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周天命观的异同
摘要：商代后期的天命观与西周初期的大有不同，其原因在于两种族群文化的不同和时代的进步。

但二者还是有一定的共同点，即都是以神秘主义为基础。

关键词：商代、西周、天命观、帝、天
从一些宗教学家的观点中，他们大多认为商周时期的天命观是源自原始社会后期的巫术的，尤其是商代更是明显，而到了周代，其天命观中所含宗教的色彩更浓厚一些，这是一个继承与发展的过程。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神秘主义，神本文化在人们的头脑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关于社稷之事，例如征战、求雨、营建宫殿等都要向“帝”或“天”问询，不吉则不行。

但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先生曾说过，“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①同样，在天命观上，商与周也有着很大的不同。

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还有这一些分歧，例如商代到底有无“天”这一概念等。

因为商周是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思想也是不断在变化发展的，所以本文所说的商周，实为商代中后期和西周初期。

一、商代天命观
《礼记·表记》有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这虽是周人（或是汉代人）的记述，但在现在出土的殷代遗迹中，这句话还是被证明是相当正确的。

商代天命观的核心是一个至上神——“帝”。

从现有的甲骨文中可以看到，“帝”字是花蒂的象形，“帝”即“蒂”，以此象征种族绵延不绝。

②据胡厚宣先生对殷墟卜辞的研究，商代武丁后的上帝可以对风云雷雨、农业收成、城邑建设等施加影响，上帝可以决定方国征伐的成败，也可以保佑或作害于殷王，总而言之，上帝能决定着人世间的祸与福。

③
同时，我们也知道，商代并不只存在一个神，它还存在以列祖列宗、先妣先母为主的祖先神和以社、河、岳为主的自然神。

有意思的是商代虽极重上帝，但却很少直接向上帝奉献祭品以求赐福，而是多祭自然神和祖先神。

前辈们得出的结论是，殷人对上帝十分敬畏，不敢直接对上帝提出什么要求，而是借助祖先神向上帝转达人间的愿望，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不向上帝祭祀，实为尊重。

商代作为被考古发掘所证实的我国最早的一个朝代，它处在国家的初级阶段，其天命观也与其他文明早期的思想有共通之处，最明显的表现是，商代的“上帝”是喜怒无常、难以捉摸意志的精灵，并不具有道德、伦理的智慧色彩，也不与人世的价值理性相联系。

所以商代的上帝不仅仅能降福，更能降祸，而人们只能战战兢兢的向其祷告，但不一定能得到应验。

那么，商代人为什么那么重视“鬼神”？原因我认为有四点：一是，祖先的职责所在。

传说在虞舜时代，商的祖先契“为司徒而敬敷五教”，实际就是颛顼时的“火正属民”之官，与宗教活动就十分密切。

后世诸王也在部落联盟中的宗教事务中起着巨大的影响。

二是，东方文化的传统。

从现有的各项证据来看，商
族是来自东方的，而在东方远古时期的各文化遗址中（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来看，商族人是继承了这一地区的宗教气氛浓郁这一特性的。

三是，与其他各族的残酷斗争。

从甲骨卜辞中我们可以看到，商经常与一些边远族群进行战争，祖先神的保护、相同信仰的凝聚力及在上帝名义下作战必胜的自信是必不可少的。

四是，控制世界。

在宗教人类学的角度上去找寻一下原因，据吉德炜（David Keightley）的理解，商人之所以频繁的祭祀鬼神，反映的是一种“我予你；作为回报，你亦予我”的互利关系，也就是说，在商族人那里，人为鬼神提供合适的祭品，反过来，鬼神帮人获福去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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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王朝的发展，先王先贤的增多，祭祀也越来越正规和频繁，王朝对祭祀的投入也越来越大。

但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天命观”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在于它不能给政事以有效的、正规的指导，不能使商王在执政上获得很大的进步。

最重要的是，它的祭品来自各个附属族群，但这种看重祖先一元神的观念却很难把其他族群包容进来，所以，随着压迫的加强，各个族群实力的增强，必然导致商王朝“天命观”的崩溃。

二、西周初年的“天命观”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周取代了商，这是一次天翻地覆的大革命。

如何治理庞大的领地、管理众多古老的族群及总结殷商的经验教训，摆在了武王及周公等人的案头。

要想避免商纣的下场，那周就必须要变；商族在文化上比周要发达的多，且统治中原时间很长，周就不得不考虑商原有的传统。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周形成了自己的“天命观”。

值得庆幸的，西周的很多文献流传了下来，虽然有一些伪书，但其思想还是能够体现其中。

周人首先引入“天”这一概念，关于“天”在商代是否存在还有争论，但在西周，“天”已具有伦理的意义，具体而言就是具有“德”的意义。

这不是偶然的，周人在解释商亡时，很难说商人的祖先和“上帝”不保护他的后代，而去支持异族的周，并且，商人对诸神灵十分虔诚。

所以，周人提出至上神“天”是有“德”的，如果无“德”，就算在虔诚，也会亡国。

并且周人自己的上台及商代灭亡的教训，使其认识到上天的意志是会改变的、转移的，而天是有“德”的，是善良的，所以亡国是无德的表现而至 ,并非上天暴虐意志的结果。

正是因为“惟命不于常”,周人只有真正做到“明德”、“慎罚”、“保民”,真正实行德政 ,才能得到上天的受命与保命 ,防止天命由周人转向其他姓。

这套君权神授理论指出了一套“天命”结构理论 ,即天意决定于民情 ,民情决定于王敬德与否 ,所以敬德体现为一系列保民措施。

这样，天命无常、敬德、保民就成了以周公为代表的周人的理性主义“天命观”中的三个核心要素。

由于天命取决于人事，所以理性主义的“民本思想”逐渐替代了上天的预定，也由于相对于上天的不可控制，人世间的德政更有操作性，所以才有“天道远，人道弥”的说法。

自西周后期开始动摇的天帝鬼神的权威观念在进入春秋时代以后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怀疑,《诗经》中表现出关注现实,关注和表现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各种感受,后来一些怨天责天之辞,更是人们理性思维的呈现,一种自觉意识
的清醒。

那么，西周出现这种变化，有没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吗？我认为，生产力的提高和民力的发展是其内在推动力。

商王朝虽然在文化上可能比周较先进，但周人在农业生产和普通民众的政治觉悟上要领先殷人。

周人的祖先后稷曾为帝尧时的农师，⑤这虽是传说，但未必是空穴来风。

周人虽然较殷人质朴，但对于民主政治却有着自己的坚持，直至春秋时期，周人还保持这一些礼仪，像大蒐礼，借军事演习表达民众的意见；籍田礼，表明周王向民众宣称自己仍是族群的一员等。

正是由于在周内部有着新的萌芽，那么作为外在表现的天命观也必须要向民众让步。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到殷商对鬼神的恐惧崇拜与周人对天的敬畏尊崇之间所存在的巨大的道德差别，这种差别是有多种因素促成的，也是进步的。

三、结语
虽然殷周的天命观有着很大的不同，但他们还是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基础，就是神秘主义在此时仍在人们头脑中起重大的影响。

但社会的进步是不可避免的，殷周“革命”我们可以看作是一个长期积累后的质变，天命观只是其中的一个表现。

注释：
⑴．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林集》卷十
⑵．李辑，《中国远古暨三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62-65页
⑶．胡厚宣，《殷卜辞中的上帝与王帝》，《历史研究》，1959年
⑷．李小光，《商代人神关系论略》，《宗教学研究》，2005年第4期
⑸．司马迁，《史记·周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