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卷第5期2010年10月衡阳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 f Hengy ang N o rmal U niv ersityN o.5V o l.31O ct.2010能勿伸斧钺于定论乎?———王船山社会批判思想探要刘兴云(中南大学政治学院,湖南长沙　410083;湖南商学院,湖南长沙　410205)摘　要:船山的社会批判思想以对意识形态化的宋明道学流派批判为基础,重点对君主“疑、私天下”的封建集权主义,腐化误国的“墨吏猾胥”,逾“矩之道”的消费观念等展开了严肃的批判。

船山社会批判思想坚守唯物主义立场,寓批判于典籍诠释之中,采取借古讽今的批判技巧,笼罩着浓郁的伦理道德倾向。

可以说,船山的社会批判思想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作了一次全面的清算和总结,无疑重光了中国哲学的批判精神,为后来的中国民主启蒙思潮勃兴做了理论铺垫。

关键词:王船山;社会批判;道学;疑、私;矩之道中图分类号:B24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313(2010)05-0007-05 王船山(1619～1692),名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我国明末清初的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伟大的哲学家。

诠释与批判是船山学术思想的一条主线。

他的学术思想正是通过对道学经典的诠释被全面表达出来的[1]。

船山一生颠沛流离,始终被国破家亡、危殆苦困所笼罩。

胸怀反民族压迫的政治操守和中国社会历史的责任感的他,一生秉承“伸斧钺于定论”(《读通鉴论》卷五)的批判精神,对封建社会“孤、陋”之习及其带来的祸害,进行了全面而又严肃的批判。

这里举出四点:(1)对意识形态化的“道学”流派的批判;(2)对“疑、私天下”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3)对奸谀误国“墨吏猾胥”的批判;(4)对逾“矩之道”的消费观念的批判。

对意识形态化“道学”流派的批判宋明以来,儒学经过周敦颐、邵雍、程颐、程颢等“引释入儒,化道为儒”,而演化为新儒学———道学。

“道学”大致可以分为三派:张载的“气一元论”;程、朱持“理一元论”;陆、王为“心一元论”。

由于后二者迎合了统治阶级的需要而被奉为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

船山坚持“宗师横渠,修正程朱,反对陆王”立场,对程、朱理学的“理欲对立”和陆、王心学的“阳儒阴释”进行了修正与批判,以期重光周、张的正学。

至于船山为何采取这种学术立场批判程、朱、陆、王,嵇文甫解释说:“船山宗旨在激烈底排除佛老,辟陆王为其近佛老,修正程朱亦因其有些地方还沾染佛老,只有横渠`无丝毫沾染',所以认为圣学正宗。

”[2]程朱理学把气质之性所包括人的本能与欲望看成是“恶”的根源。

程颐最先提出天理、人欲对立的观念:“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与道难一。

”(《遗书》卷三)“难一”,意即难于统一。

进而还主张“窒欲”、“灭人欲”,从而把理、欲对立引向了绝端。

“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遗书》卷二十四),人欲“私欲”与天理(道)在根本上是相互对立而不可共存的。

二程除了提出理欲“难一”与“窒欲”之外,还提出了“窒欲”的方法:“甚矣欲之害人也。

人之为不善,欲诱之也,诱之而不知,则至于天理灭而不知反。

故目则欲色,耳则欲声,以至鼻则欲香,口则欲味,体则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

然则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

学莫贵于思,唯思为能窒欲。

”(《遗书》卷二十五)朱熹继承并发展了这种观念,认为:“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

”(《朱子语类》卷十二)乃至他的整个伦理思想体系,以此观念为“始基”。

程朱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收稿日期:2010-04-01作者简介:刘兴云(1975—),男,湖南耒阳人,博士生,讲师,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的口号,正好迎合了封建统治的需要,使得封建集权主义由外在制度控制向内心认同的转变,极大地消解了人的否定性和禁锢了人的情感和思想。

船山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僵化道德教条做了严肃的批判,具有明显的反理学性质。

船山对于程朱鼓吹“存天理,灭人欲”的批判,具有更多的合理成分。

首先,船山对“欲”作了分析。

他说:“盖凡声色、货利、权利、事功之可欲而我欲之者,皆谓之欲。

”(《读四书大全说》卷六)而“欲”又可以分为“公欲”与“私欲”。

所谓“公欲”,是指普遍的即人人都有的正当欲望,如“饥则食,寒则衣”这些自然(天)本能就是“公欲”。

其表现为“食各有所甘,衣亦各有所好”(《读四书大全说》卷四),船山又称之为“人欲”。

这种“欲”是不可“去”的。

如果这种欲“害理”,则“善人、信人几于无矣”(《正蒙注》卷二)。

所谓“私欲”,就是“同我者从之,异我者违之”(同上)的欲望。

这实际上是一种与他人的利益相对立的利己之欲望。

在天理与人欲的关系上,船山则主张理欲合一,以此两者并非相对而立,不是彼消我长的态势,是互依互存的,离开人欲就无天理可言,天理乃是存在于人欲之中,有人欲即有天理。

而理欲对立是“以理言天”错误的延伸。

他说:“朱子所谓仁为主,私欲为客、亦释张子之语有所未精。

……孔颜之学,见于六经。

四书大要在存天理,何曾把人欲当作蛇蝎来治,必要与它一刀两断,千死方休。

”(《读四书大全》卷七)船山这些言论,是针对程朱陆王的理欲对立观而提出来的,是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否定。

在“天理”与“私欲”的关系上,船山则主张“遏欲”存理:“理,天也;意欲,人也。

理不行于意欲之中,意欲有时而逾天理,天人异同也。

”(《正蒙》卷三)“意欲”即“私欲”,就是对食、色、声、味的贪求,是“持其攻取之能而求盈”(同上)的贪欲。

这种“人欲”,“不能通于天理之广大,与天则相违者多矣”(同上),是与“天理”相对立的。

执此,船山提出“遏欲”的主张,说:“唯遏欲可以养亲,可以事天。

”(《正蒙注》卷九)船山也对陆王心学的离经叛道进行了批判。

在船山看来,陆王心学不主张对外在世界进行分析,而专注于心体良知上做道德认识的功夫,从空疏玄虚走向了离经叛道。

他说:“遂启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说,其究也为刑戮之民,为阉贼之党,皆争附焉。

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理事之狂妄,流害以相激而相成,则中道不立,矫枉过正有以启之也。

陆子静、王伯安之蕞然者,亦恶能傲君子以所独知,而为浮屠作率兽食人之伥乎!”(《张子正蒙·序论》)船山认为,陆王这些言论对社会造成了不良后果,明王朝的败亡是陆王新学“狂妄流害”的结果。

对“疑、私天下”封建集权的批判王船山处于封建社会末期,他洞察了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弊端,对封建制度本身的弊端、封建与郡县相比较、封建君主“疑、私天下”等方面,展开了批判。

船山认为郡县为中国政治演变的必然趋势,不容后人任意取舍。

正如萧公权先生总结船山关于封建与郡县的演变那样:“秦汉统一之前,封建之制虽圣王莫之能废。

值始皇混一之后,郡县之制虽圣人莫之能改。

”[3]船山将两种制度作了一番比较,发现郡县制“选举之不慎而守残民”,而封建制“世德之不终而诸侯乱纪”,各有各的致命弱点。

比较而言,从安民的角度来看,还是郡县制优于封建制。

对此,船山在《读通鉴论》开篇就说:“两端争胜,而徒为无益之论者,辨封建者是也。

郡县之制,垂二千年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秦之所灭者六国耳,非尽灭三代之所封也。

则分之为郡,分之为县,俾才可长民者皆居民上以尽其才,而治民之纪,亦何为而天下之公乎?……郡县者,非天子之利也,国祚所以不长也;……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己而已矣。

斥秦之私。

而欲私其子孙以长存,又岂天下之大公哉!”(《读通鉴论》卷一)在船山看来,郡县制本质上是一种“私己”的做法,所以帝位难以长久。

船山还在《黄书·古仪》中,对三皇五帝到宋的历史进行了分析,比较了分封与郡县制度的优劣。

船山说,三代之前能“树屏中区,闲摈殊类”。

到了秦朝,国家制度为之一变,不再实行分封制度,而是郡县与集权中央,建立绝对个人专制独裁的集权政治。

两汉则采取分封与郡县并存的制度。

到了唐代就完全实行了郡县制。

船山认为这并非长久之计,指出:“此其法足以数世速亡。

”更有甚者,从明太祖朱元璋之后,便谋划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

一是夺取兵权;二是废丞相夺取行政权;三是设立特务机构。

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中央集权。

国家的权力结构也由封建制的松散转变为垂直的“寡头政治”。

私己与疑天下,造就了绝对的封建专制主义,同时也是国家最终灭亡的原因之一。

由于封建社会统治者“家天下”的私欲,而逐渐走向中央集权。

疑天下百姓,就要中央集权;疑丞相和其他官员,就希望建立个人专制独裁的寡头政治。

其实,船山提出的“任官以诚”(《黄书·任官》)主张,就是对“疑”的批判与否定。

他希望王者应该以仁义治天下,要投我以桃,报之以琼瑶。

“诚以拔之,则小人革面,疑以任之,则君子寒心”。

船山从进化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自然和社会都是变化不息的,所以反对君主专制,要求改革政治。

他还提出土地不是帝王的私产,应当归耕者所有的主张,指出:“若土,则非王者之所得私也。

天地之间,有土而人生其上,因资以养焉。

有其力者治其地,故改姓受命而民自有其恒畴,不待王者之授之。

”(《黄书宰制·噩梦》)据此,船山提出了对君权加以限制和分权的思想,以规避君主的独裁专断:“天下之大,田赋之多,人民之众,固不可以一切之法治之也。

有王者起,酌腹里边方、山泽肥瘠、人民众寡、风俗淳顽,因其故俗之便,使民自陈之,邑之贤士大夫酌之,良有司裁之,公卿决之,天子制之,可以行之数百年而不敝。

”(《读通鉴论》)对于国家,应该由君主会同“贤士大夫”、“公卿”等官员来共同制定国家的管理制度,制定的制度必须尊重民俗习惯,只有这样的治国方略,才是使“国祚”“行之数百年而不敝”的制度。

国家的治理是一项复杂繁琐的系统工程,单凭封建君主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管理好的。

船山认为,对君主的集权加以划分,才是封建极权主义的医治之方。

他说:“合刑赏之大权于一人者,天子也,兼进贤退不肖之道,以密赞于坐论者,大臣也,而群工异是”,如果“宰相无权,则天下无纲,天下无纲而不乱者,未之或有”(《读通鉴论》)。

除了封建君臣分权之外,船山还主张中央与地方之间也要分权:“州牧刺史统其州者也,州牧刺史统一州而一州乱,故分其统于郡,郡守统其郡者也,郡守统一郡而一郡乱,故分其统于县。

”(同上)其实,船山提出对君主进行限权和分权,就是对“皇权”的怀疑以及对封建集权主义的否定,流露出一种民主思想倾向。

对奸谀误国“墨吏猾胥”的批判船山在《读通鉴论》、《黄书》、《宋论》等史论著作中,分析了封建极权主义社会官员腐化、误国之举及超经济剥削的病态。

在船山看来,封建制度祸害生民主要是官员腐化,结党营私,盘剥百姓。

船山对这些“墨吏猾胥”丑恶行径予以无情的揭露与批判。

船山主要从经济上对封建官吏展开批判[4]。

他认为剥削绝非孤立的个别现象,而是由天子、百官、豪民(地主恶霸)三者共同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