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经济的变化题目：中国近现代经济的变化关键字：全域性开发内容摘要：尤应指出，这一经济格局与中国现代的经济发展有着切近的接续关系。

它到今天也没有“过时”。

近百年出现的机器工业和现代城市的巨大发展，也未使之发生大的改变；而且，不管这种交流是否曾被人为割断，一旦“放开”，类似的局面就会再现和复兴。

进而言之，正是它及其背后的制度性因素，构成了中国当代改革的历史依托，33 和现代发展的真正基础。

参考文献：1.与许倬云教授的谈话，1987年9月，美国匹兹堡；另见许倬云∶《汉代的农业》。

2.见张瀚∶《松窗梦语》卷1、卷4，谢肇浙∶《五杂俎》卷4，于慎行∶《毂山笔麈》卷11、12。

3.以上参见高王凌∶“明清时期的耕地面积”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2∶3、1994∶ 3。

4.参见高王凌∶“关于清代四川农业的发展”，《平准学刊》，第一辑，1985。

5.广东巡抚杨文乾奏，见雍正5年2月乙丑谕，《世宗实录》卷53；《朱批谕旨》，雍正8年4月20日鄂尔泰奏；《广东经济概况》，1935年；吴传钧∶《中国经济地理》等。

6.《广东新语》卷22，顺治《九江乡志》卷2，《九江儒林乡志》卷3、卷4。

7.嘉庆《龙山乡志》卷4，民国《龙山乡志》；道光《龙江志略》卷1。

8.道光《鹤山县志》卷2。

9.任美锷主编《中国自然地理纲要》，1982年修订版，页256。

10.民国《顺德县续志》卷1。

11.着名者如粤纱，为岭外、京华、东西二洋所贵；大良麻布，通贸江浙，岁取数千金；新会麻布远销江、浙、汉口、四川等地，……见《广东新语》卷15，罗天尺∶《五山志林》卷7，道光《新会县志》卷2等。

12.周去非∶《岭外代答》卷4；叶适∶《水心文集》卷1。

13.何如璋∶《复粤督张振轩制军书》，见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页472。

14.例如到光绪年间，新会“匀计每口得田不足一亩，一亩之入岁以谷三百斤为率，是每口仅得半年之食”，《新会县乡土志》卷9。

15.《清史稿·韩良辅传》；梁方仲编着∶《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甲表82、86等；何如璋∶《复粤督张振轩制军书》。

16.以上参见高王凌∶“传统模式的突破──清代广东经济的发展”，《清史研究》1993∶3。

17.卫泾∶《后乐集》卷13《论围田札子》；绍熙《吴郡志》卷第50《杂志》。

18.丘浚∶《大学衍义补》卷22《治国平天下之要·治国用·贡赋之常》。

19.陶宗仪∶《辍耕录》卷24。

近几百年，中国经济地理的变化大约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区开发走上了“全域性开发”的道路，一是地区发展中有了新的模式出现。

这些正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也是今天“现代化”的“立脚基石”。

但是在“虚妄史观”和“if”理论的支配下（如假设李自成能坐稳江山，或不要早早达到四亿人口，就会如何如何），这些似乎都没有什么意义，甚至未曾发生才好。

因而历史也不免遭到扭曲（在这里是指清史而言），或出现某些“盲点”和“断裂”。

例如，拿明代“地图”与清代相比，无论在疆域（相差数百万平方公里，一半以上的国土面积）、耕地（相差六七亿亩，大约一半左右的农耕面积）、还是人口上（相差三亿人，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差距都是巨大而明显的。

这些恐怕都是人们熟知的史实，但它在人文和经济地理方面还有什么意义？又和以后的历史有着什么关系？对此，我们还有不少问题应当思考。

一中国的版图，在秦汉之际已是相当辽阔，特别是内地省份，与今天似也不惶多让。

因此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土地开发也早就弗远无届，走上了一条迅速开发和“均平发展”的道路。

实际的情况却可能不是这样。

到明代末年（从以后的统计数字上看），中国还有一半耕地没有开垦，就是一个重要的史实。

一方面，中国很早就进入人口密集型的精耕农业，另一方面，它的土地开发，走的却是“成熟”一片（即把它作成精耕农业），再开发一片的道路（这和人们潜意识中美国式短时间内迅速“撒向全国”是不一样的）。

这一个过程，至少从汉到清，就走了很长时间（由是我们也可把汉代和清代的历史重新衔接起来）。

1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来观察近代经济地理的变化。

借助于人口分布图，可以明显看出，明代的中国经济的重心，是太偏重于东部运河沿线了（即南北直隶、山东、浙江等“基本经济区”）。

从人口统计中可以看出，三分之二的人口分布在东部地区（上述省份加上江西、福建），其他省份只占有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

据史书记载，直到明代后期，淮河流域和湖广等地仍属“地广人稀”、“旷莽之墟”，2 更不用说东北和西南地区了。

这一切在清代获得了极大的改变。

在民国年间新的耕地统计中，绝大多数都是前代开垦的（民国耕地增加很少，主要集中在东北等地），其中清代占了将近一半。

原属落后地区的湖北、湖南、四川，在清代成为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区和输出地区，同时获得显着发展的还有广东，以及东北和台湾等地。

举例来说，四川在明代的人口比重，只占全国的百分之二（1393年，2.4％），到清代则发展到全国的十分之一（1851年，10.4％）。

东部与西部的比重，由明代的2∶1，改变为清代的1∶1 。

中南和西南地区所占比重，也由百分之十九，上升到三十四。

3这可以被称为国土的“全域性开发”，是清人的最大成就之一。

它奠定了今日中国耕地的基础，相比之下，明代则差得很远（且不谈西部和北部边疆地区）。

进而言之，没有清人的努力，当十九世纪面临外敌入侵之时，中国的西、北部边疆固然会呈现完全不同的态势（对比明、清两代的疆域图），二十世纪的对日抗战，也将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对西南地区的开发）。

由此可见历史的发生，自有它的规律，并不凭依人们的喜怒爱憎，它也由此而取得它应有的历史地位。

二清代中国的成就又不限于土地的“全域性开发”，也许更重要的，是出现了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在中国早期历史里，粮食是一项最重要的产品。

因为没有充分的粮食供给，中国古代文明就无从建立、发展和繁荣。

在很长时间里，中国各地区粮食都供给有余，其主要问题是如何寻求和扩大产品的销路。

粮食生产的这种情况，只是到近几百年才发生变化。

到清代，随着人口的迅速增加和耕地的全域性开发，人们必须考虑，在耕地不再增加、投入也几近饱和的情况下，如何扩大生产可能性的边界，和进一步发展生产。

为此，如何安排粮食和其他作物的生产，就更为严重和有了新的含义，它已不再可以任意为之，而成为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地方都在原有的粮食生产之外，发展了新的优势产品。

例如在清代四川，蚕桑的发展，使它成为全国几大产区之一，每岁获利不下数百万金；棉花棉布，在与湖北输入品竞争的同时，可以销往云南、贵州，或千里以外；隆昌、容昌麻布，贩至京师，遍及各省；红花则远销江南，烟草可销售湖广、河南，它们的收益都远远超过了粮食种植。

四川就这样提高了它的生产阶梯，能够在长时间内养育全国十分之一的人口，成为中国人口第一大省。

4四川盆地的发展已显示出一种新的模式，但是它还不够典型。

最典型的例子也许还属广东。

古云“东粤自来多谷”，一向作为中国稻谷主产区的广东，到了清代，却变成了稻谷的大量输入地区。

据说康熙雍正年间，广东一岁所产米石，仅支半年有余，即丰收而乞粜于广西者犹不下一二百万石；民国年间，每年输入粮食平均为一千二百多万担。

5 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业，遂走上了一条主要致力于蚕桑、塘鱼、果品、甘蔗等生产以至“民富而米少”的道路。

例如，在南海县九江乡，明末清初已是鱼塘十之八，田十之二，力农本务无几。

其乡地如棋盘，周回三十里，黑脉者堤，方格者池塘，池塘养鱼，堤以树桑。

所产鱼苗，贩往两粤郡邑以至豫章、楚、闽，并从外地购回米谷。

据称九江利赖多藉鱼苗，次蚕桑，次禾稻，次园眼，次芋。

粮食生产只能位于鱼、桑之后，占据一个次要的位置。

但是这样一个地位也不能长久保持。

乾嘉以后，民多改业桑鱼，无田可植，几乎全部地土都改为基塘，不再生产稻谷。

道光年间，九江乡落为南海冠，男女二十余万，日需谷二千余石。

正合人均日食一升之数，说明其所需米谷几乎全部需从外输入。

综计一年所需，可达70－80万石之多！6 与九江为邻的顺德县龙山，乡田原倍于塘，乾嘉之际以田入歉薄，皆弃田筑塘。

故村田不及百顷，民舍外皆塘。

每岁鱼价以数万计；而蚕凡八熟，所售丝价，每一墟期辄以万计。

龙山人口，嘉庆初年通计不下十余万人，其口食尽仰给于他乡。

咸、同之时，全乡只剩有民田数十亩。

与之相邻的顺德县龙江乡，道光年间也是旧有稻田，今皆变为基塘；乡无耕稼，而四方谷米云集，7 全部依赖外来谷米。

与九江隔江相望的鹤山县坡山、维敦等地，亦几于无地不桑，无人不蚕。

而鱼利最饶，常舟载而鬻诸省会。

8综计上述以九江为中心的基塘区人口，在道光年间当不下50－60万人，每年需输入的米谷，约为200万石。

这当是一个很大的数值。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九江四周不过是桑基鱼塘区的一小部分，在清代，这一区域还包括西起西江西岸，高明、鹤山的沿江地带，东经南海，以至顺德整个南部地区，南到新会、香山北部，这样一个宽广的地区。

根据现代卫星象片等量测，在1980年左右，珠江三角洲上桑基鱼塘的总面积为1172平方公里，9 约占三角洲总面积的10％，总耕地面积的22％。

应当指出，这一数字与清代所达到的水平尚有不小的差距。

我国着名的传统产品蚕丝生产中，粤丝从清末以来便占有三分之一的产量，其绝大部分即为三角洲所产。

珠江三角洲以小得多的面积能与长江三角洲的蚕丝产量相抗衡，足以说明其产量之丰富与产区之集中。

在鱼、桑之外，还存在大片的果品种植和果基鱼塘，象顺德陈村周围四十里及从南海平洲东接番禺大石，又至增城沙贝“蔽亏百里”的荔枝、龙眼产区，番禺、增城、东莞“连岗接阜”、“动以千顷计”的甘蔗产区，以及香山、新会等地数十里相连的柑、桔，和成围成顷的蒲葵产区，无疑也是不种或很少种植稻谷的。

在顺德县，据光绪年间估计，已是禾田多变基塘，“莳禾之地不及十一”。

10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几点∶1）粮食生产在珠江三角洲已不占主业的地位，而只是农村收入中的一小部分，不少地方已经不种或很少种植粮食作物；2）与之同步发生的，是养蚕、饲鱼以及各种果木和经济作物栽培，已成为该地的主业和经济的重心，在一些地方甚至成为农业的唯一出产。

这里我们尚未计入农村经济中传统工业的部分。

11广东珠江三角洲为什么会发生这一转变，它的原因是什么？对此，我们应从一个更大的区域范围来作考察。

在宋代，广东及其毗邻地区广西、湖南、江西等地都是盛产稻米的地方，并有不少剩余可以运销其他省区。

如广西生齿不蕃，需谷不多，故谷贱莫甚，只得销往广东等地。

12 在这种情况下，广东、广西等地区的经济将如何发展？看来其可能的途径，一是找到米谷销路，从而扩大其生产；另一个就是抓住时机，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