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古代藏书家的藏书观念摘要：藏书家藏书的首要观念是为读书而藏书，通过藏书读书满足自身的文化需求，化解深沉的文化情结，超脱俗世的萦绕，寻求到生命和心灵的精神慰藉。

而古代书籍的难得与珍贵，使许多藏书家对藏书产生了世为永保、私秘珍藏、书不借人等观念。

但是这些观念造成了典籍的损毁，引起了其他藏书家的警觉，因此将藏书公开，允许借阅、抄录和刊刻传布的观念也一直存在，并不断地发展。

关键词：藏书家；藏书观念；读书；藏书私密；藏书刊刻；中国古代藏书大致分为官府、私人、宗教和书院四个系统。

私人藏书约起源于春秋后期，历经千余年的缓慢发展，到两宋时期才成为普及社会各阶层的、发展迅速的社会文化活动，并在明清时期发展达于鼎峰。

在私人藏书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造就了为数众多的藏书家，他们对于中国古代典籍收集、保存、整理、校勘、著录、提要、传抄、刊布之功，对于传递文化、培养人才、推演学术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①可以说，藏书家的藏书观念在推动私人藏书发展发面发挥极大的作用。

观念是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各种认识的集合体，人们会根据自身形成的观念进行各种的活动。

因此，观念对人们的行为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对于藏书家的藏书观念，近来研究较少也不全面，并且人们似乎或多或少的有这样的认识：中国历代的私人藏书家，最初主要是一些学者、教育家、政治家们由于自己的事业所需才聚书的。

到了私家藏书大发展大繁荣时期，情况便发生了变化，一些人藏书的目的便并非是为了治学和事业所需，而是因为爱书，对聚书藏书有兴趣，或者是为了聚敛文化财富以备后代传承。

还有一些是继承了上代人的藏书，继续收藏并不断增添，他们的上一代可能是学者为治学而藏书，到了他这一代，就成了为收藏而藏书的藏书家了。

②但是，从历代藏书家的藏书实践来看，这种是认识是片面的。

藏书家是对藏书有深厚感情的士人知识分子，在“爱书如命”的文化情结的萦绕下，他们的藏书观念很难简单地用为聚敛文化财富、为收藏而藏书等来概括。

古代藏书家其实是爱读书、会读书的士人知识分子的真正代表，他们的藏书观念远超乎这种世俗的观①周少川.藏书与文化——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北京: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303.②马嘶.学人藏书聚散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8.念之上。

一、为读书而藏书的观念藏书家的藏书观念，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何藏书，即藏书的动机；二是如何对待藏书，这是在藏书过程中和有了藏书之后衍生的观念。

关于藏书家的藏书动机，从历代藏书家的实际情况来看，读书是其进行藏书的首要动机。

藏书家基本都是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士人知识分子，通过聚集不同的、大量的书籍来实现愈益热切的读书渴求，满足自身的文化需求，化解“爱书如命”的文化情结。

清代著名藏书家张金吾说：“人有愚、智、贤、不肖之异者，无他，学与不学之所致也。

然欲致力于学者，必先读书；欲读书者，必先藏书。

藏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

”①藏书是读书的重要条件，清代另一著名藏书家何绍基也说：“藏书不懈读，如儿嬉戏得珠玉；读书不能藏，如千里行无糗粮。

”古代士人要获取文化知识，提高文化素养，满足个人文化需求，都必须读书，而在古代公共藏书不发达的情况下，私人藏书无疑就成为一种最好的方法。

古代藏书家无论何种类型，读书都是藏书首要的动机。

明代学者、著名藏书家胡应麟说：“夫书好而弗力，犹无好也；夫书聚而弗读，犹无聚也。

”②书不读还不如不藏。

现代学者辛德勇先生就认为，从来没有根本不读书的藏书家，藏书家对书籍的内容大多各有不同的偏好而已。

③宋真宗时期的御史中丞赵安仁“嗜读书，所得禄赐多以购书”，宗室赵宗晟、赵宗绰、赵德麟等皆藏书数万卷。

大部分藏书家都是穷毕生精力网罗图籍，阅读终老，许多即使“年耆目眊，读书不辍”。

明代杨士奇“早有志于学，而孤贫不能得书。

稍长，事抄录，无以为楮笔之费，则往往从人借读，不能数得。

年十四五，出教童蒙，颇有所入，以供养不暇市书也。

弱冠，稍远出授徒，所入颇厚，始蓄书，不能多也。

及仕于朝，有常禄，又时有赐赉，节缩百费，日月积之，一为收书之资”。

作为首辅的杨士奇藏书还如此之用功，可见其爱书之真切。

酷嗜宋椠、自号“佞宋主人”的黄丕烈读书“专且博”，对于所藏书宋本书“非惟好之，实能读之。

于其版本之后先，篇第之多寡，音训之异同，字画之增损，及其授受源流，繙摹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广狭，装缀之精粗敝好，莫不心营目识，条分缕析”，他精于版本、目录、校勘之学，成为清代著名学者，就①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序,道光六年(1826年)刻本.②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从·经籍会通.光绪二十二年广雅书局刻本.③辛德勇.读书与藏书之间·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05:2.与此读书藏书分不开。

读书和藏书密不可分，藏书是读书的资本，读书是藏书的动力。

通过藏书活动，藏书家获得自身的文化需求，化解深沉的文化情结，超脱俗世的萦绕，寻求到生命和心灵的精神慰藉，达于人生的空明境界。

爱读书是中国古代的优良传统，大部分藏书家通过读书、藏书汲取知识，满足心灵的文化诉求，在这个过程中追寻豁达、空明的人生境界。

宋代著名诗人陆游一生酷嗜读书，以致他家环宇之内都是书籍，他还饶有趣味地名之曰“书巢”，“饮居起食，疾痛呻吟，悲忧愤叹，未尝不与书俱”。

陆游一生历经坎坷，倍受现实的打击，而藏书、读书给他带来了无尽的精神和心灵慰藉，使他脱离了俗世的喧嚣与烦扰。

与他同时的另一位著名藏书家尤袤“（藏书）始自青衿，迨夫白首，嗜好既笃，网罗斯备，日增月益，昼诵夕思”，“于书靡不观，观书靡不记”，谓书“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读之以当金石琴瑟”。

“四当说”应该是尽人皆知了，它代表了古代热爱读书、藏书的士民的基本观点，形象而深刻地表述了藏书家对书籍的浓厚情感。

尤袤少年英才，后来虽官至尚书，但是他的政治抱负却抑郁不得志。

他酷嗜读书藏书、人称“尤书橱”，读书与藏书之间使他享受别有一番滋味的乐趣，对于喧嚣坎坷的官场来说，这才是人生真谛。

明代著名学者、藏书家胡应麟也有相似的观念，他说：“于他无所嗜，所嗜独书。

饥以当食，渴以当饮，诵之可以当韶頀，览之可以当夷施，忧籍以释，忿藉以平，病藉以起。

”宋赵明诚、李清照夫妇，两人都酷嗜书籍，年轻时就辛勤聚书，每获得一本新书，夫妻两人就一起校勘，阅读玩赏，在闲暇时两人以背习书中内容为趣，“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

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

甘心老是乡矣”。

此时他们的生活是多么地充满闲情逸致。

但是后来，家国之难遽降，给李清照带来的是无尽的伤感悲痛。

先是靖康之难，北宋灭亡，她与赵明诚不得不南迁，而辛苦聚集的图书大部分不能带走，只好忍痛舍弃。

不久，赵明诚病逝，这对李清照来说更是一个沉痛的打击。

在几经战乱迁徙后，他们的藏书损毁殆尽，后来又遭官吏、盗贼掠夺，所剩无几，李清照为此甚至“悲恸不得活，重立赏收赎”，“所谓岿然独存者，乃十去七八。

所有一二残零不成部帙书册，三数种平平书帖，犹复爱惜如护头目”。

这些藏书对她来说已经不是简单的书本，是她与赵明诚深厚感情的结晶，是晚年孤苦无依的一份深厚的心灵慰藉及情感的寄托与皈依。

宋代隐士、藏书家许棐，家境困顿，却喜欢读书蓄书，以致别人笑他“嗜书好货均为一贪。

贪书而饥，不若贪货而饱；贪书而劳，不若贪饭而逸。

人生不百年，何自苦如此”。

但他说：“今人予不知之，自古不义而富贵者，书中略可考也。

竟何如哉？予少安于贫，壮乐于贫，老忘于贫，人不鄙夷予之贫，鬼不揶揄予之贫，书之赐也。

如彼百年，何乐之有哉？”许棐在读书、藏书中忘却现实的困顿，达于清新脱俗的人生境界，感受真正的人生乐趣，而不惑于世俗的追求与偏见。

明中期藏书家邢参“教授乡里，以著述自娱。

遇雪累日，囊无粟，兀坐如枯株。

人往视之，见其无惨懔色，方苦吟所得句自喜。

又连日雨，复往视，屋三角垫，怡然执书坐一角，正不必效乃祖作赋也”。

清代藏书家蒋重光因病几乎瘫痪，起卧行动困难，但仍喜爱读书，“手难展卷，令仆执卷仰视，深夜悬灯不辍”，自己不能翻书阅读，就要仆人帮助翻阅，如此十余年。

在读书中忘却病痛，找寻外物不能有的精神寄托，也许是这位藏书家坚持下来的因由。

藏书家在藏书之中获得不一样的人生享受，与那些追逐世俗名利、享乐而忘乎所以的人来说是天壤之别。

当然，也不能否认少部分藏书家附庸风雅，为聚敛文化财富或者为收藏而藏书。

如明代嘉靖首辅严嵩藏有宋版书籍六千八百五十三部，手钞宋元书籍二千六百十三部，经史子集五千八百五十部套，佛道经决九百一十四部套。

单就宋版书籍和手钞本宋元书籍的数量之多是举世少有的，其巨大价值更不可言。

严嵩作为一个权倾朝野的大官僚，聚敛如此多之珍贵书籍，除了看中这些书籍的巨大价值之外，还有附庸风雅为收藏而收藏的观念。

有些爆发的工商业者也网罗书籍填充厅室，以相彪炳。

当然这样的藏书家毕竟只是少数，而且在笔者看来这些也算不上是真正的藏书家。

二、世为永保、藏书私密、书不借人观念藏书家喜好读书，因此深谙书之价值与重要，而在辛苦的藏书过程中，又深深感受书之难得，因此对藏书产生了世为永保、私秘珍藏、书不借人等观念。

陈登原就说：“夫好之如此其癖，得之如此其难，于是藏弆者秘视其藏之心，自亦油然而生。

”①世为永保几乎是所有藏书家共同的观念。

宋代藏书家林霆藏书数千卷，对他的子孙说：“吾为汝曹获良产矣。

”明代藏书家王献臣有一枚“王氏图书子子孙孙永宝之”的印章。

据清藏书家郑梁《二老阁书目》载，著名学者黄宗羲①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上海:上海书店,1983:392.“最喜收书，其搜罗大江以南诸家殆遍。

垂老遭大水，卷轴尽坏；身后一火，失去大半。

……而如薛居正《五代史》，乃天壤间罕遇者，已失去，可惜也”。

据王欣夫先生《藏书纪事诗》补正，黄宗羲确实有薛居正《五代史》藏本，清吴任臣曾向其借阅而不得，后来因此湮佚不传。

①薛史虽在乾隆时期由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但已非原貌，这一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清代学者、藏书家周春获得宋刻本《汤注陶渊明诗》及宋刻本《礼书》后秘不示人，打算死后用来殉葬。

对于借书，藏书家表现得更为严格。

唐代藏书家杜暹就在书上标有“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皆不孝”的训示，②被后世一些藏书家奉为金科玉律。

有的藏书家甚至诅咒“有假不还遭神遣”，其对借书不还者痛恨如此。

宋代藏书家赵令畤在《侯鲭录》中说：“比来士大夫借人之书，不录不读不还，便为己有，又欲使人之无本。

颍川一士子，《九经》各有数十部，皆有题记，是为借诸人不还者。

每炫本多。

余未尝不戒儿曹也。

”借书不还在后来更形成“借书一痴、还书一痴”的士林恶习。

这些观念是如何产生的？首先，藏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士人身份的象征，保有书籍就保有士人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