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政治文化比较近三年来,中日两国政治关系因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缺乏正确认识,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停滞。
不少学者从历史文化方面对此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两国传统文化及价值观的不同,影响了两国对历史问题的认识。
中国虽然把日本文化作为不同的文化来对待,对日本文化特征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由于研究意识、方法、资料等受到限制,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还比较落后,而从政治文化角度进行的分析相对来说更是较落后。
政治文化特指政治活动中的主观性领域,是包括政治思想意识、政治价值和政治心理三个核心要素的有机整体。
本文拟对中日两国的政治文化进行一番分析,指出中日政治文化互动,将有利于两国人民加深相互认识,促进相互理解。
一、中日两国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变迁任何政治文化的发展,都有其历史继承性,每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本国传统文化的痕迹。
解释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中日两国为何会有不同的政治文化,需要沿着历史的轨迹,回顾中日政治文化形成、延续、变迁的三个重要历史阶段。
由于经济、政治结构是政治文化赖以存在的基础,因而本文以中日两国社会发生根本转变的历史时期,作为划分两国政治文化形成、延续、变迁的依据。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
道家、儒家、法家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不同的政治思想主张。
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主张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
道家、儒家、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着很大的互补性。
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糅合各家学派的观点,提出以儒家思想为主,法家严刑峻法为辅,兼容道家合理思想的“大一统”的新儒家思想体系,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
与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德治政治文化相适应,和为贵、中庸之道、和而不同的政治思想,大一统、大同社会的政治理想,厚德载物、兼容天下的政治价值取向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主要内容。
19世纪下半叶,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剧,封建君主政治面临崩溃瓦解。
西方的思想、文化随着西方的资本、炮舰进入中国,促进了人们政治观念的更新。
“西学东渐”使中国近代民主意识有所觉醒,但还没有超出传统儒学思想的框架,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才真正标志着近代民主思想开始在中国传播。
“五四”新文化运动动摇了专制制度的思想根基,为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有了新发展,由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发展成为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新文化运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渗透,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发生了根本变迁。
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民族主义等构成了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
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现代先进科学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核心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符合时代和历史要求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政治文化日趋理性。
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集中表现如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维护社会主义事业并与国际主义相联系等等,主导着未来中国政治文化的前进方向。
日本的文化是在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作为文化一部分的政治文化必然也烙上了其它国家政治文化的印记。
明治维新前的日本是一个闭关落后的封建国家,中国文化是其吸收的主要对象。
在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儒家思想在日本占有重要的位置。
公元六世纪,儒学开始传入日本。
圣德太子时代,儒学已渗透到日本的政治、生活中。
后醍鹕天皇时随禅宗传入,宋代新儒学朱子学也输入日本。
到了江户时代,因为稳固刚刚建立的日本封建等级秩序的需要,儒学与日本的神道思想相互融合,形成了“神儒一体”的儒教,对日本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神儒一体”强调君权至高无上,臣应当无条件地服从,提倡绝对的忠君报国思想。
忠君思想和武士道精神深深地扎根在日本的传统政治文化中。
19世纪中期,由于幕府的腐败统治,地主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倒幕力量通过军事手段摧毁幕府统治建立新政府,为日本历史发展的转折点—“明治维新”提供了前提条件。
明治维新是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日本政治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
日本政府提倡文明开化,吸收外国的新思想、新文化,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在日本传播、普及。
日本通过对西方启蒙思想的融合改造,“天赋人权”变为天皇驾驭人民的工具。
如明治维新时期文化文明价值观的奠基者福泽喻吉就极力贬抑中国文化,反对以道德治国,认为天皇政府即体现了天赋人权,崇尚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
绝对主义的天皇专制,封建皇国观的核心理念,“武士道”的军国主义教育,使日本的政治文化最终发展成为推崇对外侵略扩张的政治文化。
二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被美军占领,其政治文化相应地也发生了变迁。
美国占领当局对日本进行了“民主改革”,为日本制订了“和平宪法”。
日本由具有军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君主立宪制改为议会内阁制。
但美占领当局对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清理并不彻底,在日本的政治结构中保留了天皇制,天皇仍是战后日本政治文化的基础。
战后日本虽然实行多党制,但自民党长期一党执政,日本传统的派阀政治和幕后政治也依旧是战后日本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
20世纪80年代,日本随着经济的发展,确立了做政治大国的目标,但以日美同盟为基础的外交战略,使得日本始终难以取得外交上的独立性。
进入90年代,经济、政治都陷入困境的日本出现了新民族主义思潮。
新民族主义思潮否认日本的侵略历史,并希望建立不依附于美国的独立外交。
90年代中后期,在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上占重要地位的右翼思想也重新出现,提出了日本主义、修改和平宪法、“日本民族优秀论”等论调。
至此,右翼思想、新民族主义思潮成为当代日本政治文化中的重要内容。
二、当代中日两国政治文化的差异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最显著的一个特征是国际主义思想。
国际主义体现在外交上,是把外交政策放在对国际事务理解的基础上。
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中国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包含了深刻的国际主义思想,是国际主义精神与和平理想的完美统一。
和平外交意味着中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将首先考虑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体现了中国希望通过国际合作,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主义主张。
日本主义作为日本政治文化中的重要特征,与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国际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
日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实质是强调大和民族的优越性,主张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认为“日本是世界之神国的最优秀国家和民族。
”与日本主义的政治文化相适应的是日本排外的政治传统。
日本人将世界划为日本和世界其他地区,内外分界线十分清楚。
对内,日本人可以相互协调以取得各方平衡,对外,则以日本为中心,为日本的“国家利益”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包括武力侵略他国。
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国家、民族、集体至上观念始终占主流。
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的政治价值取向,本质上是对中国传统集体主义的继承和超越。
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为核心,以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为最高价值评判标准,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
集体主义原则作为当代中国的政治行为准则,同植根于私有制、为个人或少数人谋利益的日本式集团主义有着本质区别,是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有机融合。
集团主义作为日本政治文化最重要的特征,是大和民族精神的核心。
日本人历来习惯以集团的原则行事,具有强烈的集团归属意识。
日本集团主义重视协调,强调个人在处理与集体之间的关系时,个人以集团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
但相互协调只是集团内的协调,对集团外并不存在协调关系,所以实质是以集团形式表现的利己主义。
日本式集团主义表现在各个领域,家族国家观是其中之一。
明治维新后的天皇制家族国家观,强化了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拜,及至二战后天皇制的保留,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因而成为日本国民的精神支柱,也成为所有日本人最终生存意义的根据。
在战争责任问题上,集团主义的又一表现是无人负责任。
由于集团主义强调集团高于个人,个人的行为以集团内的道德标准为依据,个人的能力被无限放大,个人的责任被无限缩小,导致日本“一亿人总忏悔”以推卸责任的错误战争责任观能够出现。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礼、中庸,主张厚德载物、兼容天下,由此铸就出中华民族兼容并包的民族价值观。
以这种兼容并包的民族价值观为指导思想的民族主义,因而是世界上最不具有狭隘性的民族主义,既主张保护国家利益不受外族侵凌,也强调与世界上其他民族和睦相处。
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进一步将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合为一体,成为激发中华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凝聚中华民族力量的纽带。
这种民族主义不具有侵略性和扩张性,是追求国家独立、自由、发展,与其他它民族平等的民族主义。
相比之下,当代日本以日本主义为核心的新民族主义则是狭隘的过度的民族主义。
新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排外主义、种族优劣论等联系在一起,认为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其他民族都应拜倒在日本大和民族脚下。
日本文化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应把日本文化推向全世界,使日本精神适用于全世界,使天皇方式适用于一切国家。
新民族主义认为日本应成为主导全球事务的政治大国,日本应确立对世界的霸权,一句话,日本的新民族主义具有明显的民族优越感,鄙视其他的民族,不愿与其他民族平等和睦相处。
热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早在春秋时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就积极倡导和谐思想,天下一家,和为贵的思想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追求的美好境界。
在“和为贵”的理念和价值观的影响下,中国人民形成了崇尚和平、反对暴力和战争的历史传统。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进一步继承了传统政治文化中重“和谐”的价值理念,在国际关系处理中,倡导不同国家和民族和平共处,反对动辄使用武力,主张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冲突,建立国家间的相互信任关系。
日本的传统思想中也强调“和”的精神,日本人自称为“大和”民族,就是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和为贵”思想。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和”,反映在政治价值观上是一种“中庸之道”,强调各民族和谐共存、维系现状;而日本政治文化中的“和”中纳入了竞争,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西方达尔文主义规则。
在内政上,日本是求“和”的,为各方的利益平衡,派阀间可以相互协调。
而在处理与他国的关系上,“和”被排除在外交政策取向之外,崇尚的是以武力为手段的尚武精神,尚武精神不但在战败前的日本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当今日本欲迈向军事大国的企图上同样是表露无遗。
三、结语作为亚洲的两个大国,中日既有着发展两国关系的强烈愿望,也有发展两国关系的确实需要。
不但经济上两国益,存在东亚地区的环境、能源、水资源等需中日共同解决相互依存不断加深,而且有共同的发展、地缘、安全战略利的问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