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命神学看夏商周的社会文化变迁
--读晁错《夏商周的社会变迁》
夏商西周是中华民族较为早期的文化阶段，虽然文化并不如后世春秋战国百家争鸣那样繁荣，但文学与史学的萌芽都开始产生，并且带着浓郁的时代特征。

从社会文化变迁的表象中可以看出天命神学观的变化。

首先，引入一个神权法的概念：神权法思想是指在初民社会由于人们对自然认识水平有限，对很多事物无法认识、无法解释，而产生的一种对于天、神乃至某种动物的盲目崇拜用神来作为法作为一种评判事物是非的标准的思想。

夏商西周时期尚处于青铜时代，生产力并不发达，许多事情无法用科学解释，而天、神的观念正好可以“完美”地解释这些问题，于是人们对于天、神的崇拜无以复加，产生神权法的思想也就是必然的了。

就以夏商周的起源来说，其颇具神话色彩的传说中极力将帝王鼓吹为神之子，受天命而治人世，为其统治正名，强调天的至高无上性。

《史记•夏本纪》中称：“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

”而商人甚至宣称他们的祖先就是上帝的子孙，《诗经•商颂》的《长发》载：“有戎方将，帝立子生商。

”《玄鸟》也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这样他们便从血缘上找到了充当上帝代理人的合法依据，并为垄断神权提供依据。

西周时期对政权的正名并没有一味沿袭夏商两代的消极神学论，而是将重点从天命逐渐转移到人世，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宣扬周朝德政，故而天命授之，王权依旧具有至高无上性。

从发掘的甲骨卜辞和历史文献来看，甲骨卜辞中记录最多的即对天象的占卜，以及在国有大事例如迁都征战时进行占卜，询问天的旨意，尤以殷商时期甲骨保存最多。

等到了周朝，由于筮法盛行，甲骨占卜逐渐失去了它显赫的地位，但仍为贵族所重视。

春秋时期，晋献公令从卜，卜人以“筮短龟长，不如从长”，可见龟卜即便在春秋时期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但是，因汤武革命而使周人感到“天命靡常”，周人并不尽信于天，他们迷信的重要方式为蓍筮，是以人事来印证天意，这与周人浓重的历史意识有关，再次体现神意动摇的社会现实。

与此同时，商王朝的祭祀活动十分频繁且仪式繁复，大多是以祭祀先祖为目的祈求风调雨顺，在这里可以看出，商人将祖先与天直接联系，反应了商人浓厚的宗教观念。

我认为夏商西周文化中最为重要的是商周时期文学与史学的萌芽与发展，它标志着早期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夏朝尚未发现有文字记载，但是从孔子《论语》：“殷因于夏，其损益可知矣”中可以看出，夏商文化是具有继承性的，因此也不能忽视夏朝在文化方面的某些建树。

殷代早期的文学和史学萌芽受到神意迷信观念的极大影响。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积极因素才逐渐发展。

殷墟的甲骨卜辞中颇为注意记事的完整性，至商晚期，更偏重于记载重大事件，逐渐摆脱了神意对文化发展的桎梏。

周初人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

”典册文字在甲骨卜辞的基础上实现，不再是对神意进行祈求的记录，而是通过文章来阐明道理。

从典册文字中记言与记事的分开来看，可能已经产生专职记事的史官。

如果说殷商时期的文史学是从神事转移到人事的一个缓慢的过程，那么西周时期的文学与史学更为重视人事的重要性，将历史的眼光集中于人，以青铜器上的彝铭为载体记录历史发展的全貌，其中以《多友鼎》为典型，记录了讨伐入侵的猃狁，开创了后世关于战争记载的先河。

此外，神意迷信的衰落与天命观的新发展也可体现于彝铭的另一功用。

青铜器在商朝主要作为礼器与祭器使用，是一种权利身份等级的象征，而彝铭则被赋予了历史教育的功能，为后世提供借鉴，教育周朝后代增强历史观念培养其德操，这与殷代将王朝兴衰寄予天命相比无疑是一种进步。

人们对社会现实的不断认识总结逐渐改变了对天命、对神意迷信的理解，逐渐挣脱对天的权威的畏惧与盲从，而这一认识的变化直接体现于社会文化的层面上，将记录对象从神事转移到人事，注重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基本确立文学史学以人为本的发展方向，对后世有长足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