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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暴力犯罪心理

小议女性暴力犯罪心理
——从刘栓霞案说起
刘栓霞,1990年经人介绍认识张军水,并嫁到宁晋县东马庄村。

从结婚第二年开始的12年里,她一次次地遭到丈夫的毒打,她一次次地选择了忍让和迁就。

在这12年里,丈夫用尽了家里可以使用的工具来打她,包括:木棍、铁棍、皮带、椅子、铁锹、斧子、搓板、叉子、擀面杖等。

2003年1月15日,刘栓霞再次被丈夫用斧头砍伤。

刘栓霞终于忍无可忍了,17日,她在给丈夫做饭的过程中投入毒鼠强,张军水吃后不久就咽气了。

2003年7月上旬,宁晋县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刘栓霞有期徒刑12年。

二审维持原判。

刘栓霞遭受的暴力让我们愤怒,她的遭遇让我们同情,而她使用的较偏激的手段也给我们留下了声声叹息。

她由一个暴力犯罪的受害者转变为一个暴力犯罪的施害者,其犯罪心理变化值得我们研究分析。

首先暴力犯罪追根溯源是从古时候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同态复仇转化而来的,迄今是危害严重,数量最多的犯罪类型之一。

暴力犯罪者的心理有很多种,每一种都与其性格息息相关。

对于女性,实施暴力犯罪行为的多数人是被他人暴力犯罪抑制过度的受害者,大多女性的性格特点为温柔善良,较为感性,比较沉默,且逆来顺受,对暴力行为具有抑制力。

有学者亦持此观点,内部的抑郁使得她们对于挫折或挑衅保持沉默,当超过一定的忍耐限度时,这些温顺的人们便会爆发,实施极其残忍的暴行。

这种情况有点类似于“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句话,而刘栓霞的经历则是这种暴力犯罪的活生生的写照。

再从女性犯罪心理的层面看,从情感的角度看,女性的情感较为丰富与细腻。

这和她们高级神经的兴奋过程较强与抑制的强弱有较大关联。

因此,对于人际关系和婚恋纠纷则极为敏感。

任何感情关系的不协调与挫折都可能引发行为人以暴力手段解决问题,或报复对方,实施暴力犯罪的女性因此而产生犯罪动机。

刘栓霞的案子恰好说明这一点。

从犯罪的动机角度看,女性犯罪的动机的产生不进受需要产生,更大程度上受诱因的引发。

有时,女性对于被害人的刻骨仇恨,如刘栓霞对于其丈夫的仇恨则是她起杀人动机的直接诱因,她希望能摆脱她丈夫的压迫与虐待,希望能摆脱这种非人的生活。

因此,当她抓住了能下药毒死丈夫的机会时,便果断的实施了此行为,时机会促生动机,行为人泽在这种动机下实施了暴力行为。

再从受教育程度看,女性犯罪,尤其是像刘栓霞这样的农村妇女犯罪,其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她们的法制观念淡薄,这些女性接受的教育少,处于文盲与半文盲状态,因此她们的法制观念相当朴素,只知道杀人要偿命,因此当其自身利益受损时,她们不是求助于国家司法机关,而是求助于村委会,乡政府若是调节不当,又往往使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更为不利。

这种情况下,她们极易由被害人转化为施害人。

综合上诉因素,我们再结合刘栓霞的案件进行综合评析。

刘栓霞因长期受到丈夫的毒打与虐待,忍无可忍,在村委会的调解无用与她欲起诉离婚不能的情况下,终于用投毒的方式毒死了丈夫。

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得知,这是一个典型的由受害人转化为施害者的犯罪者。

她的忍受与沉默使得她的内心的积郁越来越多,最终在一时刻爆发。

这与她自身性格,经历的失败的婚姻,遭受的虐待息息相关。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促成了她杀人的这一行为。

刘栓霞在被迫将丈夫杀死之后,当地数百名村民要求对其从宽处罚。

这个案子在河北引发了一场轰动,随即一个新的观点被提了出来,即“受虐妇女综合症”。

法律援助律师陈敏接受河北省妇联的委托,提出对刘栓霞进行“受虐妇女综合症”专家鉴定的主张,试图在把“受虐妇女综合症”作为一种合法的证据形式导入刑事诉讼,这个理论在学界争议很大,在国外一些国家,此理论已被肯定,并认为是受虐妇女在极度恐惧下杀死施暴人的行为认定为受虐妇女的正当防卫。

但检察院、法院均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导入受虐妇女综合症的专家鉴定“于法无据”,并提出如果要导入这种证据,必须有上级检察院或法院,或者最高检或最高法的批复。

最终这一尝试因“基层司法部门怕承担没有法律依据”而带来的后果导致失败。

然后,很明显,在刘栓霞这个案例中,她长期受到暴行的虐待,与“综合症”理论相符,法院在判决时候应考虑种种因素,从轻或减轻处罚。

因为这类女性,其人身危害性仅限于施暴人,一旦施暴人消失,则其危害性不会延及其他人,并不具有社会危害性。

对于刘栓霞杀父一案,我们还应思考,如何避免此类悲剧重演。

这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对于家庭暴力事件的频频上演,首先,我们要呼吁夫妻之间多一点关爱,多一点体谅,多一点宽容。

只有每一个家庭都和谐温馨,我们中国这个大家庭才能更和谐、更繁荣,而我们的法制也才能发展的更健全。

其次,我们也应呼吁社会上多一些弱势保护群体的机构,对妇女儿童老年人等弱势群里加以保护,使得他们在遭受不法侵害时能及时有效的得到救济从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从大的环境下来说,这些无疑是从根本上保护人权和抑制犯罪的一种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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