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古代文学的审美理念
日本书面文学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八世纪。

在漫长的文学发展历史中，其显著的特征之一便是全体的统一性，或者说历史的一贯性①。

具体而言，文学形式和文学审美理念不是以旧换新，而是旧中补新，持续发展。

比如，短歌作为抒情诗的主要文学形式有超强的生命力，从八世纪的31音的短歌，到十七世纪以后俳句这一新的形式加以补充，二十世纪以来则常用长自由体诗型，直至今日短歌依然是日本抒情诗的主要形式之一。

文学理念方面，上古时代的真实以其朴素性成为日本古代文学的根本精神，进而演变为平安摄关时期的物哀、到古代后期，融入中世的幽玄、空寂和闲寂、近世的风流（日语写作粋），成为日本不易的美学思想。

明治以后直至近代，歌人依然重哀能作者求幽玄茶人尊闲寂艺人倾粋。

这些美的理念不是随着时代的终结而消失，而是被新的时代所吸收，与新思想并存，成为日本美学发展史的河床。

日本文化精神从萌芽初期，首先表现出以原始万物有灵的神道思想为根基的真实的朦胧意识。

所谓真实，既具有如实呈现的、写实的实，又蕴含着道德的、感情的真，是朴素的真实，原始的纯情，如童心般的境地。

真实思想最早在上古无文字记载时期的言灵信仰上反映出来，从咒语、歌谣、祝词、古代神话传说这些原始的文学形式，围绕生与死的主题，表现了人的最初生活意识和最原始的愿望，再经过八世纪《古事记》《日本书纪》和最早和歌总集《万叶集》等作品的洗练，逐渐形成了真实的理念。

这种重视真心和真诚的真实流贯于日本文学始终，成为日本美学思想的根底。

平安时期开始在真实意识中萌发哀的理念，逐渐演进为情趣化的物哀美学思想。

记纪所记载的神话、歌谣所表达的对国家、民族、集团性质的真实感动，是对自然、神灵的共同感动而产生的哀，不是单纯个人的情趣，至《万叶集》后期，逐渐开始产生抒发个人情感，反映朴素的真情实意。

平安时代的日记、随笔以反省自己为动因，表现自然的内观世界。

紫式部以真实作为根底，深化了主体感情，创作的《源氏物语》被视作物哀文学的先驱，更新了上代的美学精神。

这种物哀是心物相接受到感动后的喜怒哀乐诸相，是形式和内容浑然一体的调和，涵有现实的理想化，成为当时美学理念的主流，又超出文学领域，影响到古代日本人的精神和行为规范。

如日本人对大自然的钟爱如日本文学纤细、优雅的文风。

平安时代中期，源于真实的物哀美学思想的完成，代表了纯粹的日本本土精神，确立了日本文学的美的价值。

时至日本中世的镰仓时代，物哀融入了当时兴盛的禅宗的重悟性好闲寂的精神，当将带有神秘色彩的悟融为富有情趣的艺术来进行象征性表现时，便形成了这个时期美学的最高理念幽玄。

幽玄一词源于中国唐代骆宾王的委性命兮幽玄，其后包括佛法在内的一些文献典籍也用此词，以示幽微、玄妙之意。

传到日本后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改变，日本最早见于平安时代《古今集》真名序中的歌学用语，当初被用作超俗神秘之意，以示和歌之风韵、雅趣。

到了中世，被尊为新古今时代歌坛领袖的藤原俊成，起初把它当作超越姿-词的余情美，在此基础上，以藤原定家的和歌、心敬的连歌、世阿弥的能乐美学论为中心，各个不同时期的代表性文论家又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构建了中世的美学体系。

幽玄开始成为日本文学精神后，它的内容有静寂-妖艳-优艳-平淡的变迁，与素材的写实相比，更重视抽象本质的把握和情调的折射，形式上重言外之意的余情、余韵，如同绘画中的生动气韵。

和文学方面，和歌中所现的平淡与清新，军事物语中人生的虚无与哀怨，能乐中的情趣与幽邃，随笔中的平易与寂寥，都体现了佛禅的幽深、玄妙。

这种余韵-余情-气韵生动是日本文学精神的重要方面，并渗透到日本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

如日本三弦音色单纯，但余韵悠长；舞姿舒缓简素，但富有张力，不乏流畅美。

尤其是茶道，努力在狭小的茶室里，努力创造出一种枯淡、幽寂的氛围，使茶人充分享受‘无即是有，一即是多’的余情与幽韵②，典型地体现了禅的精神与趣旨。

幽玄扎根于物哀和佛教的无常观的土壤上，并与余情等因素逐渐融
合成了以幽玄为中心的空寂美学理念，并将这种美学精神更深地引向不易常住的内面世界，乃至能乐的轻词重心，以心传心，深化余情的内面性，最后抽象为空寂的无的美学。

这种幽玄精神，与松尾芭蕉（16441694）俳句的闲寂相通，是相似的情感象征，只是幽玄的情趣内容中有空寂-妖艳等的变化。

而闲寂导出的哀婉的余情表现中蕴含着余韵细腻轻妙③，是不易流行。

所谓闲寂是在中世以来的幽玄基调上，融入枯淡闲寂的情趣，经由西行、慈圆、宗祗的努力，终由芭蕉完成，树立了风雅、闲寂的蕉风，进入禅寂的意境。

这种情调并非流于表面，而是作者基于实际体验的内心观照，所以即使华丽、美艳的题材也能渗入，将枯淡与柔美加以调和，达到虚实相生的余韵之境。

这样，平安的物哀美学在发展过程中，以真实为基础，形成哀中蕴含寂，成为空寂与闲寂的美学思想底流。

日本人将茶道、花道都提升到一种艺道的高度，是因为日本人不仅满足于艺术性的追求，更因为他们将艺术视作与人生不可分割之物。

茶道、花道之所以重礼仪、做法，是因为从严格的型和形式中可以象征性地体现本质的东西，寻找真的生命的精神，直观性与象征性相融合。

这种经型来寻找白光般的纯粹，便是种修行，是悟道之心，成为日本文学精神的重要一面。

将奔放的热情与才华融入型中进行锤炼，寻找内在的生命之光。

他们相信即使有时重视机智的技巧主义，最终还要归于平淡无味的境地。

淡便又成为一种重要的特质，不止于文学，也是日常生活中所要追求的境界。

素雅的挂画、只插一两朵小花的精致花瓶都是一种平淡美，力求将七色的彩虹之光最终回归到白光，一切复杂的背后都有一种单纯美。

淡不仅成为日常生活的规范，更是成为艺道批判的标准，成为中世以来艺术精神、艺术批判的中心精神。

得道之人、达人的艺，都是无色无香但富有深度的艺，也可以说是悟透之后的老境之艺，归根结底是彻底的自然之道。

从这个意义上讲，老境如同童心，只不过在心灵的成长方面一个是未谙世事前的单纯，一个是经历人生后的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