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位哲学巨匠的师生关系浅析德国古典哲学发展
姓名：XX
学号：2XXXX
院系：XXXX
课程：德国古典哲学
指导老师：XX
德国古典哲学自从20世纪传入我国以来，就一直是我国西方研究的重点。

伴随着各种“现代”，“后现代”的各种“时髦”的哲学流派轮番登场，这一研究重点却不仅没有被取消和动摇，反而得到了巩固与加强。

究其原因不外乎两点：首先是我们原来重视德国古典哲学，是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直接哲学来源，其次是，在接受了现代西方哲学的种种思潮之后，我们更加深刻的看到，德国古典哲学既是源自古希腊的哲学发展的最高峰，同时又是现代西方哲学的最高峰。

众所周知的是，德国古典哲学是一种哲学家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批判，相互不可包容的多元发展格局，但鲜为人知的是，其中观点不相容的三位哲学巨匠：康德，费希特，谢林之间居然是师生关系，费希特以康德为师，谢林以费希特为师。

这与中国的传统师生关系大为不同，在中国，自古就有“尊师”的传统，“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说法更是薪火相传，对老师是尊敬有加，不敢有任何批评指正。

但在西方，自从亚里士多德喊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口号之后，学生们便有了用“真理”的名义来批判讨伐老师的权利。

本文将从三位巨匠的师生关系入手，来剖析当时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历程。

众所周知，康德的前半生是一位科学家，是他真正成为哲学家，并把德国引入哲学之路的，就是他在1781出版的《纯粹理性批判》。

这时康德已经57岁，费希特19岁，在耶拿大学读大一，而谢林才六岁。

1790年，28岁的费希特在认真研读了康德的第一和第二批判之后，就揣摩出康德哲学必然要回答的宗教问题，于是按照康德的思路写下了《试评一切天启》，来作为拜见康德的敲门砖，这一著作被康德看到后，感到十分满意，这本著作不仅表达了他的观点，而且具有康德作品中所缺乏的流畅的文笔。

于是康德热情地将这本书推荐给一家出版社。

由于出版社并未注明作者，所以当时的人们都认为书为康德所作。

康德获悉后，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解释此事，将作者费希特公诸于世。

这样一来就使得当时还默默无闻的费希特名声大震，成为了康德的“正宗”弟子和德国哲学一颗耀眼的新星。

所以，从康德出版《纯粹理性批判》到费希特成为知名哲学家，只有短短九年时间。

而在这九年中，前八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因其枯燥晦涩的语言，根本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直到1789年因赖因霍尔德对它的精彩阐释，才开始引起广泛的关注，随之出现解说，注释，讨论的热潮。

费希特的“知识学”就是在这种讨论语境当中形成的。

然而，在费希特后来出版了代表自己哲学思想体系的著作《知识学》，并认为他的“知识学”克服了康德的“本体”与“现象”的二元论，“自在之物不可知”等所谓的康德的缺点时，他自以为完成了康德所追求的使哲学成为真正的“科学的形而上学”。

可是, 康德却在这时申明费希特的“知识学”与他的哲学体系并无干系。

也就是说，费希特的“知识学”是在1794年出版的，康德是在1804年去世的，在这十年之间，一个学生不断地用知识学来批判和修正老师的思想，
而老师却根本不认可这种发展，并拒绝这种发展。

费希特不赞同康德对于物自体存在问题的论述，他认为这种将表象与物自体分离开来的体系将不可避免地导向一种怀疑主义。

在他看来，一个严密的哲学体系应该是象笛卡尔那样，从一个最高的明确无误的不证自明的第一原理出发，按照其内在的必然性，以严明的逻辑推理出来的系统。

经过休谟提出的问题，物到理智之间的过渡存在一个逻辑上无法逾越的鸿沟，所以他同意康德的意见，也就是只有唯心主义才是可能的。

但他认为我们应该抛弃物自体这个概念，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绝对自我的概念。

这个绝对自我，不是经验的自我，也不是先验的自我，而是所有自我意识中的先验要素。

这种自我意识提供了所有认识的先验根据，是一切知识和经验实在性的根据和先验的源泉，也就是认识论和知识学中的最高根据和出发点。

这里他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融为一体，并给予了自我一种相当高的地位，赋予了自我创造性行动的可能。

他的学生叔本华评论他勇敢地将认识问题归之于理智直观，彻底取消了物自体，是一种绝妙的灵感。

让费希特绝对想不到的是，同样地“戏剧”居然会在他身上历史性的重演，而主导这出戏剧的就是谢林。

谢林在学生时期自认是费希特的学生。

据文献来看，谢林第一次见到费希特的时间在1793年6月，当时费希特应聘为耶拿大学教授，谢林便趁机拜会了他，并让他讲述他还未思考成熟的“知识学”。

谢林的聪明才智在这次会晤中表现的令人吃惊，因为他听了费希特所讲述的“知识学”这一哲学体系之后，不仅心领神会地马上领回了其本
质与特性，而且按照费希特的这套“自我”，“非我”概念，写出了《论一般哲学形式的可能性》一书，也是在1794年出版，比费希特的《知识学》就晚了半年，这时的谢林才19岁！1785年他又出版了《论自我作为哲学的原则或者论人类知识中无条件的东西》和《关于独断主义和批判主义的通信》这两本书。

于是，世人惊喜的看到，几乎与费希特成为哲学家的时间相同，又一颗哲学新星诞生了，这就是年轻的谢林。

在这段时间，说谢林是费希特的学生，是毫无疑问的，就连谢林自己也是这么认为，尽管他在书中已经表现出了与费希特的差别，但他自己并没有明显意识到差别究竟在哪里。

所以一直到他1797年写的一篇《对近期哲学的基本看法》一文中，还尊称费希特是新哲学的首领，其哲学水平比康德更高。

不过谢林也是在1797年又出版了一部新书：《自然哲学的理念》，这是一部标志着其明显与费希特分道扬镳的作品。

在费希特那里，哲学的最高本原是绝对自我，在谢林看来这种论调忽视了客观自然的重要性。

而自然和精神两者同一的最高本原在于绝对，也就是要求自然哲学和先验哲学的同一。

绝对在谢林的同一哲学中有着双重含义，一是认识论层面上的（精神），二是本体论层面上的（自然）。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精神的表达，因为正是从对自然的崇拜中，产生出与启蒙理性主义不同的作为现代性早期批判者的欧洲浪漫主义思潮，这是现代的一个全新的精神力量。

这种精神力量与其说是起源于费希特的“绝对自我”不如说是起源于谢林的“创造性的自
然”。

诗人海涅曾以这样的文字描述了谢林自然哲学所起到的精神解放作用：
“谢林先生在单单是先验唯心主义哲学的这一部分里始终是费希特的盲目追随者，然而在自然哲学中，在花卉与星辰之间活动时，他便必然的要心花怒放和光芒四射了。

因此不仅他本人，连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也都曾追逐过这个方向。

如同那些终日呆在狭隘的教室里被字母和数字压得长吁短叹的学童突然获得自由一样，谢林先生的学生们争先恐后的到大自然中去，到那空气新鲜，阳光充足的现实中去，他们大声高呼，大翻筋斗，做了一场精彩的演出。

”
谢林的绝对概念在宗教哲学中就成了上帝的代名词，上帝是唯一真实的存在，具有无限的创造性，自然和精神两方面最后归于具有绝对同一性的上帝。

从上帝的同一性出发，那么人类必然有其天生的自由，谢林认可这一点：自由感在每个人的内心直接打下了烙印。

然后他试图调和由这种自由所产生的恶与作为基督教上帝本身的至善之间的矛盾。

谢林重建了一种神义论，由于所有的存在都基于上帝，那么上帝本身存在的根据只能在上帝内部，所以上帝就能分为上帝自身和上帝存在的根基，也就是上帝中的自然。

这一上帝中的自然的划分重新定义了上帝自身，即上帝自身虽是至善，但它是尚未完成的，尚在形成中的。

上帝为了启示其自身的至善，只通过其自身是无法完成的，所以它的启示就必须经过一种中间产物——人。

没有人的存在，上帝无法认识其自身的善，而没有上帝，人的存在就没有根基，人和上帝就这样在谢
林那里找到了联系。

在谢林看来人对于善和恶的自由只是上帝启示其自身作为至善的手段，而恶和善一样也是自由的产物，所以恶是无法消除的。

善和恶本身在原初状态中不存在对立，而是可以互相转化。

谢林不同意康德式的以理性自律作为基础的道德律，而是认为人的本性在于领悟上帝的启示。

上帝将为恶的自由赋予人类，从而上帝本身才避免成为一种恶，人类这一为恶的自由才使上帝的启示行为有了领地。

所以人类在世的目标就是向至善的规划和提升，而实现这一目标，也只能靠人本身既能为善，也能为恶的自由。

这一人本身存在的力量使得谢林从神学回到了人类本身的存在，这也使一些人称他为存在主义的先驱，谢林后期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克尔凯郭尔。

康德，费希特，谢林三位哲学巨匠的师生关系发展的线条，也同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道路。

从中我们不仅能观摩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同时也可以从中学到哲学家们上下求索，勇于批判，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这对我们平时的学习与研究有很大的启示。

在平淡中发现意义，在必然中发现偶然，在真理中发现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