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集刊第五十二辑第一期2006年3月页1-27建立课程的公共性──课程公共论述的危机与出路欧用生摘要：当前台湾课程论述表面上非常蓬勃，但实质上缺少公共论述的觉醒。
课程在本质上是道德的理解，是公共的、文化的、批判的工作，而课程工作者是公共的、道德的知识分子，所以课程必须关心公共的善，要加强课程的公共论述。
但在后现代社会中，全球化的浪潮、新科技的应用、网络文化的渗透、企业文化的侵蚀、知识经济的冲击，彻底改变了课程对话的平台。
尤其是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课程政策，在企业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的逻辑下，教育被「非政治化」了，课程政策被排除于公共论辩或公共领域之外，任由「看不见的手」操控或宰制。
结果，市场重于社区，个人的利益凌驾公共的善，消费者权超越市民权，课程公共论述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本文正视这个议题，先分析当代欧美脉络中课程公共论述的危机，然后探讨加强公共论述的途径，作为国内课程研究的参考。
关键词：课程、公共论述、后现代社会The Crisis in Public Discourse Regarding theCurriculum and its Resolution Abstract：In this postmodern society driven by the forces of globalization, ever-advancing high tech, the internet culture, business culture and knowledge-based economy, the curriculum discourse platform has undergone a drastic change. Within the logic of capitalization, marketization and privatization, and as curriculum policies are increasingly characterized by neo-liberalism and neo-conservatism, education has been “depoliticized.” Curriculum policies have been excluded from public discourse and subjected to con trol by “an invisible hand.” Market orientation has taken precedence over community orientation; the private good (i.e. private or individual profit) has taken precedence over the public good, and consumer rights have taken priority over civil rights. To investigate this phenomenon, the present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current crisis of public curriculum discourse within the contemporary Euro-American context. It then addresses the strategies for strengthening public discourse. In so doing, the paper aims to pave the way for more extensive and more “current” curriculum research in Taiwan.Keywords: curriculum, public discourse, postmodern society壹、前言教育要为公的利益和私的利益服务，Pinar、Reynolds、Slattery与Taubman（1995）强调，程的宗旨在促使我们关怀自己和他人，协助我们运用知性、敏感性和勇气去思考和行动，在公共领域成为致力于建设民主社会的公民，在私人领域成为承诺于他人的个人。
但公和私的利益往往是冲突的，而学校教育正介于这两种利益的冲突点上，所以课程政策的拟定如何调和公益和私利的紧张，是争议的问题，需有严肃的慎思和论述。
教育和课程在本质上是道德的理解，是道德的、文化的、批判的工作，其核心目的在关心宗教的、价值的、伦理的和道德的争议，以及所有儿童和青少年的全面发展。
所以课程必须关心公共的善，不可由任何一种政治的意识型态主宰或控制，也不能交付对教室的生活、儿童的好奇心和批判的道德义务缺少了解的决策者或立法者，要作公共的论述。
但如Whitty（1997: 30）所言，今天课程已沦为「私有的消费物，而不再是公共的争议」。
本文就是要探讨课程的公共性，因为致力于公共的、道德的事业是课程工作的灵魂，课程工作者是公共的、道德的知识分子，要激发争论、挑战传统、批判分析和思考、促进合作、寻求共识，以追求民主（Sears, 2004）。
民主公共领域的建构不能是地下的，课程议题要像政治议题一样，加以争论和论辩，所以要加强课程的公共论述，以恢复课程的公共性。
当前台湾课程论述表面上非常蓬勃，但实质上缺少公共论述的觉醒，本文正视这个议题，先分析当代欧美脉络中课程公共论述面临的危机，希望由此获得教训，进而探讨加强课程公共论述的途径，作为国内课程研究和政策拟定的参考。
贰、课程公共论述的危机在后现代社会，众声喧哗、百花齐放，课程慎思和论辩本来就不容易；加以全球化的浪潮、新科技的应用、网络文化的渗透、企业文化的侵蚀、知识经济的冲击，彻底改变了课程对话的平台；尤其是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课程政策，在企业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的逻辑下，强调「公」为万恶之首，「私」为众善之源，教育被「去政治化」（depoliticise）了，课程政策被排除于公共论辩或公共领域之外，不再是政治上的争议问题，任由「看不见的手」操控或宰制（Apple, 1996）；结果，市场重于社区，私的利益凌驾公共的善，消费者权超越市民权，课程公共论述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不可不谨慎因应。
其主要危机有下列五项：一、新科技和媒体文化的渗透在后现代社会，媒体是重要的社会化和教学形式、知识和讯息的重要管道、娱乐和休闲的重要活动、主体形成的重要来源、是我们故事的叙说者，成为强而有力的霸权机制（Kellner, 2000）。
对青少年而言，媒体有更大的影响力。
科技世界是青少年主体形成、娱乐、互动和关联的「天堂」，在这个天堂里，他们获得适应后现代冒险所需的知识、技能和权力，创造「赛博空间」（cyberspace）、自己的次级文化和社区中更多元的、更弹性的自我，发挥相当大的教育、政治功能。
Giroux（2000）认为，今天青少年不再将学校视为教育的主要资源，媒体文本和他们生活所在的公共领域，决定了他们的记忆、语言及价值。
新科技生产新的知识形式、新的社会关系，以及新的主体，青少年的主体，也就是「他们是谁」的感觉，不是在社区中形成的，而是由电视、媒体形成的，电视广告及它们激起的情绪成为主体形成的基础。
由此可知，在21世纪，新科技及媒体文化对教育有极大的影响，对课程的公共论述产生极大的限制。
但今天关于新科技或媒体及其教育、政策的论述，仍充满着幻想、梦想或希望，检讨或批判的声音仍相当微弱。
批判的研究取向和语言尚未发展，可能性的论述才刚起步，不免令人担心（Giroux, 2004; Kellner, 2005）。
全球化和新科技带来了阶级、种族和性别的不平等，特权团体有较直接和立即的机会接近新科技。
如Huber与Schofield（1998）说的：「我喜欢计算机，但许多女生不喜欢！」其实，不喜欢计算机的不仅只有女性，关于计算机的知觉和使用，不仅显现性别的差异，更显现了阶级、种族、年龄和区域的差异；计算机不仅无法达成民主化，反而再制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不平等。
信息和娱乐技术的进步产生了另一个严重的威胁，即青少年将花更多的时间，流连于高科技经验的诱惑世界，丧失社会的关联性以及与他人沟通和交互作用的能力。
赛博空间或网路产生道德的混乱，引诱青少年性滥交、翘家，助长色情和犯罪，引发严重的社会或道德问题。
作为学习管道的网络世界窄化了知识论，如所谓「赛博学习」（cyberlearning）的论述偏重专家的知识霸权，将知识视为命题的、符号的、事实的，贬抑暗默的、参与的求知和思考形式，牺牲了批判和分析的方法。
信息加工的思考方式将个人视为自主的、个别的、自我导向的，而非在社会团体和社区中的文化和历史建构的，这种对自我的不同概念化影响到责任、归属感和团结的概念及可能性（Suoranta, Tomperi, & FitzSimmons, 2005）。
新科技的使用者被视为顾客，将个人自由和结果的责任结合起来：「我已经将最好的工具给你了，学不好是你的事了！」但所谓自主和自由，只是被迫选择资本主义阶层上、自由市场上既定的个人位置和立场，没有能力竞争的人，或不想参与这个游戏的人将被边缘化。
媒体和新科技本来应该是为市民「赋权增能」（empowerment）的手段，却成为某些人用来压制另一些人的工具。
我们作为媒体文化的监督者，却将权力交付给媒体，让它们再现世界，再制我们的世界观。
在此，善、恶成为个人层次的问题，政治家成为意识型态真空下的英雄人物，复杂的道德问题被简化了。
从批判教育学的观点来看，新的教学机器是什么，代表那一种道德权威？提供何种主体形构？将带来那一种明天？Bruner（1996: 22）说，就像全知者的叙说者从现代小说中消失，全知者的教师也会从将来的教室中消失。
学校是否真的从消费者导向的媒体文化中消失？社会是否要反学校化（deschooling）？是否让利润导向的媒体文化和市场力量决定课程及教学的目标和内容？有否其它的出路？这些都是亟待慎思和论辩的问题，但质疑这些问题的意识和声音却被「不可避免的论述」（discourse of inevitability ）封杀了（Ferneding, 2004）。
科技已被社会建构为中性的工具或产品，是非政治的，不质疑与科技有关的决定或行动已经成为一种文化。
进步的巨观叙说强调，科技革新将导致物质或经济的进步，进步就是好的，谁会质疑好的事？这种想法成为文化的神话或常识的社会故事。
在资讯时代未来主义的鼓舞下，科技教育者设计了科技乌托邦主义的教育愿景，被企业利益服务，也为企业利益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