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卷第1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4年1月 Vol. 26 No.1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Jan. 2004──────────收稿日期：2003-08-12作者简介：何宗美（1963-），男，湖南永兴人，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发表过专著《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等。

- 1 -✧文学研究✧汉魏六朝文学三题何宗美（唐山师范学院 中文系，河北 唐山 063000）摘 要：对“李广愤愧自杀，这是缺乏自知之明的表现”的观点提出异议，客观地揭示李广悲剧的原因；关于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问题，在“官俸说”、“五斗米道说”之后，提出“口粮说”；对《诗品》将曹操列为下品的问题，发挥朱东润先生的观点，对他说提出商榷。

关键词：李广；陶渊明；《诗品》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4）01-0001-07一、李广悲剧原因辨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其史传文学巨著《史记》中描绘的汉代“飞将军”李广的人生悲剧，千百年来一直让人获得一种震撼心灵的强大的审美力量，李广的艺术形象令人生发敬仰之情，成为我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千古不磨的人格美的典范。

应该说，对李广的悲剧及其原因、对其人格及其意义，无论是普通世人还是专门从事研究的学者，基本的认识理当是无大异的。

但事实亦不尽然。

《光明日报》曾发表一篇题为《李广的悲剧》的文章，此文否定李广杰出的军事才能，对李广的高尚人格也持贬斥态度。

作者竟然认为：“李广愤愧自杀，这是缺乏自知之明的表现；司马迁等人的鸣冤叫屈，则是失却理性态度的曲辞。

”并得出结论说：“李广的悲剧，不在于时运不济，而在于他自身弱点。

”[1]这种观点粗看起来，似有耳目一新之感，但事实上则是对司马迁《李将军列传》一文的误读，更是对汉代名将李广“飞将军”形象的曲解。

作者所持的不是一种对历史人物应有的客观公允的科学态度，得出的看法容易给人们造成认识上和审美上的误导。

因此，关于李广悲剧的原因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具言之，至少有三点认识须加以澄清。

其一，“李广难封”的悲剧，其原因是否出在汉武帝不用无为而治的前朝将领和汉朝在战略方针上的转变呢？事实上，说汉武帝不用“对匈奴消极防御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将领”[1]李广，是说不过去的。

因为李广有20余年（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119年）军事生涯在武帝时期度过，在此期间，举凡大的军事行动几乎没有不用李广的。

例如，元光元年以李广为骁骑将军，屯云中；元光二年李广隶韩安国共将30万大军分五路匿马邑，欲击匈奴；其后四年又以李广为将军，出雁门击匈奴；元狩二年，再以李广将四千骑出右北平，与张骞进击匈奴左贤王；尤其是元朔元年，在匈奴大举进犯、杀辽西太守、败韩安国将军的情况下，武帝首选的能抵挡匈奴进攻的将领不是别人，而是李广。

这足以说明，武帝对匈奴作战的战略方针虽有变化，但并没有因李广是前朝将领而轻视他。

李广历任文、景、武帝三朝将领，他的不赏功、不封侯并非起于武帝，其悲剧命运贯穿他的整个一生。

《李将军列传》中开头一段云：“（广）尝从行，有所冲陷折关，及格猛兽，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2]（卷一百九）此言细加咀嚼，意味深永。

它非但不能说明“无为而治”的文帝对李广的重用，而只能说明文帝不过把李广当作“冲陷折关，及格猛兽”的猛夫而已。

其二，历史上被誉为“飞将军”的李广是否只是一名“斗将”[1]，而非真正具有大智大勇的大将之材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只须弄清两点：第一是“飞将军”的由来问题。

《史记》本传曰：“汉边郡李广、程不识皆为名将，然匈奴畏李广之略。

”又曰：“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第26卷第1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4年第1期 - 2 -岁，不敢入右北平。

”[2]李广以其勇略使强悍的匈奴闻之丧胆，称之为“飞将军”，不敢与之交战。

这说明李广是否是“飞将军”，不是由今人主观而定的；视李广为一名“斗将”，完全悖于史实。

第二是这篇传记的材料取舍的特点问题。

粗读《李将军列传》一文，李广几次损兵折将，似乎让人怀疑起他的军事才能来。

但稍作分析，也就疑窦顿解了。

李广自己说“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

[2]司马迁选择“上郡遭遇战”等四次战例，旨在描述李广骁勇善战、处惊不变的英雄本色，展示人物屡立奇功而遭遇坎坷、蒙受委屈的命运悲剧。

这里运用的是通常所说的围绕中心选择典型材料的艺术手法，即写四次“损兵折将”、化险为夷的战例，只是为了表现悲剧人物的需要，而绝不意味李广在与匈奴七十余战中都是吃败仗的。

否则，在汉之名将中，匈奴怎么唯独“畏李广之略”，乃至“避之数岁”不敢与之交战呢？试想，若李广仅是一位有勇无谋、“拙于战役和战略指挥”[1]的庸将，他的“难封”仅出在他自身的弱点，那么李广的悲剧还有什么深刻的历史意义呢？这种感召千古的悲剧现象不就完全失去了那种对怀才不遇、世道不公深表同情与不满的悲剧底蕴了吗？事实上，史学家司马迁笔下的李广，不仅“勇”的方面，尤其是“智”的方面，都突出地表现了他作为“汉之飞将军”的不朽风采；一篇传诵千古的《李将军列传》，正是因为主人公大智与大勇两方面互相映衬，才使其形象具有了扣动人心的艺术感染力。

例如，上郡遭遇战中，李广运用心理战术，巧妙迷惑敌人，转守为攻，不伤一兵一卒。

此正是兵法上所谓“避实而击虚”、“因敌而制胜”[3](卷中，《虚实》)的战略战术。

再如，右北平之战中，李广的四千骑兵遇上十倍于己的大敌时，他表现出的是沉着机智、胆识过人的大将风度。

还有，李广治军虽“无部伍行阵”，“不击刁斗以自卫”，[2]但他实已达到不以规矩而成方圆的治军境界，不能认为这是“把严格要求和关心士卒对立起来的做法”，由此斥之“违背了治军的基本原则”。

[1]当时的程不识将军称道李广的治军方法，匈奴尤其“畏李广之略”。

李广居守右北平时，匈奴竟然“避之数岁，不敢入”，这是不争的事实。

像这样一位能治军、能打仗、令士兵爱戴、使敌人闻之丧胆的人物，说其“根本没有表现出飞将军的风采”，[1]显然是难以持论的。

其三，李广愤而自杀，是否可以认为是他“缺乏自知之明的表现”[1]呢？其实，关于李广自杀的深层原因，只要仔细研读司马迁《李将军列传》一文，就会得出明确的答案：李广之死完全是大将军卫青一手造成的，汉武帝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反映了汉朝高级将军的争权夺利、贪功自私，揭露了朝廷的赏罚不公、刻薄寡恩。

史载，李广死于元狩四年随卫青出击匈奴的战役后，战前武帝阴诫卫青，不让李广“当单于”；其原因，一以为李广年老，二以为李广“数奇”[2]即认为他命运不好。

从后一点看，足见最高统治者的荒唐可笑。

卫青压抑李广则早已有之，这次战役中二人的矛盾已经公开化。

作为此次出兵的主帅，卫青想独揽军功。

在捕获俘虏得知单于所居后，卫青亲率精兵追击，并取消李广前将军之职，将其部下并入右将军统领的军队，令其出东道。

东道迂回难行，水草少而不便大军屯行，后来李广迷路误期，其实是卫青早就策划好的。

当卫青的目的没有达到时，则又想把责任推到李广身上，这实已暴露他欲陷害李广的用心。

汉武帝与卫青上下一气，李广深知无公道可讨，“复对刀笔之吏”[2]定无济于事。

他引刀自颈，正是对朝廷不公、世道黑暗的抗争。

李广死后其子李敢被卫青之甥霍去病借机射杀，汉武帝竟“讳云鹿触杀之”，[2]更是统治者内部压抑、陷害李广及其家人的铁证。

当然，“李广难封”也有个性的因素，那就是司马迁所说的“讷口少言”，“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

[2]他憨厚诚信，不善说漂亮话，不能献媚讨乖，但这不是值得指责的缺点，相反恰体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2]的人格光彩。

鲁迅曾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4](P420)高度评价《史记》的伟大成就，《李将军列传》是突出体现这一成就的光辉杰作。

否定李广形象的崇高性，其实是对司马迁史学精神和《史记》不朽成就的某种怀疑，是对人们求真、求善、求美的进步价值观的倒置。

二、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臆释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历来传为佳话。

“五斗米”究竟指什么？迄今为止说法有二：（1）指微薄的官俸，借称小小的官职，这是较普遍的看法；（2）指“五斗米道”，学者逯钦立主此说。

但我以为这两种说法都值得进一步探讨，除此之外或有更恰当的解释。

先看第一种说法吧。

对此说尽管提出疑义者甚少，但推究起来并非没有可疑之处。

首先，依此去解释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话，不免叫人觉得陶渊明当时的口气中带有鄙视小小县令官职太低的牢骚，这就显然何宗美：汉魏六朝文学三题- 3 -经不起以下的追问：“不为五斗米折腰”即为“不愿为了做一个官俸低微的小小县令而向人折腰”，那么，是不是官俸更丰的高官厚禄，陶渊明就愿为之折腰了呢？牢骚出在嫌官职小，这决不是陶渊明。

依他的心性，是小官、大官都不屑做的。

再者，这种说法还与陶渊明自己的看法不相一致。

从陶渊明一些诗文的措词和情感倾向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一向没有轻视官职小的意思，相反，倒是多次流露出对所任之职的满意。

例如：《归去来兮辞序》：“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

”[5](卷五)《辛丑岁七日赴还江陵夜行涂口》：“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荣。

”[5]（卷三）《戊申岁六月遇火》：“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

”[5]（卷三）《咏贫士》：“好爵吾不萦，厚馈吾不酬。

”[5]（卷四）《感士不遇赋》：“望轩唐而咏叹，甘贫贱以辞荣”、“既轩冕之非荣，岂緼袍之为耻。

”[5]（卷五）诗文中反复用到“好爵”、“华轩”、“轩冕”等词来指称自己曾经任过的官职。

从措词看，肯定之义显而易见。

“辞华轩”、“辞荣”表明诗人不惜辞去尊荣的职位，体现不慕荣华的高洁情操。

应知道，舍弃“华轩”、“轩冕”、“好爵”而甘居贫贱，前后的生活和地位落差很大，一般人难以做到，而陶渊明做到了，陶渊明的不同凡俗恰在于此。

这样看来，把“五斗米”理解为微薄的官俸、低等的官职，跟诗人自己常说的“华轩”等语也就不一致了。

其实，陶渊明也有平常人的心理。

做官不论是物质利益还是个人地位都远非靠自食其力的农人可比，对此他有切身的体会。

因此，完全可以设想，陶渊明弃禄归耕前后的心理是存在矛盾的。

不理解这一点，不算是真正懂得陶渊明。

《晋书·陶潜传》记载，在出任彭泽县令之前，陶渊明曾“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

”做一个县令，一可以养家，二可以“足以为酒”，三可“以为三径之资”[6](卷九十四)。

比起在家做普通农人，地位的荣耀不说，就是物质的收入也是极诱人的。

传中还载，陶渊明晚年曾“令一门生二儿共舆之至州，而言笑赏适，不觉其有羡于华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