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摘要：自中国共产党创立以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分为三个历史时期: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则是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 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一部中国共产党史, 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

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发展过程, 就是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过程；也是将实践经验升华, 先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 创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向前发展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以来, 探索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分为三个历史时期, 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 探索出两条中国特色的道路, 创立了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三大理论成果。

1 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历史的中国, 在古代农业社会有着5000 年文明, 并曾以世界上头号富强大国，独领风骚达1500 年。

但当世界进入工业文明之后, 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这个已在内腐的庞然大物轰然坍塌, 濒临亡国灭种的边缘。

承续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历史传统的先进中国人, 前仆后继,上下求索, 终于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能够使中国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真理。

中国共产党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始, 就是将其视为理论与方法统一的世界观, 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将其作为观察和改造国家的工具。

但是,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是一个历史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和理论成果是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后才获得的。

在1927 年8 月以后, 共产党人同时选择了两条道路。

一条是仿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进行城市武装暴动, 如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另一条是仿中国的历史传统, 在边远的农村进行武装暴动, 这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秋收起义为代表, 放弃进军长沙的原定计划, 开辟出工农武装割据的井冈山道路。

这两条道路都是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最初探索。

但是, 哪一条道路适合中国国情? 实践证明, 后者指出了革命胜利的航向。

领悟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方法真谛的毛泽东, 武装割据, 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 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上没有,却有着上千年中国农民战争历史传统的深刻烙印。

井冈山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重要成果。

那个时期的“左”倾领导人, 虽然将马克思主义奉为指导思想, 但对于包括中国农民战争的历史传统持否定态度；同时对于共产国际基于上述工业文明的革命理念发出的对中国革命的指示盲目迷信, 反对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 顽固坚持城市中心论。

他们不懂中国的现实和历史, 不了解中国的农村和农民, 导致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

与当时“左”倾领导人不同, 毛泽东谙熟中国历史, 了解中国农民的革命要求, 不仅能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的现实社会关系, 而且能用马克思主义正确对待中国的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

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之后, 转战闽西赣南, 创建了党领导的最大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

实际是从这里开始。

党在这个时期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治国治军经验, 而且为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 在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方面开创了新的途径, 初步地形成党的三大优良作风, 锻炼了党的执政能力。

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实践基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 付出了巨大代价。

“左”倾错误领导不仅使包括中央苏区在内的全国苏区几乎全部丧失, 而且在战略转移的长征途中又几乎使党和红军濒临绝境。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以1935 年1 月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系列会议, 在改组中央后, 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主要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的拨乱反正, 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

从此至抗日战争后期的10 年,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经过对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不断总结, 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有了更为深刻和完整的认识, 基本上明确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 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

在这个飞跃过程中,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体和宏观方面而论, 经历了理论的四次提升。

一是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概念。

这个思想虽早已有之, 但形成明晰的科学概念, 既要有实践的积累,《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 为在理论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有了这个前提,提出这个科学概念乃势之必然。

毛泽东指出: 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 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

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 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 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 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

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 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因此,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 即是说, 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成为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2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的胜利和曲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新中国成立后29 年经历的曲折和挫折同此前28 年经历的曲折和挫折, 作为总结历史教训, 对两者不能简单地画等号。

它们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

两者相同的是: 第一, 党的领导没有经验,都是在探索过程中犯错误。

第二, 两个时期主要都是“左”的错误。

大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前期虽有右的错误,但土地革命战争前期连续三次“左”的错误, 特别是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最为严重。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主体错误也是“左”,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 其时间之长超过党的历史上任何一次。

第三, 两者错误的内涵就思想路线而言都带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性质, 尽管其具体形态不同。

大革命后期和土地革命前期的主要错误倾向, 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 经验主义成为教条主义的俘虏。

建国后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乃至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的错误, 既有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误解或教条化的问题, 又有习惯于将革命战争年代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照搬的问题；“大跃进”就是用过去群众运动的办法搞经济建设。

就此而言, 党在建国前后的错误, 其思想方法有相通的一面。

两者的错误又有很大的不同。

一是建国后党在全国范围执政条件下的失误, 其危害和影响比过去要大得多, 其承受和克服错误的耐力也比过去要大得多。

在战争年代, 党的错误的危害主要在党领导的地区, 特别是中央苏区等根据地之内。

建国后, 党作为执政党, 其错误则会危害整个国家。

二是建国后的许多错误是在批判苏联模式过程中犯的。

过去犯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将苏联经验神圣化。

三是建国后的错误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犯的。

过去为害最烈“左”倾领导人犯错误, 一个重要原因是认为“山沟里产生不了马克思主义”, 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视为“狭隘经验论”。

建国后党犯错误时则不然, 其指导思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 要努力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虽然这种探索也曾走上错误的歧途[1]。

为何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还犯错误? 其主观愿望与实际过程相背离的原因在于:第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并不等于对中国的真实实际有正确认识。

建国后党的失误, 无论在经济生活方面还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 都是因为党的决策严重不符合那时中国的真实实际。

第二, 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来看, 只强调“民族化”是不够的, 还要与时俱进。

在革命战争年代, 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着重讲民族化、地域性, 没有特别提出时代问题,第三, 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理解有“教条化”倾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本来是在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斗争中提出的[2]。

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基本前提, 就是反对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去寻找现成答案, 强调它是行动的指南。

但自国际共运大论战后, 党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解读渐有“教条化”倾向。

这不仅强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论争, 跟论战的对方一起讲了许多空话, 而且影响了国内的政治经济决策。

这诸多方面, 对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非常重要的。

历史的发展犹如环环相扣的链条, 不管每个历史环节所起的作用如何, 但没有这个环节就不可能形成历史之链。

3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1978 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伟大转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奋起,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伟大革命, 国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这是党的历史发展的第三个阶段[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是具体的、历史的、发展的。

党在领导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革命时, 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开始更加强烈地注入“当代化”元素。

作为这场伟大革命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指导思想一直很明确, 一方面反复强调: 搞改革开放, 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 没有丢列宁, 没有丢毛泽东。

另一方面不断指出: 世界形势日新月异, 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

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 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邓小平的鲜明的世界眼光,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将“当代化”元素注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原生态”。

在这场革命中, 党始终注重总结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的和新鲜的、中国的和外国的、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教训, 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这个飞跃还在继续, 目前已获得一个实践成果、两个理论成果[4]。

无论实践成果, 还是理论成果, 都包括“民族化”和“当代化”两个内涵。

所谓一个实践成果, 即探索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这条道路的思想是逐渐明确和丰富起来的。

所谓两大理论成果, 首先是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基本上是与概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同步的，这是对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从不同层面作的概括。

十四大首次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高度评价它是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经过十三大、十四大的理论概括, 1997 年的十五大,正式使用“邓小平理论”称谓, 并对其作了新的阐述。

十五大强调: 作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邓小平理论, 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 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它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 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