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思想与大一统
董仲舒是西汉思想家、政治家，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吸收诸家学派的思想精华，创立了新儒学，并使新儒学成为西汉的正统思想，而这种思想在之后中国的两千年历史中得以不断地丰富，直至现在，儒家思想对社会发展仍然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董仲舒有属于他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体系政治、思想、哲学……，可谓包罗万象，庞大非常。
董仲舒是一位关照现实的思想家，是一位注重社会发展的思想家，他庞大的思想体系有着明确的服务对象，即：西汉的大一统。
哲学是一切思想的指导，董仲舒自然也不例外。
董仲舒的哲学，集中表现为“天”的哲学，“唯天为大”，是其“天论”的核心，同时，也是他大一统思想的灵魂所在。
“唯天为大”，是什么含义？天，是一切的主宰。
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天”不是简简单单指头顶的蓝天，他的“天”有着三重含义，而正是这三重含义，使得天变得至高无上。
首先，“天”是自然之天，“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矣。
”（《春秋繁露·天地阴阳》），这里的天，是宇宙万物的总称。
“天之道，终而复始。
故北方者，天之所终始也，阴阳之所合别也。
东至之后，阴俛而西入，阳仰而东出，出入之处常相反也。
多少调和之适，常相顺也。
有多而无溢，有少而无绝。
春夏多阳而少阴，秋冬少阳而多阴，多少无常，未尝不分而相散也，以出入相损益，以多少相溉济也。
”(《春秋繁露·阴阳终始》)，这里的天，是自然界的运行规律。
其次，“天”是神灵之天，“天者，百神之君也。
”（《汉书·董仲舒传》），天是百神之君主，也就是神王，是天地万物的
主宰。
另外，“天”还是道德之天，“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
”“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仁，天心，故次以天心。
”（《春秋繁露·俞序》），在此，天成为了绝对的仁者，天心，便是仁者之心。
经过这三重含义的叠加，“天”，就成为了独一无二的存在，“天”，就成为了民众的信仰。
那么，确立天至高无上的地位，对西汉大一统有什么作用呢？作用就在于利用天的地位，来确立王的地位，让最高统治者成为臣民信仰的一部分，从而实现树立君主权威，强化王权的目的。
董仲舒是怎样做的呢？他提出了一个思想——“君权天授”。
“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
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
故曰：‘一人有庆，万民赖之。
’，此之谓也。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他认为，“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
”君主，承接天意，身为天子，替“天”管理天下臣民。
这样，借助天的无上地位，把君主设为天之子，让他成为上参天，下通地，中连人的能人，从而成功提高了君主的地位，树立了君主的权威，为大一统提供了一个领导者，减小了臣民被领导的心理抵触，使大一统的可操作性得以提高。
因为，“君权天授”让君主可以拥有至高权力的说法变得合理、合法、合情。
当然，仅仅“君权天授”还不足以解决树立君主权威的问题。
董仲舒的“君主中心”思想，则将整个社会划分为层次分明，等级森严的完整系统，而这个系统的掌控者就是最高统治者——君主。
在君民关系上，董仲舒认为，“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
心之是所好，体毕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即：君主是民众的中心，民众当服从君主。
在君臣关系上，董仲舒认为，“君臣之礼，若心之于体，必不可以不坚，……体不可以不顺，臣不可以不忠。
”即：臣子必须忠于君主。
另外，他道德理论方面的“王道三纲”也很突出的将君主置于一切臣民之上，“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
”（《春秋繁露·顺命》），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三纲使君主成为一切民之纲。
总之，“君人者，固之元。
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
”（《春秋繁露·立元神》）在董仲舒的思想体系中，一切最终都统一于天，而在社会现实中，则是让一切统一于君主。
树立了君主的权威，做好了先手准备，就该实际行动了。
大一统的实际行动，包括政治统一和思想统一两部分。
“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
虽欲善治之，无可奈何。
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无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
当更张而不更张。
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资不能善治也。
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贤良对策·第一策》），董仲舒分析了政治的现实危机，并分析了症结所在，主张君主进行全面的变革，实现大一统。
“秦朝焚书坑儒，秦朝速亡，被坑的儒有了反面效应，受到社会的崇敬。
汉初由于陆贾、贾谊、叔孙通、伏生等儒生积极提倡，儒学的影响日益扩大。
”（《董学探微》）在这样的背景下，董仲舒以儒学为统一思想
的核心就有据可寻。
当然，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还有许多其他的原因。
比如：董仲舒在《春秋》中找到了支持其统一的理论。
“元年，春，王正月。
”（《春秋》）董仲舒在《公羊传》中解释道：“‘元年’者何？君之始也。
‘春’者何？岁之始也。
‘王’者孰谓？谓文王也。
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再者，董仲舒很赞同儒家的统一思想，“《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天人三策”）。
在多种原因的引导下，儒家成为了统一思想的核心。
那么，董仲舒是怎样统一思想的呢？“行天德者谓之圣人”（《春秋繁露·威德所生》）“圣人副天之所以为政”（《春秋繁露·四时之副》）“正朝夕者视北辰，正嫌疑者视圣人，圣人之所名，天下以为正。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由此可见，董仲舒利用了天的地位，让圣人成为天心的继承者，让圣人成为天在人世的代言人，圣人之语即为天之语。
那么圣人是谁呢？某个学派的圣人。
哪个学派呢？儒家。
之前，便分析出，无论从历史演变角度还是统一“设计师”董仲舒角度，让儒家成为主导已成必然。
而实际操作者，是君主。
董仲舒上书君主，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君主采纳了董的建议，并以政令形式使之成为现实，最终实现了思想的统一。
事实上，董仲舒思想统一的主张与政治是紧密连接的。
统一后的
思想决定着政治的走向和政治的性质。
为什么这么说呢？之前已分析知，君主是天意的继承者，他继承的是天的权利，而非天的意志。
他统治的政策，应当服从天的意志，也就是天心。
那么，天心的继承者是谁？是儒家圣人。
通俗的说，君主要被儒家经典牵着鼻子走。
政治的走向和性质，必然是要符合新儒学思想的。
可以说，大一统是统一在新儒学思想之下的。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限制君主的私欲，缓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间的矛盾，使社会处在相对和谐的长久的统一之中。
“不奉顺于天者其罪如此”（《春秋繁露·顺命》），不顺从天心的人，是罪大恶极的。
转换一下，就是说，行为不符合儒家思想，不推崇大一统者，是罪大恶极的，矛头直指各方诸侯。
在《春秋繁露·王道》中，董仲舒借《春秋》批判诸侯，“《春秋》明此，存亡道可观也。
……观乎鲁隐、蔡仲、叔武、孔父、荀息、仇牧、吴季子、公子目夷、知忠臣之效；……观乎六羽，知上下之差。
”“郑、鲁易地，讳易言假。
晋文再致天子，讳致言狩。
桓公存邢、卫、杞，不见于《春秋》，……非诸侯所当为也。
”理论、政令加武力，西汉实现了政治的统一。
董仲舒绝非帝王的家奴，他是一位有着兼济天下之心，也有关照天下众生之为的伟大政治家。
在他的思想中，君主拥有至高的权利，但前提是，君主按照儒家思想治理天下，让民众安居乐业，知礼有礼，让社会安定太平。
他给君主提出了许多要求，这些要求，足以说明他对平民的关怀。
他要求君主不犯“强凌弱、众暴寡、妄杀无罪、贪财枉法、无辅自诅、逆理进色、骄奢淫逸”之过。
他提出了“五常”，“夫仁、义、理、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王者修饬，故
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
董仲舒的思想，其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都是西汉的社会现实。
他的思想的提出，总是与服务社会，服务统一大业相联系。
他的思想，虽然对后世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能构建出如此系统而符合社会现实的思想理论体系，成功指导了西汉的大一统，这是我们应当肯定赞颂的。
向关照现实的伟大的思想家、杰出的政治家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