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湘绣的历史和发展中国的刺绣究竟源于哪个朝代？至今仍是一个谜。

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刺绣恐怕要算殷商和西周了，从那个时期的出土文物来看，粘附在泥土上的丝织物的纹路和刺绣的花纹依稀可见。

特别是在1982年从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中，出土了绣衾和禅（单）衣，上面绣着龙、凤、虎和花卉等，形神兼备，绮丽多变。

证明刺绣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刺绣现已形成了较高的工艺水平和独特的艺术门类。

人们一定会想，为什么会出现刺绣呢？其实，最主要的因素是由两个方面决定的：第一、说到刺绣不能不说丝织，可以这么说，是丝织的产生和完美造就了刺绣的诞生。

春秋战国时期，农业比之以前更发达，男耕女织成了这一时期的重要经济特征，几乎家家种植桑麻，从事纺织。

由于当时的养蚕方法已经十分讲究，因此所缫出的蚕丝质量很高。

其纤维之细之均，可与近代相媲美。

发展到西汉时，从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织锦来看，每根纱由4-5根丝线组成，而每根丝线又由14-15根丝纤维组成，也就是说每根纱竟由54根丝纤维捻成。

如此高的丝纺水平，同时也推动着染、绣的发展，使它的成品更加美观和更富表现力。

第二、社会等级制度的强化和人类审美感的提高，商品制的形成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早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期间，华8 夏民族的部族联盟首领在举行重大庆典、祭祀等礼仪活动时，必须穿着绘绣有日、月、星辰、山、水、龙、华虫（雉鸡）图纹的上衣和有宗彝、水藻、火、米粉、黼、黻、等图形的下裳（裙）礼服，后世称为“十二章服”并形成定制。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刺绣工艺逐渐成熟，这可从近百年来的大量出土文物中得到印证。

这一时期的刺绣有经过夸张变形的龙、凤、虎等动物图案，有的则间以花草或几何图形，虎跃龙蟠，龙飞凤舞，刻画精妙，神情兼备，布局结构错落有致，穿插得体，用色丰富，对比和谐，画面极富韵律感。

进入秦汉时期后，刺绣工艺已相当发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东汉王充在《论衡·程材篇》中所描述的：“齐郡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

日见之，日为之，手狎也”齐郡临淄（今山东临淄）为汉王室设官服三所，织工数千人，每年耗资万万。

在前汉武昭之世，不但帝王之家是“木土衣绮绣，狗马被缋（毛织品）”，就连一般的富人也服用“五色绣衣，缛绣罗纨、素递冰锦”，而且座卧的席子也要“绣菌”，床上帐幔也是“黼绣帷幄”、“锦递高张”。

甚至死后殉葬的口袋也是“缯囊缇橐”。

民间如此，朝廷贵族也不待言，他们的宫室以丝织藻绣装饰，以至“屋不呈材、墙不露形”，甚至“柱槛衣以绨锦”，其奢侈程度可见一般。

汉代刺绣的空前繁荣，使刺绣的艺术处理又前进了一大步，在马王堆一号汉墓里的竹简“遗册”中记载着三种刺绣名称：“信期绣、乘云绣、长寿绣”。

到了汉末、六朝时期，中国便开始进入“像教弥增”（佛教因造像众多，故也称之为“像教”）的时代，因而兴盛了绣制佛像之9风。

1965年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了北魏的一佛两菩萨说法图刺绣残片一件，用几种彩色丝线绣出佛像、菩萨、供养人和相应的文字，供养人的长衫上绣有忍冬纹和卷草纹，示意着以佛教为代表的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相互交融贯通，并在刺绣中得到反映。

说到这一时代的刺绣，不得不说说三国时期吴王赵夫人的“三绝”——机绝、针绝、丝绝。

据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记载：“吴王赵夫人，丞相赵达之妹。

善书画，巧妙无双，能于指间以彩丝织为龙凤之锦，宫中号为“机绝”。

孙权尝叹，蜀魏未平，思得善画者图山川地形，夫人乃进所写江湖九州山岳之势。

夫人又于方帛之上，绣作五岳列国地形，时人号为“针绝”。

又以胶续丝发作轻幔，号为“丝绝”（见壬子年《拾遗记》）。

汉末、六朝刺绣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开始出现了人物形象，为今后的人物绣品开了先河，具有十分重要的艺术意义。

唐宋时期的刺绣已向着精致化的方向发展。

这主要是由它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在男耕女织的封建社会里，女孩子都要学习“女红”，都要掌握刺绣，正因如此，那些深宅大院的小姐们，刺绣便成了她们消遣、养性和从事精神创造活动的唯一活动。

“闺绣”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明代屠隆在《考磐余事》中写道：“宋之闺绣画，山水人物楼台花鸟，针线细密，不露边缝，其用绒止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故眉目毕具，绒彩夺目，而丰神宛然，设色开染，较画更佳。

女红之巧，十指春风，迥不可及”。

由于参加刺绣对象的进一步扩大、作者的文化修养和物质条件不同，加上文人们开始参与，刺绣到了唐、宋期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某种程度上可10以这么说，它由日用与观赏两者兼容并蓄，发展到日用与观赏分而治之，特别在观赏方面成就最大，由于文人们的积极参与，使书法和绘画艺术结合得更为紧密，形成了画师供稿、艺人绣制，画绣结合精品倍增的新趋势。

明、清时期，全国城乡出现了众多的商品性生产的专业作坊。

尤其是明代，官府手工业的衰落，却促进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从缺乏竞争力的官府院落手工艺品，到商业性作坊的专业化生产，加上唐宋期间文人艺人的结合，对刺绣工艺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刺绣技术和生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进入了中国传统刺绣的巅峰时期。

出现了对后世影响非常之大的几个艺术流派，如上海的顾绣、北京的京绣、山东的鲁绣等，以及被后人誉为的“四大名绣”，即：湘绣、苏绣、粤绣和蜀绣。

湘绣起源于湖南民间刺绣，经过历代艺人的不懈努力，形成了独具魅力的艺术风格，工艺精湛，历史悠久。

长沙楚墓中出土的精致龙凤绣品，说明公元前五世纪以前，这里就工于精绣，而马王堆墓葬的绣衣、绣料，也表明西汉时期的刺绣已发展到很高水平。

至清代，民间刺绣更为普遍。

清嘉庆庚午（1810）年《长沙县志》卷十四《风俗条》记载：“省会之区，妇女工刺绣者多，事纺绩者少。

”光绪丁丑（1877）年间的长沙县志亦有相关记载，它说明，此时，湖南境内的刺绣还限于自产自用，村妇之间，绣些实用物品来美化生活，如在鞋面、茶褡、腰带、裙缘、枕头、手帕、帐帘和小孩的兜肚、帽子上绣些花样等。

绣庄的设立，则在太平天国以后，湖南大量新贵官僚，需黼黻品级来装潢身份，而绣庄业务，只是以11 适销苏绣、粤绣为主。

近代学者徐崇立在他所写的《泸渎羁居记》中指出：“吾湘旧时之绣店，亦题‘顾绣’，莫知所从来。

”“长沙光绪末年，湘绣盛行，庄内雇佣专业绣工，超越苏绣，已不沿用顾绣之名。

法在改蓝本，染色丝，非复故步矣。

”这说明在光绪末年，湘绣从自绣自用的生产方式逐步走向了商品化生产，且不再沿用顾绣之名。

由此可见，“湘绣”这一名称的正式出现是在清朝末年。

且有粗绣、细绣之分。

辛亥革命前后，随着湘绣商品化的发展，从事刺绣的艺人越来越多，专业绣工达2000多人，并出现了大量绣庄。

最为普遍的要数沙坪袁家冲一带。

当时，袁家冲人袁魏氏（其名不详）与吴彩霞绣庄主人胡莲仙在技术上切搓结合，共同开创了湘绣新局面。

沙坪当时有名的绣庄就有邵家冲王展香的“广华绣庄”、茶园塘卢炳元的“锦华绣庄”、金家塘张国良的“云霞绣庄”、高家屋场胡德兴、魏建章的“锦霞绣庄”、“湘翠绣庄”，规模较大的有照壁张长源的“湘源丽绣庄”，而开办时间最早、最长的则数荒坡李和生的“李裕章绣庄”。

清光绪末叶，袁魏氏之子瑾荪在长沙城内创“锦云绣馆”，开湖南绣馆之先河。

接着开业的有“红移”、“梁玉霞”、“李协泰”等绣庄，并以沙坪、袁家冲为中心，扩展到长沙城郊、河西、三汊矶、宁乡朱石桥、浏阳等地，城乡绣工达万余人。

袁魏氏与胡莲仙是近代湘绣的奠基人。

稍后，沙坪柳敏姑代表着又一个时期绣艺的高峰。

据《湘绣史话》载：（柳）尤擅长绘制蝴蝶，有见到她所绣百蝶图的……粉蝶麋集在一族晕红的牡丹周围或飞或驻，凌乱中自然有序，100只颜色相同的粉蝶，姿态各不相同，而无拼凑之12 弊。

可见其绣艺的高超。

柳敏姑多绣日常生活用品，如帐帘、小孩鞋帽围兜之类，当时有民谚“张娭毑麻线，柳敏姑鞋面。

”沙坪湘绣从初具规模，到今天的春色满园，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1995年首批百家中国特产之乡命名活动组委会正式授予原湖南省长沙县沙坪乡，今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捞刀河镇沙坪“中国湘绣之乡”的光荣称号。

“一口银针十支玉指百束锦丝，弘扬绣乡千年传统；三湘夸颂四海称荣五洲赞誉，织就人间万物风华。

”2001年5月26日，由长沙沙坪湘绣厂出资筹建的“中国湘绣之乡”牌楼的正式落成，对促进湘绣事业的发展，更好地弘扬湖湘文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来湘的游客都这样说：“买湘绣去长沙，到长沙必去沙坪。

”可见，沙坪——湘绣，两者已密不可分。

“披沙聚金鸦青鹭白湖湘景；依坪托市橘绿橙黄锦绣乡”。

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审美观念的不断提高，沙绣人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同时，将依靠科技手段，不断钻研、探索，让“湘绣之乡”的美誉大放异彩，让“金球”绣品享誉五洲四海。

湘绣艺术的人文因素长沙自古为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南重镇。

湘江和它的支流浏阳河、捞刀河等在此融汇，岳麓山为长沙城平添了无限秀美。

这里江河密集，山岳连绵，四通八达，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蕴秀滋华，文化宝藏璀璨夺目。

1985年，长沙烈士公园三号楚墓出土的绣片在极细的丝卷绢上，用辫绣法刺绣的龙凤图案，虽然污损严重，年代久远，但仍能清楚地看出其中的龙纹绣绢所表现的龙、云飞腾缭绕的景象及生动奔放的气势。

1972年，在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共出土了40余件绣品，这批绣品中以辫绣和铺绒绣为主，以辫绣为最多。

绣线的直径仅为0.1毫米左右，不及头发丝的一半，真是巧夺天工，即便是在今天，也堪称一流。

它充分表明了我们民族无与伦比的创造力，是中国古代刺绣史上辉煌灿烂的篇章，而且对后世的刺绣，产生了积极的无穷深远的影响。

二千多年的刺绣历史，孕育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湘绣精英。

湘绣独特的刺绣工艺，促进了画家与绣工的明确分工与紧密合作。

也促进了湘绣的迅速发展，同时，现代湘绣的艺术风格也逐渐形成。

沙坪湘绣的繁荣，离不开对此做出贡献的杰出人物：杨世焯，字寄棠，卓越画师。

自幼习书，能诗善词，并承先辈水墨画衣钵，工翎毛走兽，肖像人物，研究以中国画风格设计绣品。

他选择的题材广泛，花卉有牡丹、佛手、菊花、竹叶等；走兽有狮23虎、猫、燕、鹊等；人物有倚栏人、壬马元帅，第五拔诺尊者……，都是当时民间所喜爱、熟悉的事物或神话传说人物。

杨世焯以自己卓越的绘画才能，把中国绘画的优秀传统移植到刺绣上来，使湘绣重新有了新鲜多样的内容，艺术前途更为广阔。

李仪徽（1854-1928）,幼年读过少量诗书，习字画，喜刺绣，是她完善了湘绣掺针和逐渐变易色级的绣法，奠定了现代湘绣的基本针法。

苏绣刺绣人物、鸟兽、花草均用齐参针，而她则运用了“乱掺”即乱掺针法，使表现的色调混合生动。

其简单素净的风格与苏绣和粤绣已经有了迥然的差异。

她晚年所绣裙饰，以一连串豆科花朵组成图案，花朵结构并不繁复，由白而蓝，而浅蓝，而深蓝，俗称“三蓝花”，则又进一步运用掺针法，使它逐渐地变易了色级，使人看了觉得清新、别致、醒目，显示了独特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