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和特色：中国现代作家评传一、封建主义的叛逆者郭沫若，原名开贞，号尚武，笔名有易坎人、麦克昂、鼎堂等。

1892年11月16日诞生于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庭。

1897年，他入家塾拜沈焕章先生为师开始启蒙教育。

1905年郭沫若告别了家塾的教育，进入嘉定高等小学堂读书。

1907年升入嘉定中学。

1910年春，他插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读书。

1913年，他借报考天津军医学校的机会，初出夔门，经历了“幻灭的北征”以后，东渡日本，开始了新的生活旅程。

二、为了报国济民由于他刻苦学习，意志顽强，竟以半年的准备考取了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在那里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勤勉的一段时期。

”怀着学点实际本领“报国济民”的目的，他最初选择了医学作为自己的志愿。

可是，由于两耳重听，使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志愿而转向文学。

1915年秋，郭沫若有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肄业，被分配到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学习。

1918年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学习。

在广泛在五四之前，郭沫若基本上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

他怀有报国宏愿，但并没有找到真正的出路。

他的思想当时处于矛盾、彷徨之中。

三、在“狂飙”突进的五四时期1919年，中国爆发了“五四”爱国反帝运动，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编辑宗白华的帮助下，他的最早一批诗作问世了，并且，“在一九一九年的下半年和一九二○年的上半年，便得到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

”〈见《学生时代》〉许多震撼诗坛、动人心魄的诗篇，都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

后来,作者将这些诗作编入他的第一本诗集－－《女神》于1921年8月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

这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是一件永远值得纪念的事件。

它那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主义态度和艺术上大胆创新精神，为新诗创作树立了不朽的丰碑！正是《女神》促进了中国新诗从内容到形式的变革，刺激了新诗的创作，为中国新诗的发展，真正开辟了新道路。

首先，诗人把斗争的锋芒指向了一切黑暗的旧事物，对他们发出了愤怒的诅咒，同时表现了对光明的新中国的热烈憧憬。

另一方面，它表现了一种生机勃勃的动的精神。

这是一种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的精神，它在我国传统诗歌中比较少见，然而却与五四时期的积极进取精神十分合拍。

第三，《女神》的反帝反封建精神，有一部分是通过诗歌中泛神论和个性主义表现出来的。

“五四”初期，郭沫若在未掌握新的武器之前，往往通过泛神论与个性主义来表达他的反封建主义思想主题。

《女神》又是郭沫若的美学思想的最早体现。

它的基调是积极浪漫主义，这是诗人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在创作方法上的体现。

它的形式方面也有许多新的创造。

总之，《女神》中的诗作，立意深邃，构思新颖，雄浑奇伟，气象万千。

它对中国新诗运动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同时代的诗人所无法与之相比肩的。

四、《创造季刊》时代1921年夏天，由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发起组织的创造社宣告成立。

这是五四时期另一个著名的新文学团体。

创造社的第一个文学刊物－－《创造季刊》得以问世。

它的基础，首先是由郭沫若奠定的。

但是,五四时期的郭沫若，还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

他当时处于由个性主义向集体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途中。

他的思想呈现“半觉醒状态”，“各种各样的见解都沾染了一些，但缺乏有机的统一”〈《文艺论集·前记》〉。

与他的政治、哲学观点相比较,郭沫若当时的文艺观、美学观更呈现着错综复杂的情况。

从基本倾向看,唯物主义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唯心主义观点，仍然隐时现地存在着。

自《女神》以后，郭沫若的文学创作活动日益多样化，不仅写诗，也创作小说和戏剧、散文小品，一面还从事翻译介绍，数年之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郭沫若的第二本诗集《星空》，出版于1923年。

比《星空》稍后发表于《创造周刊》上的诗作，现实主义的因素十分明显。

从事诗歌创作的同时，本时期郭沫若还写作了《卓文君》、《王昭君》两个历史剧作。

它们和1925年写成的《聂婪》，合编为《三个叛逆的女性》出版。

这些剧作与《女神》中的诗剧一样，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主义主题和热烈的爱国主义情绪。

所不同之处，早期诗剧的抒情氛围似乎更浓，缺乏严格的戏剧性，而《三个叛逆的女性》就其故事的完整性和尖锐的戏剧冲突而言，显示了历史剧创作已有良好的开端。

五、投入实际的革命运动1924年,在中国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郭沫若由文艺活动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翻译、介绍。

同年春夏之交，他通过翻译日本河上肇博士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启发，逐步克服存在于他身上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世界观、文艺观，并导致后来参与实际的政治斗争。

在政治观、哲学观发生剧变之后，郭沫若的文艺观也发生了质的变化。

在摒弃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观、美学观之后，从实际斗争出发，他又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

本时期发表的《革命与文学》、《文艺家的觉悟》两篇文章，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的前奏。

当然，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尚不够深入，在某些方面也难免有偏颇之处。

但是，他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他在创作上的实践，对于当时日益蓬勃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无疑也是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郭沫若本时期创作上成绩最显著的是小说。

1926年3月，郭沫若经中国共产党人瞿秋白等的推荐，赴广东参加革命活动。

实践了他自己倡导的文艺家必须到工农革命斗争的璇涡中去的诺言。

到达广州后，担任了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

经周恩来同志的推荐，他参加了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由宣传科长、宣传处长升任秘书长和总政治部副主任。

“南昌起义”，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奔赴南昌，参加起义壮举。

南下途中,任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

就在这次南下行军途中，郭沫若由周恩来、李一氓同志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

起义失败后，于1928年2月举家流亡日本1928年初，郭沫若在上海卧病期间,草就诗集《恢复》。

这是自《女神》、《前茅》之后他在诗歌创作上的新收获,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发动后在诗歌创作上的重要收获。

它在中国革命诗歌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

但《恢复》也给郭沫若的诗作带来新的问题。

诗人减少了空洞的喊叫，相应的气魄就不够宏大，客观上减少了感伤主义情调，但诗作感情又趋于冷肃平缓，缺少大波大澜；以叙述、议论为主的表现现实生活的手法，使得许多诗作过于平实粘滞，缺少激动人心的艺术感染力。

六、中国新史学的开拓者他在日本的十年，是战斗的十年，是在科学文化上有重要建树的十年。

郭沫若在日本学术研究的主要成就，应推他对中国古代史、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的研究。

他在这方面的创造性劳动，开拓了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新道路。

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是一部具有较强的战斗性的史学论著。

他研究甲骨文、金文的目的仍在于研究历史。

他在日本期间的甲骨文研究著作有：《甲骨文字研究》、《卡辞通纂》、《殷契粹编》、《殷契余论》等。

而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贡献是：对甲骨文的编纂整理创立了一个科学体系，并且在探求甲骨文本身的规律上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此外，他又开创了以甲骨文证史、把历史研究与甲骨文的考释相结合的新途径〈参见黄烈《郭沫若在史学上的贡献》一文〉。

郭沫若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首倡者。

他的创造性劳动，获得了史学界的赞誉。

他是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古文字学家。

1935年出版于上海的历史小品《豕蹄》是值得重视的一部作品。

十年内，他的译著之富，人所难及。

他在二十年代译有《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鲁拜集》等名著，三十年代又译有《屠场》、《煤油》、《石炭王》、《华伦斯太》和《战争与和平》等，属于艺术理论方面还译有《美术考古学发现史》、《艺术的真实》等。

七、今日归来入阵营1938年，国共两党合作，经周恩来推荐，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主管宣传工作。

八、震撼人心的史剧创作“皖南事变”郭沫若把主要精力转向历史剧创作与学术研究工作。

自1941年至1945年，郭沫若连续写作了《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五个剧作，加上重新改写的《棠棣之花》，共六个剧作。

这些剧作，虽然描写的是历史事件、塑造的人物形象不同，主题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它们都属于悲剧。

而在这六个悲剧作品中，《屈原》是杰出的代表作。

郭沫若的悲剧创作一个突出之点，就是它努力体现历史真实与时代精神的辩证统一。

郭沫若的悲剧创作，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具有新的特色。

他的悲剧中的人物，尽管也具有伟大或崇高的正面的素质，但这些优良特征，并不仅为少数贵族、英雄所具有，而是包含在一般平民、社会底层人物之中。

在社会地位卑下的普通群众之中，他们一样具有伟大或崇高的素质。

在进行史剧创作的同时，郭沫若还积极参与了抗战文艺方向的讨论并开展了对古代文化遗产的研究。

1944年，郭沫若写作著名史论《甲申三百年祭》，总结了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历史经验、教训。

该文迅速在延安《解放日报》转载，并被列入中共中央整风文件。

九、为繁荣和发展新中国文化科学事业而奋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等职。

在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党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并任政协第一届委员、第四届常委、第二、三、五届副主席。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在中华全国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并继任第二、三届全国文联主席。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左”的影响，曾讲过一些违心的话。

1978年，他抱病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发表了《科学的春天》的著名讲演。

建国以来，在繁忙的公务之余，郭沫若仍孜孜不倦地从事文学创作和研究活动。

其中，以诗歌与戏剧为主。

据统计，建国二十八年中，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大约有九百多首，超过了建国前的诗作近一倍。

除诗歌外，郭沫若还继续从事历史剧的创作。

1959年和1960年，郭沫若先后创作了新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对一度被歪曲的历史人物曹操和武则天重新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1963年，为纪念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周年，郭老又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郑成功》。

对于新中国的历史剧创作，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建国以后，郭沫若在史学、考古和文学史研究诸方面，均有新的收获，史学论著方面有《奴隶制时代》、《文史论集》，他同时担任了《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的主编。

1978年6月12日，现代中国杰出的文化巨人－－郭沫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致了悼词，指出：“郭沫若同志不仅是革命的科学家和文学家，而且是革命的思想家、政治家和著名社会活动家。

”“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具的著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