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科举考试与学校之间的关系教育作为一种特有的社会活动，伴随着人类发展的始终。

而学校作为教育的物质承载者在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也处于不断地完善之中，考试则是我们用来检验教育成果的一项制度。

教育派生了学校与考试，作为考试的兴起制度科举考试与学校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两者的发展是不可分割的，但是也是相互对立的。

学校的发展早于科举考试的产生，同时学校的发展也比科举考试发展过程要更加久远。

换而言之，科举考试是在封建统治时期学校机构所服务的对象，故学校的萌芽与发展是科举考试产生的先决条件。

学校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我国的五帝时期，在公元前2700年前后的那个时代，由于社会生产的日益发展，社会事务的复杂化以及文字的产生从而建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专门教育机构—学校。

但那时的学校只是与军事，宗教，政治结合在一起，而并未出现文化知识的学习。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经济基础的变革引发了私学的兴起。

这时的私学主要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私学，重在宣传为统治者服务的儒家思想，这也是为后来儒学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奠定了基础。

到了我国历史上统一的封建国家兴起和确立的秦汉，各类教育蓬勃发展，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

但这时的学校教育仍以传授儒家经学为主体，并使孔子的“学而士则优”的思想逐步得到制度上的落实。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专门学校教育的前身—鸿都门学，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学校教育儒学独尊的局面。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较为分裂与长期战乱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学校废置无常，官学数量大大减少，而专科学校与郡国学校却得到了很好的发
展。

这是对学校教育内容的扩展和地方学校学制的完备，是我国学校体系发展的关键阶段。

隋唐是科举考试萌芽的时期，隋代科举考试的创立促使了科举考试与学校的第一次碰撞，也使得学校开始围绕科举的发展而发展。

魏晋到隋唐之间，儒学地位是有所下降的，到了隋唐，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权，加强对国家的控制，再次重振儒学，把儒学作为维护封建制度的主要的统治思想，以尊儒为最高的文教政策。

与此同时，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也就自然而然的以围绕儒家思想的学习为主，故而学校的学习内容再次回归到独尊儒学的局面。

唐代学校与科举的关系极为密切，学校培养人才供科举选拔，选才与育才的标准和要求一致起来，促进了教育的发展。

学校也逐渐成为科举的预备机关或附庸，学校教育受到了科举的限制，科举的发展又以学校所培养的人才为基础，科举是学校生员的必经之路，逐渐演变成了支配学校的重要力量。

这是科举考试与学校关系的起源，也是科举与学校关系以后发展方向的基本定型。

在科举发展重要阶段的隋唐时期，学校与科举的关系是相互制约而又相互促进的。

首先，科举考试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

科举考试谋官的巨大利益促使了更多人要求进学校进行学习，这就扩大了学校的生源数量；而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为儒家经典，从而影响到了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这推动了魏晋的清淡学风与玄学思想的结束，具有积极的意义；另外，科举考试也设有部分武学，算学的科目，对于重文轻理的不平衡思想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当然，从反面看，科举考试对于学校教育的发展也存在很多不利的影响。

唐代科举考试的逐渐完备是学校也逐渐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庸，科举考什么而学
校也就学什么，这样的模式大大限制了知识分子的求学范围，也狭隘了知识分子的视野。

同时，科举考试注重死记硬背，这就更加使得学校日益演变成培养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机器的机构。

科举考试制度把读书，应考，做官三者紧密联系，这种腐朽的学习思想支配了学校教育，污染着学校和社会的风气，削弱了一般读书人对于真才实学的求知渴望。

所以，从唐代科举与学校教育的发展我们可以感知到科举考试的发展对于学校教育的完善是利弊兼顾的。

宋元时期，中国封建社会持续发展。

宋为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将“重文”。

理念进一步推向高峰，但同时又因阶级矛盾的激化而促进理学思想的萌芽，更加有力的要求人们一心维护封建统治。

“罢察举，重科举”，宋将科举考试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是科举制度进一步发挥了为封建统治服务的作用，却又对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学校真正意义上沦为了科举的附庸。

在此阶段，科举考试上也有过对于真才实学，不以死记硬背为考试方法的人才的选拔制度。

王安石变法就是其中的一个插曲，他以经义代替诗赋，想要改变强诵博记，空疏无用的学风，虽然最终失败，但也体现了进步知识分子对于真学问的追求和科举的质疑。

无独有偶，在宋时学校的衰弱也促进了统治者对于学校教育的重视，从而引发了三次“兴学运动”。

庆历兴学和胡瑗的“苏湖教法”倡导“明体达用”之学，对于北宋学术学风的形成具有深刻影响；熙宁、元丰兴学和王安石的教育改革批评了当时有名无实的学校教育，重振了官学，提出了论德，讲才的用人制度；第三次的崇宁兴学停止了科举选拔人才的制度，通过学校取士而延续了17年。

这三次兴学运动虽然基本上均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它缓和了当时学校与科举考试的矛盾，也产生了一些具有真才是学的知识分子。

同时，宋代书院的兴起与蓬勃发展促进
了学校教育的发展。

书院也是学校的另一种形式，不过对于学校而言，书院更加具有求学的性质，少了些为统治者服务的腐朽。

南北宋时期的书院不仅是教学机构，也是学术研究机构，它重视学术交流。

教学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少了许多学校教育的复杂，是宋时学校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

可以说，宋代是一个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同时发展的年代，至此以后，科举的腐败化就限制了学校教育的发展，也使科举考试本身走上衰落。

明时，封建专制化的思想达到了顶峰时期，其思想，文化，教育政策都是以中央集权为目的。

八股文的出现标志着科举考试进一步的形式化，科举考试作为绝对为统治者服务的制度，其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文化专制，思想禁锢的趋向也更加明显，科举成为了当时唯一的入仕之阶，也成为了埋没人才的教育败笔。

正因为当时科举考试得到了如此的发展，所以也使得学校教育完全沦为了科举考试的附庸，八股文成为了学校教育的重点，求学者学而不知所学。

而且，在宋时对于学校教育发展起促进作用的书院也开始官学化，为科举所用。

到了清代，科举考试进一步政治化，体现了压制与笼络兼施的精神。

这时的学校教育随着科举考试地位的空前之高而成为了特别重视科举内容，更加有名无实，形同虚设的教学机构。

官学是一味培养科考学子的地方，书院由于其仍然存在着宽松学风，多方研究的弊端而被统治者废除。

学校成为了空架子，科举考试也逐渐被更多的人所怀疑。

明末清初的进步教育思想开始出现，这是对科举考试的第一次正面反抗，进步思想家们认为科举考试并不能培养真正的人才，而教育需要的是培养经世致用的实用人才，这点科举考试是永远无法满足的。

他们提倡“实学”，重视自然科学和技艺的学习，与科举的无用之才形成鲜明对比。

提倡“主动”、“习行”的教学方
法，改善了学校教育的传统教学法。

提出初步民主的教育主张，把我国教育的发展推向了另一个新阶段。

这个时候的科举考试虽然阻碍了学校教育的发展，但是进步教育思想的发展预示着学校教育将迈入全新的阶段。

清末，科举考试逐渐走向灭亡，新的学校教育开始发展。

在帝国主义对中国列强进一步侵略和中国农民运动的冲击下，清朝开始出现了一个号召向西方学习的学派—洋务派。

洋务派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对清朝许多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洋务教育就是洋务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洋务派为促进教育发展而兴建了一批新式学堂。

这些学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外国语学校；二是技术学校；三是军事学堂。

由此分类我们可以看出，这时的学校发展已不再是为科举考试服务的机构，有了自己发展的方向。

新式学堂打破孔孟教育，引进西方知识，更加实用化，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

另外，洋务派倡导留学运动，扩宽了学校教育的发展范围，有力地冲击了传统教育。

1905年，科举考试制度废除，长期封建时代的旧教育在形式上宣告结束，科举考试对于学校教育的支配也由此终止，科举考试对学校教育发展的制约也不复存在，新的学校教育开始蓬勃发展起来。

纵观学校与科举考试的关系，我们可以得知，科举考试形成时和学校教育是相互发展并制约的，科举发展时对与学校教育的发展多是不利的，而科举衰落时更使学校教育有名而无实，直至科举考试制度的结束，学校教育才摆脱了束缚，走向了新的自我发展。

故而，学校与科举考试的发展是双刃的，有不利，也有不利，也存在不同时代利与不利的区别。

总之，教育的发展是向前的，科举是学校发展并不可少的阶段，也是学校教育更加完善与成熟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