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卷 第1期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综合版)V ol.3N o 11 2004年3月Journal of Luohe V ocational and T echnical C ollege (C omprehensive )Mar 12004 收稿日期:2003-08-24作者简介:赵革萍(1968-),女,河南漯河人,漯河实验高中教师,主要从事语文教学和研究工作。
汉魏六朝以哀为美的悲怨文学赵革萍(漯河实验高级中学,河南漯河462000) 摘要:动荡的社会背景,坎坷的人生命运,触动了汉魏六朝文学家的感伤情思。
他们以悲为美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的确让世人瞩目。
关键词:汉魏六朝;以哀为美;悲怨文学中图分类号:I2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864(2004)01-0065-03 中国的悲怨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
哪个时代没有“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的悲剧作品?在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下,尽管儒家的正统诗教始终发挥着强大的控制力量,但悲怨文学从未停止过自己的生命。
在回顾这一惊心动魄的历史进程时,汉魏六朝人“以悲为美”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开拓,尤其令人瞩目。
一、悲怨文学的发展特征汉魏六朝是介于秦汉和隋唐两次长期大统一之间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
封建社会各种内在矛盾的蓄积和激荡,使这段历史行程充满了曲折、磨难,无数生灵因之涂炭。
在时代历史悲剧所造成的社会土壤中,产生了以悲哀、怨愤为审美表现内容的文艺思潮,酿成了汉魏六朝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悲怨文学。
早在汉末,出现了“文温而丽,意悲而远”的古诗十九首。
它们在对日常时世、人事节候、名利享乐等的咏叹中,突出的是一种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
接着,建安文人是在扰攘之时、兵革之际来抒发那种悯民生之疾苦、亟思建功立业的情怀。
志深而笔长,慷慨而多气,便构成了建安风骨的显著特征。
正始文人在继承建安风骨的同时,又深化了建安文学的悲凄内容,愤世嫉俗与任性使气便成了正始文学的基本风貌。
西晋文人则在咏叹身世和时节转换中,透露出无法排遣的忧闷和悲苦的心境。
由此可见,沉重而哀伤的古诗十九首,慷慨悲哀的建安风骨,忧郁凄恻的正始之音,无不畅快淋漓地以悲怨之情为特征,形成了汹涌澎湃的创作思潮。
到了南北朝时期,先后出现了赏会自然的山水诗和轻歌曼舞的宫体诗,它们恰如五光十色的纱幕,环裹缠绕着浸满血泪的时代苦难。
但这类作品里面依然渗透着六朝文人对命运的忧虑,对人生的悲观。
东晋名士的兰亭诗会,在吟咏山水中,宣泄着对人生的忧嗟之情。
谢灵运的山水作品,往往是政治上的怨愤和内心的凄怆所凝就,“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
可见,他们遨游山水,是为了排遣其政治上的苦闷。
而南朝末期出现大量的宫体诗,与当时的佛陀风潮一样。
佛教本是大乱时代给予人们的一种麻醉剂,“陈佛士安乐”,为了扩大宣传,不惜“设乐以诱愚小俳优,以极招远会”。
这恰恰就为外佛内奸的人们开了方便之门,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对人生颓唐灰心的南朝士族的自我麻醉的心理。
因此,可以说,汉魏六朝的山水文学和宫闱文学,正是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了人生的悲凉、失挫和及时行乐思想,它们与当时的悲剧作品一起,构成了汉魏六朝文学的独特风采。
二、悲怨文学产生的社会根源为什么这段历史会表现出如此浓烈的哀伤情调呢?为什么其风格会如此凄清、悲怨呢?这是与当时的社会形势、哲学思潮和审美风尚有着密切联系的。
统一的帝国衰亡之后,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间,王朝更替频繁。
汉末以来的频仍战争,西晋末年的“五胡乱华”、外族侵扰和南朝皇室、宗族之间倾轧争斗,以及随之而来的屠戮、时疫、饥馑、流徙……这沉重的灾难深深地压在人们的头上。
因此,即使这期间曾经出现过三国鼎立的相对安定局面———晋太康的短期中兴,或东晋时江南的繁荣,然而强汉大统一的兴盛现象已不复出现了。
这就使得这一时期的人们再也没有强汉时那种豪迈的气概和勃兴的精神风貌,普遍存在的是对现实的不满、哀怨和失望。
这感伤的内在心情与悲凉的时代占据了人们的心灵,也影响了文士们的创作。
但汉魏六朝哀怨凄怆的旋律不仅是时代的刺激和感染使然,更重要的还是当时以哀为主的美学思潮的盛行。
汉魏六朝之际,社会几经动荡,儒学自两汉以来在思想领域中的统治地位受到猛烈冲击。
曹操在选拔人材时就大胆地摒弃忠孝标准,认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也可录用。
天子的神话被粉碎了,礼法暴露了它的虚伪,儒 66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 学的桎梏已日渐毁损,旧的社会价值观念失去了崇高的光辉,人们开始意识到自然是无法抗拒的,而自己是渺小的,根本不能“包括宇宙”,对自然任气颐指。
在乱离中,人们所经历的是现实的痛苦和生命的忧患。
与此同时,东汉以来兴起的佛道思想逐渐取代了儒学的统治地位,玄学的“贵无”、“任诞”、“崇尚自然”之风盛行于世,成为一种社会思潮。
在这样的社会思潮下,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同时,要求对自我的肯定,强调对个性的尊重,也即鲁迅先生名之的“人的自觉”的开始。
魏晋时期,“人的自觉”要求在心灵上获得审美和情感的满足,在文学上表现为淋漓尽致地叙事抒情,赤裸裸地表达内心的喜怒哀乐,“陈佛土安乐,斥王化危苦”,魏晋人“敬礼莫崇,傲慢成俗”,“诎周而疵礼,谓傲放为藐世”。
一反两汉标举礼乐伦常的积习,企慕摆脱一切羁绊,追求最大限度的人生自由。
这种以“傲放相交”的时代风气,在魏晋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开始形成和蔓延开来。
但是,外表的放任往往是内在痛苦的表现。
《世说新语》专门开辟有“哀伤”一栏,记载了许多魏晋名士恸哭伤怀、一往情深的轶事,把悲哀之情的宣泄视为人的正常心理需求。
透过这些,我们能窥见某些本质的东西,领悟到某种时代精神。
“人当道情”伦理观念的风行,使得魏晋六朝人多愁善感、凄恻伤怀。
以悲为美的审美心理正是在时俗风习的熏染下滋蔓起来的。
追求哀情的表现,便正是这种审美风尚的驱使。
曹植《前录序》云:“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
”《正会诗》云:“初岁元祚,吉日惟良,乃为嘉会。
宴此高堂……笙磬既设,筝瑟俱张。
悲歌后响,咀嚼清尚。
”曹丕《善哉行》云:“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
悲弦激新声,长笛吐清气。
弦歌感人肠,四座皆欢悦。
”《与吴质书》云:“既妙思六经,逍遥百乐,弹棋闲设,终为六博。
高谈娱心,哀筝顺耳……”无论王公臣僚宴饮,还是文人雅士商会,或是为文为赋,他们都追慕着悲哀的美。
挽歌就成了一种最好的表现形式。
挽歌古已有之,最初是挽柩人用于整齐步子的一种简单调门,而后才配以词,成为固定的葬礼歌曲。
为适应这种需要还产生了“挽歌”的专职歌手。
所谓“挽僮齐唱,悲者激摧”,从中可以看出挽歌最早是葬仪的一种程式。
但是,到了魏晋文人的生活中,挽歌却并非是纯粹葬礼的附属品,能够唱挽歌居然成了名士风流的标准之一。
《读晋阳秋》云:“袁山松作行路难,辞句婉丽,听者莫不流泪。
羊昙善娼乐,桓伊能挽歌”,时称“三绝”。
不仅如此,从当时的诗歌创作中,我们也看到文人挽歌诗的开创和流行。
《文选》选诗专列“挽歌”一类,选录陆机、陶渊明等人的诗,足以证明挽歌确属魏晋一度很流行的诗体。
其实,以哀为美这种思潮并非汉魏六朝首创,早在先秦就已萌芽。
《礼记・乐记》:“丝声哀。
”郑玄注云:“哀,怨也,谓声音之体婉妙,故哀怨矣。
”《鬼谷子・本经阳符七篇》云:“故音不和则不悲。
”在这里,“哀”是艺术美的极致,能否表现哀悲之情是评量乐器优劣、乐曲是否和谐的标准。
王充在《论衡》中也曾做过评价:“饰面者皆欲为好……文音者皆欲为悲”,“美色不同面,皆溢于目,悲者不共声,皆乐于耳。
”挽歌进入宴会也在东汉中后叶,它以悲怆声音悄悄地敲击着人们感时悼逝的心灵。
《后汉书・周举传》说:“大会宾客,宴于洛水,……及酒阑唱罢,读以《薤露》之歌,坐中闻者皆为掩涕。
”《薤露》是著名的挽歌曲,“宾婚嘉令”竟然响起了挽歌之音,这反常的现象反映出衰风颓俗之下审美心理的变态。
先秦以哀为美的倾向,但本质上显示的不正是挽歌那种悲怆的情辞与普遍的“嘉宾难再遇”、“人命不可诸”的哀绪愁肠深相契合的共鸣吗?时光飘忽之感伤,人生无常之忧虑,代表了汉末普遍的心理现实。
挽歌进入宴会,作为人们特定的时代感觉的反映,既确切地折射出社会的不安定状态,预报了动乱的政治倾向,也从一个侧面暗示着:随着人生苦难的加剧,人们正在将眼光转向追求自身的生命价值。
比起东汉中后期,魏晋时期的社会状况更加糟糕。
战争、灾疫和政权的递变,进一步造成了人们对生命危浅的惶惑和忧惧,以哀为美,风靡一时。
因此,哀怨凄清的诗风并非仅仅是社会生活在题材方面所产生的影响结果,对它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的是作者的“雅好慷慨”在时代审美趣味的影响下对哀美表现的能动追求;而这种审美风尚也不是“世积乱离、风衰俗忽”的现实生活的单一反映,其中还有着历史审美经验的深厚积淀。
三、悲怨文学的艺术形式将哀怨之情作为美,最初主要体现在音乐艺术中,它以其特殊的感染力激起作家强烈的情感冲动;哀感乐曲所唤起的是作家生活经验与哀怨之情有关部分的兴奋,启迪着作家对题材中哀怨情味的领悟、开发,经过不断深入、升华和主体审美情态的作用,形成了作品中的合乎目的性的内容。
此后,以悲为美的创作进入诗文领域。
就其诗文内容,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三类:11感时伤乱,忧国忧民。
如建安文人反映汉末动乱的史诗性作品和庾信描写的梁代“侯景之乱”给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的作品《哀江南赋》等。
强大的汉帝国由盛转衰直至轰然倒塌,给建安文人的心灵造成极大创伤。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出门无所见,白露蔽平原”的血腥氛围压抑着他们,使他们心中不能平静,使他们感伤。
这种情绪在建安文人笔下得到普遍流露,留下了许多优秀的哀时悯民的伟大作品。
曹操是个靖难者,他的感伤的渊薮主要是社会动乱。
他在《薤露行》《苦寒行》《蒿里行》等作品中未能按捺住自己忧郁、感伤的情绪,国运的衰败使他发出“不戚耳往,忧世不治”的慨叹。
王粲的《七哀诗》、曹植的《送应氏》、曹丕的《令诗》等作品也都流露出同样的思想情绪。
女诗人蔡文姬则是从自身悲苦的经历中控诉了社会对人的身心的摧残,其诗篇都笼罩在感伤的气氛中,读之使人欲涕。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感伤不是为了个人的得失和一己事业的无定,也不是一种无我精神的哀愁,而是与社会的动乱联系在一起的。
汉魏六朝是悲剧的时代,是感伤的时代。
置身于这样一个残破的现实,目睹着民族的灾难和人民命运的多舛,理想与现实、人生与社会的矛盾冲突,每每使魏晋文人笔下缠绕着感伤的色彩和忧郁的情绪,他们的感伤蕴含着魏晋时期觉醒文人的社会意识和历史责任感———感时伤民。
21忧己患名。
这是对个人命运悲剧的感慨。
“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 第1期赵革萍:汉魏六朝以哀为美的悲怨文学67 之后,逢此百罹”。
平民百姓大多是被动无力地哀叹世道衰微所带来的人生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