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在社会权威之下的自由
《论自由》书评
民商法学院2010级知识产权法专业黄德伟
随着欧洲文艺复兴的兴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席卷整个欧洲大陆，“人文主义”思潮让人们逐渐走出封建神权思想，开始用人的理性看世界，主张“人人生而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自由平等”……自此，“自由”作为人权内容之一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并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命题一直被讨论至今。
在西方世界，以“自由”为核心的自由主义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学思想方面，而且还表现在政治思想方面。
19世纪英国著名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的《论自由》（On Liberty）就是关于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方面的经典著作之一。
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说，“人是生而自由的，而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每个人生而进入社会却只能因死而出其外，现实社会似乎无法选择，在其中也只能按照“惯例”成为权威之下的弱者。
但这并不意味着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对此无能为力，他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谋求对“统治者施用于群体的权力设置他应受到的某些限制”，其一是通过获得某些豁免，其二是通过宪法制约的建构。
从而实现一种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公众自由与政府权威平衡之下的自由，进而实现密尔的功利主义观——“最广义的功利，以作为进步性存在的人的永恒利益为基础的功利”——实现个人在社会中的最大幸福、最大自由。
密尔的《论自由》一书出版于1859年。
其以总分总结构作为论述的主要方式，全书共分为五章。
第一章：导言。
第二章：论思想自由与讨论自由。
第三章：论个性作为福祉的要素之一。
第四章：论社会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权威限度。
第五章：应用。
其中以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为其论述的重点，主要对作者关注的“自由原则”及“自由”的涵义进行了理论上的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思想自由与讨论自由、人类的个性自由以及社会权威的合理限度进行细致的论证。
时至今日，密尔在其经典著作《论自由》中的有关自由的观点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因此，我们仍可以通过仔细研读《论自由》一书来了解密尔的自由主义思想，吸收其思想之精华。
作者在导言部分就开宗明义地告诉读者，文章中讨论的对象不是“所谓的意志自由”，而是“公民自由、社会自由，即社会能够正当地施之于个人至上的权力的性质和界限”。
强调这种自由是一种相对自由而非绝对自由，“集体观念对于个人独立性的合法干涉是有一个限度的”，人们要通过发现该限度并且维护其免受侵蚀。
追求一种力求在合理限度之下的平衡的自由。
密尔还在这一部分中提出了其有关自由原则中最为著名的“极为简单的原则”即通常所谓的“伤害原则”。
将人的行为分为“自我关涉”（self-regarding）与“关涉他人”（other-regarding）两类基本行为。
对于纯粹“自我关涉”的行为，只涉及自身，他人不能对其进行任何干预，没有权利运用法律或者社会舆论对其进行制裁或压制。
而“关涉他人”的行为如果伤害到他人的利益，社会便有权利以法律或者其他方式对其加以惩罚，用作者的原话即是“任何人的行为，他对社会负有责任的部分只能是那些与他人相关涉的行为”。
按照上述标准作者具体将人类自由分为了三个基本领域。
第一是意识的内向领域，要求最广泛意义上的良心自由，思想和感觉的自由。
第二是兴趣和追求的自由，即是每个人的个性按照自己的规划自由发展。
第三是个人之联合的自由。
在这三个基本领域中，第一领域即属于“自我关涉”的行为，在作者看来是绝对不受他人干涉的，是绝对自由的。
而第二领域和第三领域则是属于“关涉他人”的行为，这种行为的自由行使是相对的，是有限度的，其自由的界限是以不对他人造成伤害，不侵害到他人的合法权益为前提。
违犯此前提将招致来自社会和政府的惩罚，以保障社会中最大多数人的自由和幸福。
第二章紧接着第一章对自由的内涵界定，开始论述思想自由与讨论自由。
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是指人们对于外界事物的基本观点、看法及其对这种思想的对外表达的自由。
正是现
代社会中所强调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
作者从功利主义角度结合史实分析论述了个人与社会对于“真理”观念的态度，从而强调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在促进真理明晰中的重要作用。
作者在本章中举了三个例子——苏格拉底之死、骷髅地事件以及马可•奥勒留——对运用权威限制或者压制人们表达意见的自由给个人和社会进步造成的危害或阻碍。
正与此相反，欧洲随着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以及启蒙运动的兴起，原有封建神权权威的枷锁被打破，旧的精神专制被颠覆，而新的却没有随之确立，在这一特定时期，欧洲出现了以思想自由著称的三大精神活跃时期，即“宗教改革之后的一段时期，十八世纪后半叶的思辨运动以及德国在歌德和费希特时代的狂飙突进运动。
”这些历史事实都无一不表明思想自由对于推进社会进步和个人发展的重要性。
人类自由地形成观念并自由地表达其观念，具有不同思想和观念的人们往往会有不同的性格以及依据不同性格而形成的生活方式，即是“个性”。
作者在其著作第三部分中就“个性”如何成为福祉的要素之一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论述。
人们的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通常是停留在“自我关涉”层面之上的，一般不会涉及或者侵害到他人的本质利益，因此这种自由的绝对值也更为广泛和深刻。
而思想观念反映在人的行为及生活方式之上，则成为了作者所谓的“关涉他人”的行为范畴，这种自由是相对的，是有附加条件限制的。
该条件即是其行为不能侵害到他人的利益。
作者认为“每个人都必须不断地努力追求，特别是努力影响同胞们所应永远关注的那个目标，这便是能力和发展的个性”，这种“自由和形势的多样性”产生出“个性的活力和多样的分歧”，这又将其结合于“创造力”之中。
总之，在作者看来，人类幸福的主要因素之一便是“个性”，在人类追求个性自由的过程中，以不侵害他人的事务为前提，实现个人的最大幸福，同时促进社会的进步。
作者在论述了个人的自由之后，开始关注社会及其权威对于个人自由保障上的必要性。
强调处理好个人与社会，自由与权威的关系，在个人自由之上仍然有社会权威存在的空间，并且社会权威的存在对于保障个人自由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而在赋予社会权威保障个人自由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也给予其侵害个人自由的某种力量和可能性。
如何使个人自由和社会权威处在一种相对合理的平衡状态之下，就成为了密尔等自由主义学者面临的关键问题。
对此，作者在其著作中第四章就个人与社会，自由与权威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论证，力图寻找到平衡二者关系的最佳限度。
密尔的《论自由》对于自由及自由主义的经典论述对西方甚至全世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强调的个人自由与社会权威之间的合理限度对于当今社会的指导意义更是不可忽视。
然而，密尔努力寻求的一种能够处理好个人自由与社会权威之间关系的“极为简单的原则”，即“伤害原则”，要求合法政府存在的理由是保障个人自由，只有在个人行为侵害他人利益时，政府才能以其权威下的法律或社会权威下的舆论对这种侵害行为作出否定性评价或者惩罚，发挥其职能。
但这种自由主义观点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它无法解释政府为保障个人利益而做出的家长式立法、道德式立法以及政府向个人征税或征兵的行为。
笔者以为，在理解密尔《论自由》中的自由主义思想时绝不能孤立看待，而应当将作者的这种观点与其所生活的社会背景和个人身世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读懂“伤害原则”，真正读懂《论自由》，真正读懂密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