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紀日本武士倫理的爭議：以赤穗事件為探討核心1張崑將〔摘要〕日本武士道有其深厚的文化傳統，它不僅是形塑日本近世的重要文化，更是近代國家宗教倫理的象徵，更擴及到日本所殖民的東亞區域，傾慕者有之，批判者亦有之。

武士道特別講求為主盡忠效死，帶有非理性的宗教色彩，故難免有諸多倫理上的爭議。

本文擬從德川學者對發生在1703年的赤穗武士為主君復仇事件所引起的「義」與「不義」之爭論，窺探武士道在日本的多元面貌。

當時討論這事件有儒者如古文辭學派的荻生徂徠、太宰春台，朱子學者的室鳩巢、林鳳岡、佐藤直方，以及兵學者的松宮觀山、伊勢貞丈等，幾乎各有立場，提出各自對武士道的「義理」看法，本文擬扣緊他們所涉及到如儒家「士道」與日本「武士道」的倫理性爭議課題，除微觀分析此一復仇事件所呈現的武士道之多元面貌，更擬宏觀從一中日比較視野審視此一事件的特殊性，從而檢討有些著作對「武士道」的誤解。

一、前言：日本歷史上有三大復仇事件，即鎌倉初期的曾我兄弟為父復仇(1193)、江戶初期的鍵屋之十字巷口（かぎやのつじのけっとう）為亡君之志及兄弟復仇（1634）與赤穗(Akō)四十七武士為亡君復仇等三事件(1703)，其中以赤穗事件最大規模也最具爭議。

本文擬從發生在1703年的赤穗事件，探討十八世紀諸多學者有關武士倫理的爭議，實涉及到中日儒家不同的見解及日本本土的武士倫理之衝突，由此一窺日本武士倫理存在的多元與分歧之現象。

1本文以英文稿“Controversies over the Samurai Ethics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Japan: Centered upon the Akō Event”發表於Rutgers大學與台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主辦「東亞儒學：互動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ast Asian Confucianisms: Interactions and Innovations），2009年5月1-2日。

德川開國一百年後，在1703年發生了史稱的赤穗事件，日本人後來也以「忠臣藏」(chūshin kura)之名傳世之。

這個事件發生的原因是在1702年幕府為迎接天皇使者，赤穗藩主淺野長矩(Asano Naganori)與負責幕府典禮儀式的權勢者吉良義央(Kira Yoshinaka)，奉將軍命為分館領事（接待天皇使者的職務），但淺野不知迎接之禮節，問吉良而遭其所辱，致發生「白書院血污事件」，亦即赤穗侯淺野以刀擊吉良的官帽，結果中額血流，又再擊之，中背脊，終被旁人強制拉開，未能取吉良性命，這個血污事件發生日期在1702年3月13日。

白書院是幕府將軍接待重要使者的地方，如今發生血腥事件，罪名甚為嚴重，事件後幕府命令：其一是對赤穗藩主淺野之處置：「命令你們今天擔任接待天皇的禮儀使者，身為人臣的人，本最應深深戒慎小心，以避免紛爭。

但是長矩任意發狠械鬥，濺血跡在神聖的台階上，用他私自的怨恨而無視國家公法，賜死。

」2所以隔天也就是3月14日幕府便令淺野切腹自殺。

其二對於被追殺者吉良義央的處置是：「無罪，且使他療傷，等痊癒後，又視事如故。

」並沒收赤穗藩主在中央的官邸，驅逐將卒200多人，赤穗侯之弟亦坐罪幽囚，藩國也應被除名，隨後派遣兩諸侯前往接收赤穗城。

這就是開啟赤穗武士為主君復仇的序幕，由於武士在家老(headchamberlain)大石良雄(Ōishi Yoshio，1659-1703)的率領下，忍辱偷生了一年多，才在1703年12月14日由堅定意志的忠君武士47人完成復仇義舉，砍下吉良義英的首級，祭拜於先君之墓。

事後朝廷命令義士自盡：「已故的赤穗藩主淺野長矩，正當迎接天皇使者的日子，拿短刀刺殺義央於廷上，他所犯的罪，依國法無可饒恕。

事後義央被判無罪，擔任職務如故。

必須知道，生殺本應出自朝廷的旨意，但長矩的家臣卻稱這個事件是他主人的仇恨，聚眾結黨，擅自殺害朝廷大臣，大逆不道，命令他們自殺。

」3這是朝廷從「國法」的層面上稱赤穗武士為「大逆無道」，不過幕府卻在翌年2月令46人以武士之禮切腹，4既是「大逆無道」又禮遇其以「武士之禮」自盡，似有意折衷「大逆無道」與「義士」的評價落差，但也不免暴露出幕藩體制與武家社會的「制度性矛盾」。

5結果，赤穗武士們留下遺言，死後皆葬泉岳寺(Sengaku-ji)主君墓側。

這個事件日後透過歌舞伎(kabuki)、狂言(k yōgen)等民間戲劇演出，題為「忠臣藏」（Chūshingura），成為德川時2參室鳩巢：《義人錄》，收入《近世武家教育思想》（東京：日本國書刊行會，2001年新裝版），頁645。

3參室鳩巢：《義人錄》，頁669。

4其中一人寺坂信行(1665-1747)，因奉良雄命，出使往告先君之弟，歸後義士已服刑，幕府不咎。

5赤穗事件正反映幕藩體制與武家社會的「制度性的矛盾」之分析，參甘懷真：〈日本近世的「公法」與「君臣之義」—以赤穗事件為例〉，收入高明士主編：《東亞傳統家禮、教育與國法（二）》（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5），頁380-385。

代家喻戶曉的忠臣典範；不僅如此，明治維新後1900年明治天皇特敕令興建大石神社(Ōishi jinja Shrine)以奉祀四十七義士，歷年來為政治首腦必親往祭拜之處。

現代日本時代劇對於忠臣藏也不僅一拍再拍，並透過教科書與研究者的鼓吹，不知不覺中忠義復仇的武士道典型，已深烙在日本人思維中，而形成日本人的集體歷史記憶了。

61.對於這個事件的處置與評價，徂徠學者(Sorai learning school)是大部分朱子學者（佐藤直是例外）、兵法學者的意見是對立的。

從《近世武家教育思想》第一卷所編的「赤穗義人錄」(Akō Gizin Roku)中，就有八卷之多，扣掉後三卷並非評論資料以外，前五卷參與評論者而發表文章的儒者就超過三十人，涉及的學派除有徂徠學者的荻生徂徠（1666-1728)、弟子太宰春臺以外，還包括官方朱子學的林鳳岡（1644-1732）、室鳩巢 (1658-1734)、三宅觀瀾（1674-1718）、懷德堂朱子學者五井蘭州（1697-1762）、中井履軒（1732-1817）、山崎闇齋朱子學派的佐藤直方（1650-1719）、淺見迥齋（1652-1711）、古義學派(Acient Learning School)的伊藤東涯（1670-1736）、折衷學派的山本北山（1752-1812）、兵法學者(tactician)的松宮觀山（1688-1780）、武士禮法學者(scholar of Samurai’s rite)伊勢貞丈（1717-1784）等等。

換言之，當時十八世紀的重要儒者或學者，幾乎都高度關注赤穗事件。

在諸家的討論中，對於赤穗武士復仇的行為到底是「義」(righteousness)或「不義」(un righteousness)的立場與爭議，贊成是義者的學者相對較多。

主張不義者，如荻生徂徠是站在「國法」與武士「職分」的一貫立場，甚至武士職分也不可凌駕「國法」之上。

但從主張「義」者看來，朱子學們則有不同立場，如幕府儒官朱子學者室鳩巢與林鳳岡主張是「義」，闇齋朱子學者佐藤直方則謂之「逆道」，與佐藤直方同門的淺見迥齋則判為「義」，可見這不是學派與學派之爭；此外，兩造的身份或為幕府儒官，或為藩臣儒官，並都以武士的身份發言，因此這也不是上位者與下位者立場不同的階級之爭。

赤穗事件既不是學派與學派之爭，也不是階級與階級之爭，則只能是義理與義理之爭，而這個義理之爭實牽涉到學者對儒家倫理的解讀及儒家對日本武士倫理之影響及衝突的課題。

由於太宰春臺的〈赤穗四十六士論〉及佐藤直方的「非義」論，引起相當大的爭議，茲以其觀點作為本文討論的課題。

赤穗事件發生時，徂徠學者春臺二十餘歲，面對當時許多學者稱許赤穗武士為義舉，即對此事頗有疑惑。

本文的問題6關於赤穗事件的來龍去脈，筆者認為朱子學者室鳩巢（1658-1734）的《義人錄》最為膾炙人口與詳盡，可相參照。

不過，由於作者室鳩巢身份是幕府儒臣，甘懷真的研究指出當時評論赤穗事件多為儒士，而儒士是掌握著知識解釋權，故其敘述不免經過「儒家化」的轉變過程，特別室鳩巢該文是以漢文寫成，亦將復仇武士的言語經由「國語」轉變為「華語」。

參甘懷真前引文〈日本近世的「公法」與「君臣之義」—以赤穗事件為例〉，頁377-399。

意識，來自於反對復仇武士是義士的太宰春臺所說：7初，山鹿子以談兵法事赤穗侯，良雄從之學，及謀殺吉良子，悉用其法，是以計無遺策，能濟其事。

然不知所怨，於大義有闕，山鹿氏之教乃爾。

太宰上述之論，透露出以下三個值得討論的課題：1.赤穗事件的領導者大石良雄之武道屬山鹿兵法系統。

2.山鹿兵法重在可以成事的「義」，也就是算計上的「義」，故非屬「大義」。

3.復仇武士因用山鹿兵法，故於「大義有闕」，所謂的「大義」指的是什麼？前兩項涉及到山鹿兵法的武士倫理之問題，在本文第二節分析之；第三項則涉及與儒家春秋大義的討論，於第三節探討之。

二、赤穗事件引發的武士倫理爭議針對第一項課題，即春臺認為大石良雄等用的兵法係屬於山鹿兵法學派，因此我們必須檢視山鹿兵法與赤穗藩的關聯。

山鹿素行（1622-1685）是德川時代的反朱子學先鋒，一般其儒學立場被歸為古學派，其思想出於宋儒進而疑之反之，終歸神道學。

從其年譜看來，素行在三十歲以前，由儒學的《四書》、《五經》s啟蒙，少年期始學兵學，到青年期可以說兼學儒、釋、神、兵、老莊等五種學問。

三十一歲以後撰著大量有關解釋兵書的作品，兵法思想漸凌駕儒學思想，已有疑朱子學的痕跡，一直到四十一歲正式疑宋學)而倡古學，但因遭當權信奉朱子學者的猜忌，終因刊行《聖教要錄》懷疑朱子學的思想，遭流放近十年，以後日漸傾向神道學，日本主體意識日漸強烈，著有《武教小學》與《武教本論》、《中朝事實》等著作，被當成是日本武士道倫理的建立者之一。

山鹿素行與赤穗藩主在未流放之前即有深度的交往，在1652年到1660年素行曾擔任過淺野長矩的祖父長直兵學師範約八年。

直到素行被幕府流放到赤穗是在1666年至1675年的九年間，年輕的藩主長矩亦入其門，大石良雄當時才八歲。

雖然歷史上並無直接明載大石良雄等四十七武士學於素行之事，但素行因藩主的禮遇，可想見其武風必受其相當影響。

山鹿素行的兵法，是否影響赤穗武士復仇，在日本學者之間亦有爭論。

8不過，素行是否確實影響過大石良雄一行人的武道7太宰春臺：〈赤穗四十六子論〉，《近世武家思想》，頁411。

8主張赤穗武士的復仇，與山鹿素行無關者，如堀勇雄(1909-1988)的《山鹿素行》（東京：吉川弘文館，1990）一書中的第六章第四節〈四十七士との關係〉，頁268-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