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武侠世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金庸、梁羽生等人的作品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的兴起，掀开了香港小说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

金庸、梁羽生等人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刷新了武侠小说的面貌，提高了武侠小说的档次，为武侠小说注入了浓郁的历史文化人文气息，并在香港、台湾、内地、亚太地区乃至整个华人圈，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传看销售的热潮。

曾经有人借用一句评价宋词大家柳永作品的话——“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来盛赞金庸作品的流传之广，影响之远，戏言“凡有华人处，皆能读金作。

”就金庸小说在世界各地华人圈中受欢迎的程度和流传的速度来看，我认为这样评价金庸作品也是不足为过的。

“金庸热”迅速成了社会上流行的名词之一。

而“金庸热”这一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也迅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思考。

金庸武侠小说中最为经典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之中的任意一部作品，都成了影视剧翻拍再拍的焦点。

对于大众“情迷金庸”的这一现象，学界人士在其久热不退的表象背后，也开始进行冷静思考和认真剖析，试图找到金庸小说的热因之所在。

同时，对于金庸作品中是否透露着民族精神内核和隐含着人生价值意义，他们也进行了深入研究。

本文试图从金庸武侠小说中所表现出的武侠精神，来加以探讨和分析金庸作品的热因之所在。

一金庸武侠世界中的武侠精神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金学家严家炎先生在北京大学授予查良镛先生名誉教授的仪式上，曾经发表过一篇贺辞。

贺辞中高度评价了金庸作品。

严家炎先生称金庸的武侠小说大大提高了这类作品的思想、文化、艺术品位，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了文学的宫殿，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

这样中肯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地道出了金庸武侠小说与传统武侠作品的区别，以及二者在本质上的不同。

金庸武侠小说在文学作品自身的本体创作中，作出了一系列对传统武侠作品的重大突破与贡献，塑造了一个个经典的武侠人物形象，展现了武侠精神之精髓所在，是武侠小说中的上品、精品。

追溯起来，“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中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一句。

这句话写出了侠必有武，必会武，必能武之意。

其实，“武”和“侠”在某种层面上来讲，已经不仅仅只是武侠小说中的单纯概念，同时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而儒家文化实质上是一种伦理文化。

儒家的道德规范可用八个字来概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对父母亲要孝，对兄弟姐妹要亲如手足，对国家要忠，而对自己则要严格要求，做到讲信用、讲礼貌、讲义气、知廉耻。

这些要求在武侠小说中皆有反映。

一般地来讲，“武功” 、“武力” 、“武术”等以“武”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都是长久以来人们征服社会的渴望；而“侠客” 、“侠义” 、“侠行”等以“侠”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则是对完善道德的企盼。

这一点与中国文化是相契合的。

“武”的最高境界是“神武不杀”，“侠”的最高境界是“欲除天下不平事”。

而二者的终极目的都是想建立一个理想的桃源世界。

传统武侠小说在弘扬侠义精神的同时，表现出一种试图依靠武力来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倾向。

正所谓“快意恩仇”，侠士们在感恩报仇中寻求并品尝着血腥的快感。

一般意义上的侠，体现在以武力来扶善除恶，扶危济困，打抱不平。

司马迁《史纪》中《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的人物即主要是感恩知报，重诺守信，轻死重义的形象。

可是，传统的侠的人生纯粹只是为了私人恩怨而已。

《水浒传》中鲁智深为金氏父女打抱不平，而三拳结果了镇关西的性命；武松为了洗清自己的冤屈，也为了出口怨气，血溅鸳鸯楼，一下子杀死了张都监一家老小，连丫环也不放过。

这种侠很个人化，大多都把个人的尊严看得很重，有时也有英雄主义的倾向。

而这种传统武侠小说中的“以暴制暴”，用武力干涉一切，试图去解决一切的创作意旨并不为金庸先生所提倡。

金庸笔下的侠并不只限于报答和自己有特殊关系的人，而是普遍地扶危济困，救人于水火，路见不平便拔刀相助。

因为金庸的武侠小说往往把尚武与尚德结合在一起，重武德。

这一点与传统武侠小说是根本不同的。

武德之高尚与卑下往往成为金庸武侠小说中决定武功成败的根本因素之一。

郭靖、洪七公、萧峰、袁承志等大侠之所以能以武功冠绝一时，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有高尚的武德；欧阳峰、东方不败、丁春秋、岳不群等之流最终只落得个悲惨可耻的下场，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卑下甚至邪恶的武德所致。

而武德的最初体现则是表现在最初武功的选择上。

故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武功又可以为正邪两派。

在金庸笔下，这正邪两派武功正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同时也正体现了不同人的不同选择。

“正派武功”符合儒释道三家之说，顺应了社会伦理道德和人性的基本要求，有助于形成侠士弘大刚毅的人格。

而与之相对的“邪派武功”则违反了人性准则，追求速成，崇尚功利，最终只能使练功之人玩火自焚。

由此看来，武德对于习武之人是十分重要的。

武德上者，侠士也。

“武”离不开“德”，就如同“侠”离不开“义”一样。

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侠”与“义”往往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说到侠，人们通常会在第一时间想到义。

义是中国侠士之魂，也是金庸武侠小说之魂。

金庸的武侠小说围绕着“义”字写了许许多多感天动地的人物、故事和场景。

如郭靖保家卫国、死守襄阳；萧峰义字当先、以死反战……这些笔墨饱含了作者大量的心血、精力和激情，同时也体现了作者的传统文化观、道德价值观和人生理性精神。

在艺术上，这些感人至深、震撼人心的场景也取得了高度的艺术成就。

此外，它们还成为金庸小说中最为精彩、最富有浪漫主义激情，因而也最值得仔细品味的部分。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侠士众多，最为著名的两位大侠当属萧峰与郭靖二人了。

这一点是众多金学家、也是广大金迷们公认的。

我就以他们二人为例，来说说金庸先生笔下的武侠与武侠精神吧。

首先要说的就是萧峰。

萧峰的身世较为特殊。

他生于契丹，长于大宋。

这就使他的性格特征中既有契丹人豪爽直率的一面，又有一般侠客讲义气、重承诺、扶危济困、胸襟坦荡等优秀的中原品质。

而他最终的悲剧性命运尤为震撼人心，发人深省。

杏子林成了萧峰人生的转折点。

他从受人尊敬的丐帮帮主一下沦为了遭人唾弃的“契丹狗”。

直至后来两国交兵之际，他又机缘巧合地偏偏当上了契丹国的南院大王，受命领军平南征宋。

为平息两国之战，救万民于涂炭，萧大侠不惜以自杀来震慑大辽，警醒大宋。

萧峰身上所代表的正直、朴素、真诚和为民请命、甘愿一死的献身精神，正是武侠精神的至高境界——“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接下来，再来谈谈郭靖大侠。

郭靖为人忠厚老实，是个不善言辞，也不聪明的人。

他的父亲郭啸天是一代忠良。

在父亲忠贞烈事的影响下，郭靖渐渐地也形成了敦厚有礼、深明大义的性格，成为儒家文化最为精当的代言人。

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金大师笔下的大侠风范。

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在“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号角声中，郭大侠冲锋陷阵于保家卫国的抗元斗争中去。

这种以天下兴亡、万民安乐为己任的思想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郭靖不仅具有远大的为国理想，同时也有积极主动的卫国行动。

儒家文化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美政理想，在他的身上体现得最为清晰，也最为透彻。

总之，郭靖和萧峰一样，身上都具有传统正剧中悲剧式的英雄色彩。

同时，他们的形象与豪行也使“侠”这一概念上升到另一种高度。

对于“武侠”，与金庸同时代的梁羽生也有着自己的认识。

他曾化名佟硕之来说明他认为的“武”与“侠”之间应是什么关系，“我认为在武侠小说中，‘侠’比‘武’应该更为重要，‘侠’是灵魂，‘武’是躯壳。

‘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的手段，毋宁有‘侠’无‘武’。

”①为了行侠仗义，侠士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就算是性命也在所不惜。

正可谓“侠客不怕死，只怕事不成”（元稹《侠客行》），“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李白《侠客行》）。

在通过武侠小说来宣扬武侠侠义精神的这一点上，金庸的作品是与传统武侠小说相契合的。

但是，金庸武侠小说的核心思想是尚武德与重侠义，把武德与侠义并重。

更为可贵的是，金庸在一系列的小说创作中，还赋予了“武侠”以新的内涵——把它提高到了为群体、为民族、为大多数人这一新的历史高度。

武侠，不再只是武把式、游侠儿，而是有武德之人行有侠义之事。

武侠精神也在不知不觉间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如金庸先生在为著名金评家吴霭仪的《金庸小说的男子》写的小序中说：“在武侠世界中，男子的责任和感情是‘仁义当先’。

仁是对大众的疾苦冤屈充分关怀，义是竭尽全力作份所当为之事。

引申出去便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儒家与墨家，两者教人尽力为人，追求世事的公平合理，其极致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武侠小说的基本传统也就是表达这种哲学思想。

”由此可见，金庸先生在武侠小说的创作中，确实自觉地在承担着武侠小说的这种使命。

他笔下最杰出的英雄人物都是深明大义，自觉地在为百姓、为民族、为大多数人利益而奋斗，乃至献出自己生命的人物形象。

他们身上正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一种最高的人生价值观，也是金庸对武侠精神的一种新的提升。

事实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始终贯穿着一种超越精神。

它使我们在观照自我、审视世界的时候，总是沿循着不断前行的道路。

二金庸武侠世界中的人文气息胡适先生评价文学作品有两个标准：“一是‘要有我’；二是‘要有人’。

有我就是要表现著作人的性情见解，有人就是要与一般的人发生交涉。

”②金庸先生在武侠小说的创作中，就突出表现出了这两个特色。

同时，这也赋予了其作品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更加充溢的人文气息。

众所周知，“武侠小说作为一种通俗文学，很难摆脱商品化的命运，因而始终把消闲和娱乐放在首位。

这是一方面。

有才华的武侠小说家总是不满足于单纯的商品化倾向及一次性消费的命运，希望在小说中增加点耐人寻味的东西以提高作品的‘档次’，具体做法是增加小说的文化味道，这又是另一方面。

让读者在欣赏惊心动魄的行侠故事的同时，了解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乃至中国人的精神风貌，真能做到这点，单是文化意义便足以说明这一小说类型的存在价值。

”③这一点也是金庸先生在小说创作中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的。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我们完全可以读出金庸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可以看出金庸自己对武侠世界以及对其中所隐含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的剖析、传承、重塑、弘扬、批判、反思和质疑……而小说中所描写的性格各异的人物、林林总总的琐事、所反映的复杂纷乱的社会、绚丽繁华的世情、所展示的山光水色、风俗人文、奇幻武功，则把读者带入了一个亦真亦幻的世界之中。

而这些耳熟能详的事情，那些血雨腥风的斗争，都不过是现实社会大环境中日常生活的种种剪影或幻影罢了。

这一点也成为金庸武侠小说吸引读者的因素之一。

“如在目前，如临其境”。

主人翁？参与者？旁观者？读者一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读来定是酣畅淋漓之至哉！值得一提的是，金庸在继承传统武侠小说的创作方法和表现手法的基础上，大胆而新奇地进行了创造性思维，想象出一个色彩斑斓、充满神秘、奇幻色彩、引人入胜的武侠世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