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起义的背景分析太平天国起义发起于广西客家山区, 最后在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区, 特别是苏南和浙江建立起较稳定的统治。

由于太平天国的策源地与其农村政治主张的主要实践场地理空间相距数千里,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迥异, 因此史学界习惯于对这两个地理单元作单独研究。

然而无论是经济落后的广西, 还是富庶的江南地区,其社会状况在太平天国起义前均表现出同样的特点, 即由于人口与土地的矛盾而导致的土地问题和由于地方行政腐败而导致的社会不公问题突出。

因此将这两个地理单元合在一起研究, 作为太平天国起义的背景分析。

( 一) 太平天国起义前广西农村社会状况。

太平天国兴起于广西, 其行为方式与制度受广西社会, 特别是客家社会浸染颇深。

广西是清代中国的落后地区之一,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文化沉淀, 都无法与富庶的江南地区相比。

清朝庭每年在广西征收的地丁银仅为69 万两, 而在经济发达的江苏和浙江则分别为3 5 8 万两和2 8 0 万两, 而且江、浙还要负担漕粮。

广西的人口虽然从顺治十八年(1661年)的113.6万逐渐增长到道光20 年( 1840 年)的763. 3 万,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时的咸丰元年( 1851 年) 更增长到782. 3 万, 但是这一时期耕地面积却仅从1661 年的53939 顷增加到89620 顷。

广西境内山岭横亘, 与外界交通不便, 土地贫瘠, 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以浔州为例, 浔州府志!记载: 道光十三年癸巳, 桂平蝗。

十四年甲午夏, 浔州蝗, 复大水。

七月初七日, 桂平大宣里鹏化、紫荆、五指三山水同发, 平地深三尺, 岁大歉。

十五年乙未, 平南蝗食草木百谷殆尽。

十六年丙申, 平南再蝗。

十七年丁酉春三月朔, 浔州雹, 大如斗。

二十年庚子六月, 浔州大旱。

道光二十八年八月至十二月, 大旱。

恶劣的农业生态使广大农民的生存状况岌岌可危, 使他们近乎陷入绝望, 而腐败的地方吏治更加重了他们的苦难。

嘉庆道光以来, 全国范围内由于税收弊端引发的社会矛盾在经济落后的广西也很尖锐。

民国陆川县志载:夫广西之民, 身之有丁也, 既税以钱, 又算以米, 是一身而输二税。

殆前世弊法, 今既未能除, 而又益以役钱, 甚可悯也清初沿前代旧制, 地丁分二项征税。

查陆川职田、民田及民塘, 既征亩税科粮米, 又编征四差银, 是敷之田米也, 而人丁复有税, 是一身而输二税也。

税制混乱之外, 因胥役包揽田赋征收而导致的弊端, 尤其积重难返:县征收田赋名目繁多。

每届上下忙,悉由各卯铺包揽征收, 小民输纳时, 恣其鱼肉, 吆喝恐吓,无所不用其极,大为地方之害。

在这些胥吏把持下, 小户自然要比大户承受更重的盘剥。

民国隆安县志载:嘉庆庚辰,钟皆山邑候苈任伊始, 有不肖之户科除干办银一千两外, 更增加月规一款, 月加银一百五十两, 一年该银一千八百两于是暗设金字号,征银一两以上谓之大户, 九钱以下者谓之小户。

征银九钱纳更多于一两, 征银八钱者纳更多于九钱。

类而推之, 愈小而愈加, 甚至于分厘之莫可纪极者。

行之数十年间, 几为常例。

广西的土地集中情况因为此种苛刻税收而呈日益加剧之势。

如平南的土地, 在乾隆、嘉庆后便日益集中, 鸦片战争后情况更加恶化, 总计地主占有全部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而桂平县的甘皇岭村,全村耕地面积四百多亩,本村人占地一百六十亩,约三百亩田地为外村地主占有, 全村大多数人没有土地, 只好租种别人的田。

太平天国起义发生地金田村在起义的前夕, 全村水田约七百五十亩, 全村人口约三百二十人, 韦氏家族和谢氏家族占有一百十亩, 另有八户各占有土地四至十亩不等。

而其余的人共有土地六亩, 其中绝大部分无土地。

全村人口共占金田村范围内土地共二百八十多亩, 还有四百四十多亩为外村大地主占有。

土地集中问题还表现在土地肥瘠不均上。

如桂平县土地,有山居、陆居两种。

山居去江远,而无水患。

山下出泉, 雨则山上流水尽会田中, 祁祁半天, 胜于平原两日之霖, 加以闸堰涧溪之挹溉而无旱患。

枯草腐木堆积在上, 随雨坠田, 故土深泥腴而无瘠患。

因是, 本微利巨, 劳少功多, 勤者为两造。

怠者一造已足, 但是其田多为富室所有。

而陆居土地则由于黔、郁两江面狭岸高, 春夏水涨骤溢, 受季节水文影响过大, 水旱灾害频繁,故三年之耕, 恒不足供两年之食, 甚或一年之耕, 不能酬一年之种。

土地的集中必然伴随着残酷的地租剥削。

这种状况在乾隆嘉庆时期广东客民大量涌入广西后变得日益突出。

桂平山间佃众田稀, 供不及求, 谋耕急切, 则租约必重。

岁万供所获之半于田主,自非岁时大变,则成分不能稍减，又山中距江既远,故佃租必每石加十斤或二十斤, 以作田主运销之费, 租或短供, 则易佃之声立至。

处舟舶不通之地, 力稀而外谋生之路少。

上者远出地方, 居肆作匠, 次则执鞭巨宅, 领略余, 下则奔伺公门, 厕身皂隶。

道光年间, 桂平大宣里的田租,大多是百种千租, 随后就增加到百种二千租。

贵县庆丰村的地租,最初是四成五成, 后来收到六成七成, 该村地主邓石梅的田租占收获物的百分之八十;湛江村则∀每年田租要交收获稻谷的一半以上。

平南的地租,一般占佃户收获物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

武宣东乡的地租,一般占收得净谷的六成。

可见,地租占收获物一半以上的现象,在广西非常普遍。

另有三类社会因素为当时广西所特有, 它们加剧了广西社会状况的恶化。

其一, 落后的文化直接影响了广西地方官与绅士的政治敏感度和应变能力。

广西文化在全国的落后地位是与广西落后的经济社会水平相一致的。

从顺治到道光年间, 各省入翰林院的士子数, 经济发达的江苏和浙江各为69 0 和580 人, 而广西仅为91 人。

广西本省士子出官入仕的机会远不及文化发达的省份, 这一现象势必影响到广西绅士阶层的行政能力。

更致命的是, 面对山雨欲来的危机局势, 广西士大夫却沉湎于对桐城派古文家的追逐模仿之中。

正如龙盛运先生所分析的那样: 这种情况一方面使他们不敢也不可能对失职大吏进行斗争, 另一方面, 广西地主阶级也不可能自行采取有力措施来镇压农民起义。

其二, 土客矛盾这一具有广西地方特色的社会问题对太平天国起义形势的形成至关重要。

关于这个问题, 史学界多有论述。

如梁碧兰在太平天国时期的土客团练! 一文中, 就注意到广西社会无论土客都厉行军事化, 以求在斗争中取得优势的事实。

她同时注意到: 一方面日益强大的土客地主团练为了镇压民众反抗, 有逐渐结成反动联盟之势; 另一方面以客家贫苦山民为主体的拜上帝会众, 被迫日益政治化与军事化, 宗教团体因而逐渐转化为具有明确政治目标的军事团体。

笔者认为,太平天国兴起于广西客家社会,拜上帝信仰的输入促进了广西客家山区的军事化进程, 并最终发展为太平天国起义。

正是在这种严峻而复杂的社会背景下, 太平天国起义最终在广西爆发了。

其三, 广西经济社会的落后, 不仅表现在农业生产能力上, 还表现在商品经济水平上。

广西商业落后, 在全国贸易体系中, 广西甚至沦为邻省广东的附庸。

广东商人向广西贩送绸缎、布匹等手工业品和奢侈消费品, 而从广西贩出大米等初级农产品。

在这种交易中, 无论是经营规模还是经营水平, 广西本省商人都无法和广东等外省商人比肩。

被广东等外省商人主导的商业活动中心主要分布在江河附近。

如桂平县江口圩, 做生意的多是广东人从广东来的有蓝布、鸦片烟;贵县的戎圩在当时广西圩镇中商业算是第一位,在乾隆、嘉庆年间, 生意比梧州热闹, 梧州的货物要到戎圩采买, 故有交易戎圩占上游, 各江之物尽通流, 任教百货能消聚, 买卖公平帐易收#之称。

这些掌握广西商业命脉的广东商人, 还十分善于做高利贷生意。

广东人会做生意, 在荒年或青黄不接时, 他们借钱给农民, 到收割时便按时价还谷米。

农民向他们借谷米,借一石还一石五斗,到秋收时还,则要一石七斗。

这样在每年收割时,商人向农民收买谷米,价钱由他们决定, 定得很便宜, 到青黄不接时, 他们又高价卖出,剥削穷人。

广东商人经营的典当业,利息也十分苛刻。

象州城内有不少当铺, 都是广东人开的, 大押为期三年, 年息三分, 小押为期一年, 利息是九出十三归。

广西在全国贸易体系中的不利地位, 以及本省商业为外省尤其是广东商人把持的事实, 更进一步妨碍了广西人对新经济因素、新文化信息的接受。

广西在太平天国起义前的社会状况, 总体而言十分恶劣。

这一切无疑深刻影响到太平天国起义者未来的农村建设。

首先, 广西落后的社会经济、尖锐的人地矛盾, 特别是激烈的土客矛盾, 使土地成为了广大农民最基本、最神圣的诉求。

这主要表现在太平天国的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 中。

其次, 广西闭塞的交通、落后的文化和低下的商品经济水平, 限制了广西民众甚至是知识分子以及太平天国领导人的眼界。

最后, 广西官府对待社会矛盾的消极态度、地方绅士缺乏地方行政积极性而表现出的应付社会突发事件的低下能力、土客械斗向地方军事化的转变与强化, 这一切都便利了拜上帝教与客家武装团体的有效融合, 同时也使客家族群的族群心态与拜上帝教的一元化世界观相结合。

这使后来的太平天国起义者容易陷于自我孤立与隔绝、过于恪守本团体的价值观, 拒绝与其他族群的亲近与交流。

以上这一切都深刻地影响了太平天国起义者的政治行为。

( 二) 太平天国起义前江南农村社会状况。

太平天国起义发起于广西客家山区, 但起义者最终却走出广西, 在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区建立起较稳定的统治, 并开始影响当地社会。

在初期太平天国起义者主要活动于安徽、江西, 后期则主要活动于江苏和浙江。

江南地区是中国主要的农业地区,是中国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地, 担负着北方漕粮的供应。

但在太平天国起义者征服江南前, 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已面临巨大危机, 增长空间已经十分狭窄。

以常熟县为例, 受水旱自然灾害和自然增长瓶颈的影响, 主要农作物的市场价呈不断上升趋势, 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价格也一路上扬。

米价嘉庆初已渐增, 十三年春,升米三十五六,夏秋至六十。

次年升米尚四十八。

十九年大旱, 升米至五十四, 其间常价亦必四十, 道光三年大水, 升米不过钱四十二, 是官长调度得宜也。

后二十年来升米以钱三十二三为常, 惟十四年因岁频歉, 升米至五十二。

近五年来,升米仅二十二三, 为罕也。

棉花价自乾隆年间开始增长,波动频仍, 但常价终在四千, 惟乾隆五十九年雨荒, 冬春价至十一千。

嘉庆九年水荒, 次年价至九千, 后复旧。

十九年大旱。

二十年价至八千四百。

道光元年以连岁丰收, 价降至三千二三百。

三年水荒, 次年春价至十一千。

后数岁以四千四五百为常。

十三年冬又至十千。

十五年冬八千四百, 后复旧。

二十年后, 连岁价至八九千。

自二十四年而后, 价一落再落, 近又以五千为常价矣。

田价至乾隆初, 田价渐长, 继而益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