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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官职：中书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

中书令常以太子兼任，仅挂名而已，左右丞相总领国事，元代尚右，故右丞相地位高于左丞相。

明初，太祖沿袭元制，中书省为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宰相机关，因省内不设中书令，所以中书省长官左、右相国（后改为左、右
丞相）为宰相。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叛变罪杀胡惟庸，罢中书省，
废宰相。

皇帝自兼丞相，集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于一身，皇权专制达到了顶峰，实现了绝对专制。

明成祖朱棣正式设立并重用内阁，此后，内阁参与政务，成为明朝政府的重要机构，随着权力的增大，地位也逐渐提高。

仁宗后，内阁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提高，且统率六部。

在内阁大学士中，按位次先后，分为首辅、次辅、群辅内阁对呈奏皇帝的奏章、文书具有拟旨权，即“票拟”，所拟建议供皇帝参考。

清初仿照明朝旧制，以内阁作为国家行政的中枢，以内阁大学士为宰相，由满汉大员充任，同时还存在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二者共参国政。

因前有议政王大臣会议掌握国家核心机密，总理一切事务，后有军机处掌军国大政，所以清朝内阁始终受压制，只能处理一些公开的例行公事，无宰相之实。

二、皇权与相权的内在权力关系
皇权作为从古典社会到现代社会过渡的产物，其内在本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作为私权力的皇权，是一种任意、不确定、不受制约的权力，第二，作为公共权力的皇权，是一种稳定、承担公共责任实现公共利益的权力。

皇权的主要内容包括：最高立法权、最高司法权、最高仲裁权、最高行政决策权、最高人事任免权、最高军事指挥权、最高祭祀权、最高征税权、派驻使节与宣战权等。

皇权的主要特点有：第一，神圣性，从理论上来讲，皇权来自天命的授予，而天下是属于天的，天子之拥有天下是天予之，是受天命而立的。

第二，宗法性，在封建时代那种“集家成国”的国家形成模式下而客观形成的“家国同构”的政治体制，宗法制度在皇家是在士大夫家族、乃至平民百姓家庭的内部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传统性，皇权具有的传统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皇帝职务的终身制与皇帝职位的世袭制。

第四，分离性，皇权在行使的过程中往往出现与皇帝本人相分离的状况，特别是王朝中晚期，宦官专权、外戚专权、皇太后垂帘听政都是皇权与皇帝本人分离的表现，这主要由于皇位的继承采取反智主义式的嫡长子继承制，皇帝由于年幼、能力不够等原因常常使得皇权旁落。

第五、依赖性，在实际的权力运行过程中，皇权的实现需要庞大的官僚机器的支持，在理论上，新的皇权建立过程中，其神圣性、合法性都需要士大夫阶层的论证确认。

相权是皇权的派生权力，其本质从根本上来说是由皇权决定的：即在分封制崩溃、皇帝个人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作为君临天下的皇帝和百官庶僚之间的一个转承过渡的中枢机构，协调百司运作，处理日常事务。

“在专制制度出现的瞬间，就必然会使政治权力把握在官僚手中，也就必然会相伴而带来官僚政治，官僚政治是专制政治的副产物和补充物。

”
2009.11
（中）
这使得汉朝相权的地位没有初期崇隆，权力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二是代表公共权力的皇权纠正相权的非制度运行。

宰相及其所代表的官僚组织会沦为追逐小团体私利的工具，历史不断出现的“党争”就是群相之间互相倾轧的写照，虽然会影响政策制定、行政效率但是与独相对皇权的威胁相比，君主乐意接受这样的状况，这也充分说明了皇权为了私权力可以以牺牲公共权力为代价。

出现这样的状况就需要君主基于个人的和整体的利益加强对官僚组织的整顿和控制，特别对相权的拥有者进行清洗和更换。

最为典型的是晚唐时期的牛李党争，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科举出身的庶族地主官僚集团与以李德裕为首出身世家大族、门第显赫的士族官僚集团的斗争，使得皇权必须不断的纠正相权的私人化、非制度化。

李德裕任四川节度使时，接受吐蕃将领的投降，收复了重镇维州，牛僧孺却意气用事，强令把降将和城池交还吐蕃，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

所以晚唐时对相权的拥有者进行定期的更换：唐穆宗长庆年间牛僧孺做宰相，李德裕就被排挤出朝廷，到唐武宗时，李德裕做宰相，牛僧孺、李宗闵放逐到南方。

唐武宗死后，宣宗即位，牛党成员白敏中任宰相，牛党又纷纷被重新启用，李党全遭罢斥。

但后来二人都被削职为民。

群臣为捍卫礼法，决定采取最为极端的方式：集体向皇帝哭谏。

包括九卿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人，给事中二十一人，御使三十人等共二百余人的庞大队伍，集体跪在左顺门外要求维护国家大礼。

嘉靖帝将一百三十四人逮捕，八十六人待罪，“尽系诏狱予杖。

死杖下者十余人，贬窜相继”。

明朝万历年五年，在历时一个多月的“夺情”
“张居正虽没有独裁者的地位，却有了独裁者的神通。

”
“内而内阁、六部、都察院，外而各省、督抚，没有一个不是居正推荐的人；言官之中，御史、给事中也几乎没有不听居正的指挥。

”
叶适．实谋．水心别集（卷十）
．
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
页．
官员遭父母丧，要解职回籍守制三年，叫做“丁忧”，丁忧期满后才能重新任职。

但朝廷可以因国务需要，特准个别人不必解职，可穿着素服办公，仅是不参加喜庆吉礼而已；或在守制尚未期满而应廷急召出而任职，谓之“夺情”。

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在江陵病逝，神宗下诏以“君为臣纲”重于“父为子纲”的理由，要张居正夺情。

夺情之诏下达后，激起了朝野很多人的不满，朝中一些人写了措辞激烈的奏疏反对夺情，对张居正的人品、学养、政风、改革等进行揭发和清算，
但遭到廷杖和谪戍。

汪士性．广志绎（卷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