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群体性事件是指由某些社会矛盾引发，特定群体或不特定多数人聚合临时形成的偶合群体，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通过没有合法依据的规模性聚集、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群体活动、发生多数人语言行为或肢体行为上的冲突等群体行为的方式，或表达诉求和主张，或直接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或发泄不满、制造影响，因而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各种事件。

面对群体性事件，堵不如疏数量增多规模扩大：2000年以来，中国频繁发生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上访、集会、请愿、游行、示威、罢工等群体性事件，数量多、人数多、规模大，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200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统计数据）。

涉及的部门行业多主体成分多元化参与的人员复杂，有各种职业、不同社会身份的人参加：有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职工，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权益受损职工，失地农民，农民工，房屋被拆迁居民，库区移民，下岗的军转干部，出租车司机，环境污染受害者，等等。

城乡群体性事件的指向对象不同维权内容不同农民以基层政府和官员为主要抗争对象；工人以企业管理者为主要抗争对象。

农民抗争以要求补偿受损利益和实现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失地或受环境污染的农民要求维护权益成了中心议题；工人抗争以维护经济权利和要求管理企业事务为主要内容，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雇佣工人要求发放足额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农民工要求发放欠发的工资，下岗工人要求工作，改制国企的工人要求保护国家财产不能流失等。

表现方式激烈内部矛盾逐渐对抗化群体性事件大多采取较为平和的表现方式，从本质上看是人民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但暴力性、破坏性群体性事件逐渐增长，出现激化现象，对抗程度加剧。

组织程度高经济矛盾趋向政治化有相当数量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有组织的，而且开始出现跨区域、跨行业串联声援的倾向。

尤其是那些参加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规模较大、反复性强的群体性事件事先都经过周密策划，目标明确，行动统一。

事例2005年06月安徽池州发生群体性事件2007年01月四川达州发生群体性事件2007年06月广东河源发生群体性事件2008年06月贵州瓮安发生群体性事件2009年06月湖北石首发生群体性事件2010年04月黑龙江富锦长春岭发生群体性事件2010年06月安徽马鞍山发生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产生原因的分析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其中既有社会环境和社会政策等宏观方面的原因，也有个体与群体心理等微观方面的因素。

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是社会变迁过程中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各种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是各种利益冲突的集中体现，它的产生及我国正处于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基尼系数超过0.4的国际警戒标准）的经济发展关键期和敏感期，群众维权意识增强等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又有现实的具体成因。

概括起来，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社会转型引发的矛盾是群体事件产生的根本原因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出现了阶层、群体、组织的分化以及其利益的分化，经济结构失衡，资源供给欠缺，生态环境破坏，社会的保障机制、民主机制建设等问题保障不到位、决策不民主、相互脱节甚至顶牛等情形。

因为某些方面的改革失度，导致了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失业严重，腐败现象蔓延以及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不断被唤醒和强化等情形。

而这些因素都是易于导致突发性群体事件的重要条件。

（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被侵害是导致群体性事件爆发的直接原因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土地特别是城郊农业用地被大量征用为建设用地后，由于土地征用补偿、征地后劳动力的就业和安置等相关政策不落实、不配套，或者房屋被拆迁的征用补偿太低，影响了村民的切身利益，此外还有粮款补贴、财务混乱、宅基地等因素都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

在城市，由于房屋拆迁、下岗失业、承包租赁、城市管理等原因也都会直接引发群体性事件。

深化改革和经济发展必然会触及特定群体的利益，如企业转制中的下岗职工群体，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下岗失业工人也极有可能受到煽动而引发集会、游行、示威；城市拆迁补偿未及时到位，回迁日期遥遥无期，搬迁地点不理想，生活设施不配套等原因，导致拆迁户与拆迁公司的矛盾激化。

体制的转换引起利益的重新分配而触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利益冲突激化便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三）地方政府的决策失误是群体事件发生的政治因素在冲突萌芽和聚集的初期，一些地方的基层党委政府对社会矛盾普遍表现出“体制性迟钝”——反应迟钝，判断失误，处理失当，导致“小事拖大，大事拖炸”，集中暴露出执政能力薄弱的软肋。

“瓮安事件”中，基层党委政府匆忙将事件定性为“有组织、有预谋”，是黑恶势力煽动群众围攻政府，并在当地媒体大规模刊播“瓮安群众愤怒谴责不法分子”等新闻，引起了更多群众的反感和猜疑。

一些官员还习惯于封锁消息，控制舆论，制造出“不明真相的群众”。

长期以来，在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后，保持沉默、回避媒体已经成为一些基层党委政府条件反射式的“自觉行为”，但在传播手段多样化、传播对象大众化的情况下，这种紧要关头的“失语”必然丧失引导舆论的主动权，看似避免承担责任的风险，实际却陷入被动，增加了平息事态的难度。

（四）群众的法制观念淡薄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虽然随着法治社会的进程加快，群众的民主意识逐步增强，对民主的要求越来越高，但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群众整体的法制观念相对淡薄，造成了高涨的民主参政意识与较差的法制观念间的反差。

尤其在一些偏僻的农村地区，群众的法律知识有限，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比较落后。

当群众之间、上下级之间出现利益摩擦或纠纷时，一些群众不懂也不会运用法律武器或通过合法途径加以解决，而是动辄采取闹事的方式向政府施压，往往选择越级集体上访或闹事的形式，甚至发生暴力袭警、阻断交通事件，希望通过扩大事态，引起上级党委、政府的重视而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使本来能通过正常的信访、法律程序得到解决的矛盾演化成群体性事件。

部分群众心里存在着“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负面影响和造势心理。

认为闹事是唯一解决问题、获取实际利益的办法，故意扩大事态，聚众上访。

同时，政府及职能部门在处理同一类群体事件中，对行为过激的事件和一般性的上访在解决方式、承诺程度及兑现结果的差异也加重了群众的这种心理，产生连锁反应。

(五)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不畅通是产生群体性事件的体制原因在我国现阶段，如果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难以在一定范围内兼顾和协调到，又缺乏各自表达正当利益诉求的渠道，便可能导致矛盾的积累和利益冲突的加剧。

目前，由于受国家体制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影响，在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上还存在一些不健全的地方，主要表现为渠道不畅，不同社会群体表达自身利益的声音强弱不一，表达的机会不同，表达的有效性和充分性不一。

特别是当弱势群体的利益处处受损时，又缺少畅通的利益诉求机制，于是他们便采用静坐、集体上访，阻碍交通，冲击党政机关等集体性施压行为来宣泄自己的利益诉求。

因此，突发性群体事件也就频频出现了。

观点：近年来，一些地方在发布有关群体性事件的信息时，爱用“不明真相人员”“不明真相群众”等词句。

这一说法耐人寻味，值得反思。

首先，如果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不明真相”的群众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蛊惑、挑动的话，那么在事件发生之前为什么不能让群众知道“真相”？或者在事件酝酿阶段和刚露苗头之时，用公布的“真相”平息群众的疑问，把群体性事件化解在萌芽状态？说群众“不明真相”，并不等于真理站在了自己一边，反而暴露有关部门没有尽到应尽职责。

其次，指责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群众“不明真相”，无异于就说老百姓没有分辨事非的能力，这与事实不符。

不容否认，有些事件确是因信息不实造成一些群众盲目参与，但即便是这样的事件，一般也有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

瓮安事件最终证明当事人是因溺水死亡，但根子上却与当地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群众安全感指数很低，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相关。

同样，通钢事件是不是也有企业在重组过程中，没有照顾到职工利益的问题？老百姓都愿意过安定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最后，把群体性事件说成是少数人教唆“不明真相”群众引发的，还有推卸自己的责任的嫌疑。

近些年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往往有地方政府工作没有做好，发生问题后处置不当的原因。

中办、国办日前印发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明确提出，要对“在行政活动中滥用职权，强令、授意实施违法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其他重大事件”的党政领导干部进行问责。

借口群体性事件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挑起，可掩盖自己工作失误或试图减轻自己应负的责任。

当群体性事件发生时，轻易地称成百上千的群众为“不明真相”，是传统思维模式在作祟。

对群众的感情有多深，解决问题的力度就有多大。

说到底，应对群体性事件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每个部门的各个层面都不等不靠，勇于负责。

只有将“第一位”的基础工作做好了，宣传部门的工作才会游刃有余，权力部门的公信力才能得到维护，社会稳定也才会有更加坚实的基础。

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对策（一）依靠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做好群众工作。

群体性事件涉及面广、规模大，对社会和稳定有着十分严重的影响和危害。

预防和处置群众性事件工作政策性强、难度大。

因此，政法机关要在主动了解民意，掌握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时，分析社会动态和潜在的矛盾，及时向党委、政府汇报。

根据党委政府的指示精神，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并采取必要措施，力争把群众性事件消除在萌芽状态，防止造成危害。

在做群众工作中，树立群众观念，讲究工作方法，防止随意抓人，切忌公安干警言行不当，而激化矛盾。

（二）加强农村基层建设，提高农村干部的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

1、要把开展依法治村同健全基层组织结合起来，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配套组织建设，实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强化监督机制。

实行上下互动，官民互约的治理；既要依靠法律的约束、惩罚性的治理，又要运用教育，说服的疏导性，奖励性治理；既要体现法治精神，又要运用民主的方式；既要管理农民，更要约束干部。

2、要增强农村干部的政治素质。

我国正处于重大的历史转折和社会变革时期，思想领域的斗争往往异常激励烈，对于社会思想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和各种腐朽思想文化必须会去占领。

“法轮功”的蔓延再次告诫我们的党员，干部万万不能忘掉或者偏废肩上的政治使命，必须坚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信念，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江总书记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才能够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识别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而不至于陷入迷信的深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