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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家庭主题文学作品的一些比较

家庭主题下中外文学作品的一些比较主体学主要探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作家对相同或相似主体,题材,情节,人物典型的不同处理,重点在于研究对象的外延。

家庭是一个古老的文学主题。

从原始的神话传说到当代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一代代文人墨客孜孜不倦地向世人讲述着家庭的故事。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通过家庭这个窗口来展现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这种手法一直为中外作家所青睐。

当然由于社会历史传统的差异,家庭在各自文化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尽相同,中外作家在对相同主题的把握上又会现实出一些不同的特点。

本文主要涉及讨论的几部中外家庭主题的文学作品,西方的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少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托尔斯泰的的《安娜·卡列尼娜》(1877)、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国的《红楼梦》,《家》等,都是中外作家积极运用家庭主题的经典之作。

下面就具体分析下中外作家,运用家庭主题的一些特点。

一,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家庭主题。

(一)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偶合家庭家庭自婚姻始。

婚姻不仅是两性问题,而且涉及家族和集团的繁衍、维系、巩固、发展,是人们为了赓续正常的社会生活而采取的一种社会行为。

因此,社会常立下种种禁忌、规则来作为指导婚姻的范式。

而陀氏笔下的家庭却是偶然凑合的产物,它的成立具有非范式的特性。

其表现如下:A,夫妻两人“根本没有什么爱情”。

男性主子使用权力占有自己的女奴,本是封建社会统治者婚姻的合乎范式的补充,而主子为了一时冲动而把自己同一个本不相爱的女奴拴在一起,以致构成事实上的婚姻家庭,则是偶然的,它既不符合旧的、又有悖于新的婚姻范式。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费多尔的两次婚姻一也都出于偶然,成于蹊跷。

费多尔的第一次婚姻建立在富家小姐阿杰莱达的浪漫奇想之上。

阿杰莱达并不是为了爱情,而仅仅是因为不愿用极安静极寻常的方式嫁人,就与食客兼小丑的费多尔私奔了。

他的第二次婚姻则是索非亚的窘困生活促成,她身为养女,“呆在女恩人的家里,本来就不如投何死了的好”,于是慌不择主地投向了费多尔。

婚姻范式反映出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社会存在的需要。

社会用它来指导择偶,控制婚姻,以维持社会正常的代际传递和社会阶层、社会集团内部的正常整合。

婚姻是家庭的起点,只有依照婚姻范式成立的家庭,才能成为那个社会中正常或“美满”的家庭。

而偶合家庭成立的非范式性就决定了它必然是病态的、残破的。

名.反常态的人际关系。

B,缺少家庭成员之间那种天然的内聚力。

在种种人际关系中,家庭关系是最为紧密的。

家庭成员间不仅存在经济上的合作关系,政治上的利害关系,而且还有天然的血缘联系。

他们朝夕相处,空间距离最近,情感交流最多,相互影响最深:均为其他人际关系不能比拟。

这一切决定了家庭有一种天然的“内聚力”。

尽管这种“内聚力”的表现形式和社会作用各有不同,它既可以是英雄之家的志同道合,前仆后继;也可以是竹篱茅舍的齐心协力,和衷共济;还可以是魔窟鬼穴的杭涤一气,狼狈为奸,但都是行为上的高度一致,本质上的有机统一。

而在偶合家庭中,这种“内聚力”却丧失殆尽了。

而维尔西洛夫和卡拉马佐夫的家庭成员从未协同一致地干过一件事(哪怕是坏事》。

“内聚力”的强弱是衡量家庭人际关系远近亲疏的重要尺度。

“内聚力”的消失,标志着偶合家庭中的人际关系已大悖常情,大逆常理。

C,失功效的家庭职能家庭在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中担负许多重要职能,如经济、教育等。

偶合家庭则不然,其仲种社会职能几乎都失去了应有的功效。

维尔西洛夫挥金如土,一生耗费了40万卢布,妻子索菲亚却只能靠做手工活维持起码的生活。

同样,费多尔积攒的金钱逾10万,也仅供自己享受。

刚走进大学的伊凡,即使是在货金中断、衣食告罄的危急关头,也未从父亲处得到丝毫接济在儿童人格形成和发展过程的一切方面和各个阶段上,家庭都表现出巨大的教育潜力。

而偶合家庭的教育职能却风流云散了。

维尔西洛夫和费多尔对子女的生存都置若周闻,对教育启蒙就更视之漠然了。

加上偶合家庭成员往往分居独处,离多合少,因而连起码的情感交流和思想影响都成了空谷足音。

它使偶合家庭中的孩子大都成了精神上的畸型儿和贫血者。

家庭职能是家庭存在的根据。

只有充分发挥家庭职能,家庭才能满足个人和社会的多种需求;只有全面实现其职能,家庭才会成为个人和社会不可缺少的组织形式。

而偶合家庭主要职能的丧失,意味着它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家庭蜕变成了非家庭。

正是通过展示偶合家庭的一洗了大悖常理的特性,表现偶合家庭的非正常性,从而引导人们探造成这种非正常性的原因,自然而然的将读者的视角引向当时的社会背景。

偶合家庭正是在转型期社会两种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在这失去了规范的世界里,人们一系列偶然选择的结果。

它是19世纪后半期俄国的农业文化与工业文化、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宗法专制文化和资产阶级民主制文化的冲突的必然结果。

它不符合任何一种社会文化的家庭规范,但又是必然中的偶然,是俄国转型期社会一种怪异的家庭范例。

“家已不家”,这里不曾有长幼欢聚,也无倚窗企望,人们四分五裂,被抛向漠漠的世界。

于是,从家庭的虚化中衍生出更广阔的实在—俄国转型期社会—一个放大的偶合家庭。

因此,从本体来着,偶合家庭是其成员生活的微观环境,从象征来看,它又是作家笔下各种人物所处的宏观的社会文化大背景,正是在这种象征意义上,陀氏曾经自喻是“偶合之家的主人公”(二)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如果说托斯陀耶夫斯基是通过偶合家庭这种非常规的家庭模式,来表现当时俄国社会的非正常状态,那么玩偶之家则是从挪威社会当时正常一个小家庭出发,通过一个突发事件,来表现这种“正常”掩盖下的不正常,即资本主义道德,法律下,社会对女性独立地位合理的漠视和压迫。

主要写主人公娜拉从爱护丈夫、信赖丈夫到与丈夫决裂,最后离家出走,摆脱玩偶地位的自我觉醒过程。

通过娜拉形象的塑造,戳穿了资产阶级在道德、法律、宗教、教育以及家庭关系多方面的假面具,揭露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和荒谬。

《玩偶之家》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婚姻关系、对于资产阶级的男权中心思想所作的一篇义正辞严的控诉书。

娜拉人物形象娜拉是个具有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想的叛逆女性。

她表面上是一个未经世故开凿的青年妇女,一贯被人唤作“小鸟儿”、“小松鼠儿”,实际上上她性格善良而坚强,为了丈夫和家庭不惜忍辱负重,甚至准备牺牲自己的名誉。

娜拉因挽救丈夫的生命,曾经瞒着他向人借了一笔债;同时想给垂危的父亲省却烦恼,又冒名签了一个字。

就是由于这件合情合理的行为,资产阶级的“不讲理的法律”却逼得她走投无路。

更令她痛心的是,真相大白之后,最需要丈夫和她同舟共济、承担危局的时刻,她却发现自己为之作出牺牲的丈夫竟是一个虚伪而卑劣的市侩。

她终于觉醒过来,认识到自己婚前不过是父亲的玩偶,婚后不过是丈夫的玩偶,从来就没有独立的人格。

由丈夫海尔茂前后判若两人的丑恶表现中,她看到了丈夫行为所依托的社会公理同人的本性的矛盾冲突,从而对她几十年虔诚信奉的传统观念、传统价值发生了怀疑,在与丈夫的论争中,提出了家庭、婚姻、教育、法律、宗教等问题。

她的赖以平静生存的社会信念根本动摇了。

终于觉悟到自己在家庭中的玩偶地位,并向丈夫严正地宣称:“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

”以此作为对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传统观念的反叛。

她决定离开丈夫,到社会中去弄清楚:“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

”《玩偶之家》曾被比做“妇女解放运动的宣言书”。

但它的人物,最重要的只是两个;它的题材范围十分狭窄,只是家长里短,凡俗琐事,并在家庭这四堵墙内展开;它的时间不长,从幕布拉起到帷慢落下,前后只有三天。

从上面的叙述也可以看出,作者对社会主题的揭示是通过玩偶之家的矛盾,更确切的说是那拉的情感变化为线索的,着眼点很小,立意却是很高。

那拉本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家庭妇女,如果没有这件突发事件她会跟周围所有的女性一样默默的过完平常的一生,而从来不可能去思考什么社会对女性的压迫,自己的没有独立人格,和资本主义的法律不合清理压抑人性,是现实逼着她去思考,是她幡然醒悟,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并作出自己的选择。

就这样,一个夫妇反目、家庭解体的普通剧目变成了一篇对社会的起诉书,讨伐男权中心社会的檄文和激励妇女争取自由解放的妇女精神独立宣言。

(三)列夫·托尔斯泰和《安娜·卡列尼娜》如果说,在托斯陀耶夫斯基和易卜生笔下,家庭主题是现实主义艺术大师表现现实社会,展现社会的荒谬失序和讨伐社会罪恶的阵地,那么在托尔斯泰笔下则展示出某种暧昧不明和矛盾。

《安娜·卡列尼娜》创作于19世纪70年代,此时俄罗斯封建地主贵族农奴制度社会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大变动时代。

资本主义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经过上升时期向着更高阶段发展。

古老的封建地主俄国受到西欧资本主义浪潮的猛烈冲击,改革农奴制已成为俄国社会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托尔斯泰明明确确的感受到现实社会的各种矛盾,教堂,法律,军国主义,合法婚姻的虚伪,在这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尤其吸引托尔斯泰注意的是家庭的变化和妇女的命运。

家庭悲剧层出不穷,一幕幕展现在他的眼前……同前面两人一样,在他也是有好多要揭露和讨伐的;但另一方面,他的梦欲主义,不用暴力抵制邪恶的“勿抵抗恶”思想,使他对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失去了信念,陷人深沉的悲观主义。

他一方面憎恶并批判旧制度,成为一个清醒的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者;另一方面他对于历史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却茫然无知,成为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即是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

表现在作品《安娜·卡列尼娜》里,即追求个性解放与道德理想的矛盾和左右摇摆无所适从。

安娜是柳里克皇室的后裔,外表美丽、内心纯贞,充满渴望爱情的青春活力。

执着追求幸福、光明和自由的个性注定了她与现实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并必然导致她最终的悲剧命运,丈丈夫卡列宁却是个年老的,卑劣的,用难听鼻音讲话的官僚,同他结婚后,她的生气就被压抑了,虽然如此,安娜对生活还是充满热爱,对爱情依旧怀着模糊憧憬。

与时,俄国旧的封建伦理道德正受到西方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的挑战,像安娜这样一个感情丰富而又很有个性的女子就自然无法不受影响,一旦遇到伏伦斯基这样一个风度翩翩的贵族青年,堕人情网,几乎是必然的。

安娜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丰富情感要求的追求自我解放的俄罗斯女性,她极力想挣脱精神牢笼,打断彼得堡地主官僚制度的道德锁链,她为了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不得不对丈夫变心,背叛旧制度制造的婚姻悲剧,她需要爱,她到底有什么罪过?但她最后却受到了惩罚,不仅感到内疚,还卧轨自毁于火车轮下,为自由幸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造成安娜悲剧的原因何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表明了作者的立场和价值取向,托尔斯泰思想上的矛盾和彷徨在这个问题上被充分表现了出来。

另一方面,这种矛盾又融入到安娜这个人物的塑造上,追求个性解放的同时背负巨大的道德愧疚感,这也使得安娜这个人物形象成为世界文学史上最丰满的人物形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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