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中国近代海军的那点事儿（上）“清流四谏”之一—张之洞的早年仕途“提起中国民族工业，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毛泽东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别号壶公、抱冰，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生于贵筑县（今贵州贵阳市），张之洞自幼聪明伶俐，有“猴精转世”的谑称。

他13岁便考取秀才；15岁时赴顺天府乡试中举人第一名，成“解元”；26岁考取进士第三名，成为“探花”，授翰林院编修，这一年是1863年。

换算成现在的教育水平，张之洞13岁初中毕业，15岁就高中毕业且高考第一名，26岁参加高考兼公务员统一考试兼高级公务员选拔考试并获得全国第三。

不得不说，张之洞是个十分聪明的人。

在翰林院毕业的张之洞成了一名庶吉士（翰林院的优秀毕业生）。

他离开翰林院后的第一个职务是湖北学政，并在这个位子上一干就是6年，也从此和湖北省结下了不解之缘。

1874年，张之洞调任四川学政，任期5年。

可千万不要小看“学政”这个官职，学政意味着省教育局局长，该省地界内的所有学子都是其名义上的门生，这在封建王朝的官场是一笔不可估量的无形政治资产。

1879年，在地方学政的官位上攒足了政治资本的张之洞回到京城，先为国子监司业，1880年进入翰林院，担任侍读，成了一名言官。

与当时同在翰林院的张佩纶、陈宝琛和宝廷共同拥戴内阁大学士李鸿藻，充分发挥言官的积极性，针砭时弊，议论时政，弹劾外臣。

这4人因所上弹章言辞犀利、切入点精准而名扬士林，被冠以“清流四谏”的名号，为巩固李鸿藻军机大臣的地位立下了汗马功劳。

张之洞同时也得到李鸿藻的提拔，成为内阁学士，就此具备了成为封疆大吏的资本。

这时，一个官道上的分岔路口横在了张之洞的面前：是继续留在京城、留在恩师李鸿藻身边当一名政治前途远大的翰林，还是外放外省成为封疆大吏，坐镇一方。

在一番斟酌过后，不甘久居他人屋檐之下、希望独当一面建功立业的张之洞选择了后者。

1881年，张之洞外放出京，就任山西巡抚。

清流办洋务——说不尽的恩怨在山西巡抚任上的张之洞整顿吏治、选优汰劣、严查鸦片、办学举才，干得很是风火，做了一省父母官所能做的事，赢得不小的声誉。

而山西注定只是张之洞仕途的一个中转站，他的人身目标不是巡抚，而是总督！这个目标在1884年得以实现—适时，中法两国为越南的宗主国地位爆发了军事冲突，面对法军的凌厉攻势，入越作战的清军一败涂地，连续丢掉了北越重镇山西和北宁，广西巡抚徐延旭和云南巡抚唐炯被先后革职押解进京问罪，时任两广总督的张树声由于先前的主战也必须承担前线战败的连带责任被革职，张之洞则接替了张树声继任两广总督。

从此，一个清流出身的翰林正式蜕变为一个办洋务的总督。

但笔者要加一句：张之洞虽然开始办洋务，但他骨子里始终是一个清流，这一点贯穿了张之洞办洋务的始终。

清流办洋务，乍一听似乎有些不可思议：清流派和洋务派是不共戴天的死对头，怎么会去办洋务呢？其实不然，清流派对洋务本身并非十分排斥，他们反对的仅仅是洋务派本身，反对由洋务派来办洋务而已，清流派一旦把洋务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迈的步子或许比洋务派还要大。

1895年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派借甲午战争失败、《马关条约》的签订成功扳倒了洋务派中坚力量李鸿章，将洋务主导大权抢夺到手，之后则毫不犹豫地重建北洋海军，在短短3年时间内就初步重建了一支拥有5艘防护巡洋舰、4艘驱逐舰的新北洋海军。

由此可见，清流办洋务并非是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

但是行事眼高手低、好高骛远的清流派远远不及洋务派来得务实，办起洋务来免不了好大喜功、虎头蛇尾，张之洞办洋务也不能免俗。

刚刚就任两广总督后的张之洞，从前线发回的奏报里，间接领略到了法国人的坚船利炮，对近代海军有了较为模糊的认识，并且对这种新颖的洋务领域产生了较为浓厚的兴趣。

虽然张之洞表面上依旧摆出一副“愤青”样，坚决反对放弃越南、与法国停战修好，但是他心中也明白，入越作战的两广军队的武器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皆无法和法国远东舰队相提并论。

虽然张之洞有心通过中法战争获得军功，封侯拜爵、名垂青史，但残酷的现实告诉他—他这个新科两广总督乃至整个清政府都没有这样的资本。

张之洞明白了一个他在京城做翰林的时候永远也不会明白的道理—主战是痛快的，到了前线是真要人命的。

张之洞很想出名，但他不想承受对抗失败后的“名声”，真正能给他带来名声的，还是曾经被身为翰林的他骂过无数遍的洋务。

痛定思痛的张之洞决心大力整顿广东海防，为两广建立一支足可与北洋和南洋媲美的近代化舰队，张之洞一生办洋务的起点始于此。

半途而废的粤省舰队广东省拥有较长的海岸线，又多有海盗水匪出没，外海巡缉任务本就十分繁重，因为有这种“刚性需求”的存在，两广早在19世纪60年代初就领先全国购置蒸汽轮船增强外海水师战斗力的“前瞻性举措”。

但由于广东受地理条件限制，“天高皇帝远”，长期游离于国家海防建设计划的边缘，加之历任两广总督对于海防事务没有太大的热情，因此直到19世纪80年代，军舰数量多、吨位小、武备差、型号杂乱成了广东水师的标签。

张之洞遂决心改变这一状况。

《中法新约》墨迹未干之际，张之洞就开始着手粤省舰队的谋划，鉴于两广财力并不丰厚，短时间内无力购买大型出海军舰，张之洞的第一个举措是向德国伏尔铿造船厂分两批订购了3艘二级鱼雷艇和11艘守口鱼雷艇，全部都以“雷”字加八卦中的某一字命名，希望鱼雷艇这一当时新锐的海战兵器能够承担保卫广东沿海各口的任务。

此外，张之洞又从香港雇佣工程师，在新买下的广州黄埔船坞订造了“广元”、“广利”、“广亨”、“广贞”4艘浅水炮舰，用于省城广州附近的珠江水系巡缉。

有了这一批数量可观的舰艇的加入，广东水师一时间风生水起。

张之洞的报告很漂亮，吏部给出的考评成绩也十分优秀，大家都很高兴。

但是军机大臣们高兴得过了头，认为广东既然新增了那么一大批军舰，那么干脆通过李鸿章向张之洞发出指令：调“广元”等新式军舰参加1886年在天津举办的水师大会操，正好让朝廷大员们检阅两广海防建设的新成果。

一般人拿到这一指令应该高兴，但是张之洞着实高兴不起来。

因为他主持购置建造的军舰主要为鱼雷艇和浅水炮舰，根本不具备出海航行的能力，要是让这些军舰依靠自身的航行从广州开到天津，那无异于痴人说梦！没办法，张之洞只好硬着头皮上折子坦白，称广东军舰“只能行内河及浅洋近岸，曾到汕头，因遇风行驶，已甚勉强，闽洋、北洋自更难往”，请李鸿章向中枢转达两广军舰的性能真实情况，请求中枢免去调两广军舰去北洋受阅的任务。

这次事件形同往张之洞火热的脑门上浇了一大盆凉水，花了这么多钱，买了那么多新军舰，到头来居然只能在内河海口转悠，连外海都不能出，朝廷怎能不恼火？果然，接到张之洞坦白折子后的中枢对这种浪费白银的面子工程表示非常不满。

1887年5月28日，一封由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发出、李鸿章转发的电报送到了张之洞手中，“四新轮只行浅洋，自难调阅，闻粤轮五十余号大抵皆然，现复筹款续造，设仍如是，遇事止可守而不能战，虽多何益？”电报最后还附上了一段慈禧太后对广东水师装备建设的指导性指令：“酌裁小轮，以数只并一大轮，庶海战有资，不必专恃外援。

希即酌复！”慈禧太后一辈子没有见过大海，对近代海军一知半解，由太后来教他如何建设海防，张之洞这个面子丢大了。

但是电报末尾跟着“希即酌复”，这是“即刻回复”的严令，张之洞自然不敢怠慢，立刻上奏表示完全服从。

就这样，在内河沿海转悠了几十年的广东水师，终于在慈禧太后的推动下向外海迈出了步伐。

指示是有了，但是两广两省的财力无从筹集制造出海大舰所需的巨款，而中枢朝廷此时正投入巨款向英、德两国购买新式巡洋舰，于是张之洞决定号召粤省官绅捐输集资，根据各地商绅认捐的款项汇总，到1888年秋季就可筹到80余万两白银的造舰款项。

张之洞命人根据国外各船厂的一般报价一核算，这笔款项要是购买2500吨级的巡洋舰（与“致远”级类似）的话，最多只能购买2艘，而2艘巡洋舰当然撑不起广东外海水师的门面。

反复比较斟酌后，张之洞把目光投向了福建船政局，希望以贴补材料费的“协款”方式为广东海军造一批巡洋舰。

面对来自广东的协款造舰请求，正苦于船政经费不敷，无法继续建造军舰的船政大臣裴荫森大喜过望，更何况裴荫森也是同治二年癸亥恩科的同科进士，老同学的垂询在此时的裴荫森眼中无异于久旱逢甘霖。

不敢怠慢的裴荫森当即将船政之前建造过的全部军舰图纸连同报价打包寄往广州供同学张之洞参考。

经反复商议后，张之洞决定参照船政为两江协款建造巡洋舰“开济”、“镜清”、“寰泰”3 舰的模式，为两广建造4 艘1000吨级的小型巡洋舰，两广为每艘军舰贴补材料协款9万两（不包括军舰所装武器的费用），剩下的人工和材料费则由船政每年的固定经费承担。

除这4艘巡洋舰外，利用船政空闲船台见缝插针地再为两广建造4艘浅水炮舰，两广为每艘浅水炮舰协款3万两。

协款总价为48万两，正好占到张之洞募捐摊派所得款数总额的六成。

相比动辄20～50万两一艘的巡洋舰外购报价，协款船政建造巡洋舰的价格被压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张之洞“猴精转世”的办事作风可见一斑。

由于两广方面对军舰的需求十分紧迫，经过裴荫森的安排，将船政全款建造的、已经下水正在舾装的一艘“威远”级铁肋木壳无防护巡洋舰直接拨付给广东使用，该舰后来被张之洞命名为“广甲”。

而另外3艘排水量刚好满1000吨的巡洋舰被设计成了鱼雷巡洋舰，分别被张之洞命名为“广乙”、“广丙”、“广丁”，而4艘浅水炮舰则被命名为“广庚”、“广辛”、“广壬”、“广癸”。

饶有趣味的是，从张之洞为新军舰取名的方式——皆取天干地支或者八卦阴阳，也从侧面证明了张之洞不折不扣的清流本质（清流士林多好此类）。

正当这批订单处在紧锣密鼓的进行过程中时，翁同龢把持的户部突然横插一杠，以“两广造舰协款来自各界捐款，不能援引两江用官款协造军舰的旧例”为由，拒绝为这8艘“广”字军舰协款以外的款项报销（船政的造舰经费由户部报销）。

户部表示“造船价银，该大臣（指船政大臣）既与粤省自行议定，将来由该大臣与粤省自行清算，不得于官款内先行垫付”。

这下裴荫森慌了，张之洞也慌了。

户部不认账，那除了协款以外剩下的钱去哪里弄？船政经费本身就紧张，两广手中也没有“余粮”，难道这笔买卖要半途而废不成么？裴荫森当即上奏抗辩：“粤省协造兵轮八艘，原与外洋购买合同订价者不同，虽曰捐款而成，船均为公家海防之用，与通商口岸鸠资造船、装货贸易者更自有别，既于闽厂可资周转，复于粤洋有裨巡防，事属一家，计为两得。

”话都说到这地步了，翁同龢依旧冥顽不化、不为所动。

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手执南清流牛耳的翁同龢与北清流魁首李鸿藻素有矛盾，南北两派清流多年来分歧巨大、不可调和，而张之洞正是出自李鸿藻的门下。

翁同龢此举背后的玄机被曾经的“清流四谏”之一的陈宝琛一眼看穿，陈称翁同龢此举看似是在刁难船政，其实是在与张之洞为难，进而恶心李鸿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