18日）等。
还有很多的资料选编、教材和专著等。
1988年10月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成人教育处出版的由王克安、徐萍编著的《新时期文学十年研究资料选编》，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编的《新时期电影10年》（重庆出版社1988年），江西师范大学函授部编的《新时期十年文学》，中国作家协会江西分会主编的《江西新时期十年文学作品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0年），等等。
它们都总结了1976年到1986年十年的文学的成就。
90年代中后期，还出现了对于所谓“后新时期文学”其实也就是对于90年代文学的总结。
如陈思和的《试论90年代文学的无名特征及其当代性》（《复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1期）、刘忠的《90年代以来文学的生存状态》（《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6期）、刘文辉的《传媒语境与20世纪90年代文学转向》（人民出版社2013年），等等。
新世纪十年，出现了更多的“总结报告”。
如丁晓原的《“复调”与“复式”——新世纪十年报告文学观察》（《文艺争鸣》2011年第7期）;赵勇的《文学生产与消费活动的转型之旅——新世纪文学十年抽样分析》（《贵州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王胜蓝的《新世纪十年本土原创儿童文学畅销书研究》（2011年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张学昕的《新世纪十年短篇小说论》（《东吴学术》2012年第2期）、王小英等的《回望与检视：十年网络文学研究述评》（《山西师大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2期》），等等。
各地也同样召开许多的座谈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于1986年9月7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了“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2010年7月，复旦大学召开了“新世纪十年文学”国际研讨会;2010年10月，广东省东莞市召开了“新世纪十年：东莞文学的现状与前瞻”论坛;“中国新诗：新世纪十年的回顾与反思——两岸四地第三届当代诗学论坛”，等等。
当然还出版了为数众多的十年作品选，绍兴市文联发行了《新纪十年绍兴文学优秀作品选》;中国小说学会编辑了《中国小说排行榜十年榜上榜》（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年）;山东省文联编辑了《新世纪10年山东诗选》（山东文艺出版社2012年），等等。
还涉及其他学科的学术总结，如何新文等的《新世纪十年：古代赋学研究的繁荣与趋向》（《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2期）;甚至还涉及海外华文文学，如黄万华的《新世纪10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及其趋向》（《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1期）。
除了文学之外，还有《新世纪十年灯谜鉴赏》《新世纪十年读书报告》，等等。
当然，这种仪式性的文学史表达，还表现在“五年”、“五十年”、“百年”等方面。
而无论是“五年”、“五十年”还是“百年”都共同源自于“十年”情结，本文将不做赘述。
总之，“十年总结汇”和“十年连环”，涉及各种文学门类，涉及各个地方，也涉及各种与文学相关的诸如文学批评、学术研究和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
二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的十年情结，很显然是一个蔚为大观的文学史现象。
但是，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出现，则是值得深思的。
一种通行的理解，这种十年情结来自于中国文化中的“整十”心理。
中国文化中有十全十美的“整十”情结，人每过十年，就要做一次大寿。
十年是一个圆满的周期，手指是十个，脚趾也是十个，“十”是一个整数，它暗示着圆满和完整。
所以，鲁迅在《阿Q正传》里还用“大团圆”来讽刺这种哲学。
人生十年要做寿，总结人生;历史当然是人的历史，所以也要每过十年就要“做寿”，总结一下十年的成就，文学史当然也不例外。
当然，与此相联系的五十年、百年情结，也是一样。
不过，百年情结，还有着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世纪”概念。
但那也是中西文化的一个契合。
做寿是一种人生仪式，文学史也是一种仪式，所以我们看到，每到十年的时候，文学史家就要做总结，各种各样的座谈会，各种各样的作品选出版。
假如与社会文化领域的各种庆典活动联系起来，中国当代的“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活动，就是一场文化仪式。
仪式具有制度性，所以每到十年的时候，就会周期性发生，因此，每到十年的时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仪式就会如期举行，风雨无阻。
如此看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十年情结”似乎是中国文化的传承，也是中国历史书写的传统。
但是考察中国传统的历史书写，就会发现，说十年情结是文化传统倒是说得过去的，但是却不是中国历史的书写传统。
中国历史没有十年分段的传统，也没有十年总结的传统。
在中国历史的书写习惯中，一般都是“断代史”，也就是后代给前代写史，所以二十四史大多是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历史，除《史记》外，很少有通史，更别说以十年分段了。
就是具有文学史性质的“文苑传”也大多是某几个作家生平事迹介绍，文学史的观念并不强，更不要说给文学史分段，尤其是分十年一段来叙述了。
当然，由中国现代史家所著的《中国文学史》还是有分段叙述的成规的。
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舍弃了传统史书的以朝代为序，也舍弃了从欧洲史上搬来的“上古”、“中古”、“近古”等的概念，他按照中国文学演变的自身“实况”，分了三个时段来叙述文学史：西晋以前的古代文学阶段，“纯然为未受有外来的影响的本土的文学”c;东晋南渡至明正德年代的中世纪，是本土文学受到了印度佛经文学的极大影响的时期;从明嘉靖元年到“五四”之前，外来文学的影响消失，近代文学又恢复了它纯然本土的特性，而后一直到“五四”以后，欧洲文学重又引起巨大反响，文学史进入到现代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