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媒体介入对司法公正之利弊班级：2013级国际商务2班姓名：宋斐学号：2013814040摘要：本文先介绍了近年来媒体介入司法的背景，然后具体分析了当下中国媒体、司法、舆论各个主体的缺点，结合起来对媒体介入司法做出利弊分析，最后通过对利弊做出权衡与思考得出结论，更倾向于媒体应当介入司法的观点。

关键词：媒体介入司法公正舆论民意利弊比较背景：近年来，民众关注和参与法律的意识不断加强。

然而，在邓玉娇、李昌奎等案件掀起热议后，对媒体舆论干预司法公正的指控也相继产生。

媒体和司法的关系再度引人注目，诸如新闻自由不可侵犯，司法独立至高无上之类的观点又再一次涌现而出，毫无疑问，媒体的介入对于司法过程肯定会产生影响，但这个影响到底是积极程度更大一些还是消极成分更多一些，需要我们进行研究与分析，才能做出科学的决断。

明确一下定义：媒体介入是指媒体对案件情节、庭审和判决进行合法的报道评论。

而司法公正要求司法机关通过正当的程序，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进行公正的审理与判决。

介入之弊：首先，媒体介入可能阻碍程序公正。

媒体对案件信息的收集不像司法程序一样必须在法定程序内进行，因此媒体不可避免会有在“部分事实”范围内对案件作出判断的倾向，一旦形成舆论导向，就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在诉讼中受到不平等对待，即违背了程序公正中“对各方当事人的意见给予平等关注”的内容，违反了“程序平等性”的基本要求。

比如在佘祥林案中，最初的时候，佘祥林所在县城一份报纸对佘祥林打上了杀人狂魔的标签，但其实当时公安侦查机关还未完全确认其的犯罪事实，媒体在这里充当了有罪推定的角色，这样的舆论导向极易影响法官的内心确信，导致对于不同诉讼主体有不同的对待，妨害程序正义。

其次，媒体介入影响实体公正。

十年前张金柱驾车肇事逃逸案至今被众多学者当作“新闻审判”和“媒介杀人”的例证，由于媒体大肆渲染“不杀张金柱不足以平民愤”的民众情绪，导致了法庭审判时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从重量刑，而案件结束过后，专家普遍认为交通肇事罪不足以判死刑，是舆论影响了司法独立，造成了司法不公。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可张金柱临刑前却是一句“我死在你们记者手中”的憎恨之言，这让我们不得不反思媒体的介入在这个案件里到底起到的是积极效果还是消极影响。

最后，媒体能力日益增强，威胁法律权威。

媒体作为除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大政治权利，以其多媒介集成的融合性、开放性和实时性等特点，成为信息传播的最快平台和主要渠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难以保证将来的媒体还能在法律制度的约束下，承担起作为一个信息传播者的责任，更难以确认作为无冕之王的媒体，是否能够依然恪守传递真实、记载历史的信条。

这引起了很多人的警惕，因为一件事物发展越是繁荣，越是喜人的时候，也恰恰是该引起我们反思的时候，毕竟过犹不及，我们需要保持警惕。

除了正面直接看待媒体对于司法的影响之外，我们还应分别看一下司法、媒体、民众这三个主体目前在中国各自的缺陷：首先，国内的法院检察院员额制改革还未完成，法官、司法从业人员，本身素质不够高，水平参差不齐，本来就对于法律的信仰就不够坚定，加之，媒体介入之后民众舆论又会对其不理性地质疑，甚至是尖锐地批判，这样法官极易改变自己的内心确信，屈服于大众，迎合于舆论的大势所趋，导致不公正审判。

其次，媒体。

媒体的人力物力资源不足，从业人员素质甚至还没有司法机关的高，导致获取的信息必然存在不真实性，这样播放出去的报道无法传递出完整的案件信息，就必然使得大多民众不能正确看待问题，进而极易形成异于法庭审判的舆论压力，影响到司法审判，更何况，媒体要追求爆点，寻找噱头，这样很有可能对某些案件的某些情节进行断章取义的宣传，很有可能将民众的关注点转移到诸如富二代这样的敏感话题上，加大了误导民众的可能性。

最后，民众。

民众判断事件的特点有三个，一是感染性，二是从众心理，三是情绪化，而舆论的传播特点也包括这三个：蝴蝶效应、涟漪效应、模仿跟随，因而当面对同一公众议题时，形成相同意见的民众极易出现群体极化的现象。

比如药家鑫案里，媒体在传播的时候刻意地忽略了他的自首赔偿情节，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片倒的喊杀情形，最后被判处立即执行死刑，处决后专家反思判刑过重；再比如李昌奎案本来二审已经结束了，又迫于舆论的压力推翻了，这些典型的案例屡见不鲜。

况且，在新刑诉法对媒体严格限制的情况下，媒体能在刑事案件中接触到的信息愈发的减少，媒体在司法过程中的监督作用可能会大打折扣。

这些都是媒体介入对于司法公正可能带来的弊端，也是大多数反对媒体介入的观点所持的态度，我们必须承认它们的存在，但不能只看到弊处，每一件事物都是具有两面性，要决定用还是不用，要综合考量。

介入之利：首先，媒体介入帮助了焦点案件得到公正判决。

司法体系的运作并非完美。

邓玉娇案里，案情前后矛盾；赵作海案中，证据明显不足；14年曝光的内蒙古杀人案，更是在真凶认罪八年后仍未提起重审；黄静意外死亡，四次尸检结果相互矛盾却被定性为自然死亡不予立案；浙江叔侄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屈打成招，高破案率的背后却是刑讯逼供。

这些错判拖判的个案，正因媒体的介入引发民众关注。

而社会关注的压力恰恰是司法机构正视问题的动力，使难点案件受到重视最终得到公正判决，而媒体介入不仅仅止步于个案上的效果，孙志刚案引发了法学家和民众热议，最终推动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废止了恶法；唐慧案推动劳教制度改革，许霆案推动盗窃罪修改，吴英案后非法集资罪不再致死，媒体介入促进立法改革，推动了司法的进程。

被官员调戏，正当防卫却被判刑，在收容所被殴打致死却说是躲猫猫躲死，女儿被拐卖上访多年却得不到受理，金牌警探背后却是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在这样的情况下，引入外界监督已是迫在眉睫。

其次，媒体介入推动了司法系统实现公开透明。

公权力的运行越趋于封闭，其内部寻租的几率则越大。

因此，任何一种公权力的权力意志和运行信息都应尽可能公开以接受体制外的监督，防止权力异化。

如今，各国都逐步建立媒体监督司法的长期机制，通过保护民众的知情权与监督权，减少司法系统的腐败渎职，这也正是媒体作为第四权力的意义所在。

最后，媒体介入降低了其他权力干预司法公正的可能性。

现今中国，公权力界限模糊是司法独立的最大制约。

地方政府的维稳要求，让正当合理的诉讼迟迟不被受理；公检系统的结案压力，使证据不足的案件匆匆做出判决。

警方施加破案效率压力，政府施加社会维稳压力，司法想在这重重压力下保持公正，需要一些舆论的压力，民意的压力来实现制衡。

而媒体介入曝光了潜规则，引入了各方监督，与惯有干预形成制衡，保证了司法系统依法律意志独立运行。

毕竟，司法机关的资金来源于行政机构，人事任命也听从于行政机构，这使得司法系统难以独立于行政力量存在。

比如，兰州市政府向省高院发函为被告人求情，太原市违法强拆致人死亡案中，当地政府向两级法院发函恳请对被告人“慎重量刑”，陕西国土厅还发生过“省政府行政干预最高法院判决”事件，员额制改革就在尽力改变这一情形，但痼疾难除，司法不够透明，长官意志操纵审理，红头文件、公函求情甚至公开否决法院有效判决。

这些都是存在于体制内部的问题，就像一个人自己出卷、自己答卷自己监考，如果我们不引入外界力量监督，很难让民众相信司法机关，公信力难以建立。

这三点是媒体介入对司法公正的利处之所在，因为对于司法这样的一种强大的公权力来说，如果缺乏外部监督，就会有异化风险，毕竟它作为一种公权力与立法权、行政权没有本质的区别，尽管我们追求司法独立，它仍然可能存在暗箱操作，相互包庇，权钱交易的寻租行为，所以引进一种外部的监督是非常之必要的，而对于一些媒体审判的例子，其实盲目地打上媒体审判的标签是不合理的，因为如果我们仅用某些案件中司法结果与民意一致，就得出民意借助媒体指导司法审判，这样的逻辑是不能成立的。

因为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审判必须严格遵循法条，它不同于判例法国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那么大，媒体介入对审判结果产生的影响也没有那么大。

况且，即便产生不良影响，也并非不能规制嘛。

德国就要求媒体报导一律遵从“无罪推定”，否则终身不可参与庭审。

美国也规定，媒体在对未审判的案件做出评论时，如果产生不良影响，将受到严厉问责。

完善的规避机制减少了不当报道对司法产生干扰的可能，也促使媒体将报道重点放在监督司法人员上，使其更加谨慎，减少程序不公和实体不公。

如果我们担心媒体和民众会干预司法，那在允许媒体介入的同时，借鉴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种种制度约束和保障机制，防止司法陷入民粹主义的极端就好了，不能因为媒体和民众专业性不足，做不到绝不犯错，就认为媒体介入一定会干预司法，社会监督和司法独立的矛盾天然不可调和，这样的论证，确实有些片面。

毕竟，只有接受民众的审视，才能让司法真正得到信任。

结语：在今日，批判媒体的逐利和民众的愚昧已成为探讨与媒体相关话题时，心照不宣的政治正确，因为部分报道的片面性，也因为民众知识的有限性。

我们必须承认，媒体介入有弊端，而且问题还不小，毕竟它不等于监督，可没有哪一种监督方式是完美无缺的，尽管不能否认媒体的介入对于司法公正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困扰，可关键是这个困扰我们可以解决，但倘若我们将媒体拒之门外，这个监督就没了，司法系统的自净能力是做不到自己革自己的命的，因为冤假错案损害的是他们的名声，而只有媒体介入带来的监督效果才能满足我们对于公权力监督的需求，因为每一个民众不可能通过个人来监督，通过媒体的方式是最合理的。

其实今天对于媒体介入司法，我们有这样的三个担忧：首先是对于媒体的担忧，的确，媒体曾有过不实报道，诱导民意的做法，但我们也有种种措施来对媒体进行监管，约束。

不断完善的相关法律规范了媒体报道的内容和方式，不同媒体间的相互竞争也保证了片面虚假的报道难有市场。

请冷静的想一想，近几年来，药家鑫案中出现过的大量虚假报道是不是越来越少，那些惯于操纵民意的媒体，公信力是不是越来越低，这能够回答我们心中的担忧，第二个是对民众理性不足的担忧。

我们担心民意对司法造成干预。

可如果法官审判时遵循的程序是合法的，采纳的事实是可信的，适用的法律是正确的，那么这样一个公正的判决就能够说服任何一个有理智的民众。

即使像李启铭案中那样的极端情况，错误的民意成为主流，司法系统的专业性是不是也保障了公正的判决。

更何况，绝大多数的个案中，民众监督的确发现了司法不公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还将民众概括为愚昧的群氓，那就有些偏颇了。

第三个担忧是对于司法独立的影响。

这里我们需要摒弃一个偏见，媒体介入天然意味着对司法独立的戕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很奇怪，为什么媒体可以对案件做出报道和评论，社会可以对司法进行监督和质疑，是每一个法治国家，民主国家，现代国家的常态呢？布兰戴斯大法官在审理惠特尼诉加利福尼亚案时对自由的阐述至今仍然发人深省：“对社会危害的恐惧，不能成为打压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正当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