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探伏尔泰对基督教神学的批判[摘要]探讨伏尔泰对于基督教神学的批判，试图找到伏尔泰启蒙思想之基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着重从其著作《风俗论》入手，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对此进行了一番探讨，并对他的批判思想进行了简要评价。
[关键词]伏尔泰基督教神学理性伏尔泰史学思想的内核是理性。
以理性为出发点，伏尔泰创造性地把以欧洲为中心的基督教历史扩展为真正的世界史；将政治、军事史推及到人类文明进步史。
然而，伏尔泰的这些“立新”正是建立在“破旧”基础之上的，没有对基督教神学全面而深刻的批判，伏尔泰理性史学大厦是建构不起来的。
“上帝”和“灵魂”的概念是基督教的两大精神支柱。
基督教主张以神为中心，认为上帝全知全能，是人和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创造者。
在教会看来，人类生而有罪，“上帝通过人间的统治者统治着人间的国家”。
基督教还鼓吹“灵魂不灭”说以愚弄、欺骗从而统治人民。
伏尔泰认为，要批判基督教，首先就要摧垮基督教这两大支柱。
伏尔泰将批判的矛头首先指向了当时的历史研究领域。
他指出，传统的历史家们的研究都是对《圣经》进行注释，他们都无法摆脱静止的、僵化的以经带史、以史注经的思维模式。
伏尔泰于1756年出版了《风俗论》，此书是以尊重事实的态度，按照科学的方法撰写出来的。
进行没有宗教色彩的新型的世界史的撰写，这是前无古人的创新。
上帝创世是基督教基本教义之一，在《风俗论》中，伏尔泰抨击了《圣经》的创世史。
大胆揭露了《圣经》的荒诞和离奇。
他第一次将非基督教的古老民族：中国、印度、波斯赫赫置于各民族之首的地位。
他严正指出，许多国家的文化，在起源上要比《圣经》中所说的希伯来人的文化早得多。
基督教所宣扬的宗教史观，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是说不通的。
在《风俗论》导言也就是《历史哲学》中，伏尔泰用了12个章节的篇幅对犹太人的历史提出了质疑。
在他看来，所谓原罪、方舟、神迹等等全是滑稽可笑、荒唐透顶的神话故事，宣传这些是对人类理性的侮辱。
伏尔泰并没有把这种批判停留在历史领域的责难，还提高到哲学的高度进行分析。
他认为，“过去千百年中，一切民族……对于上帝毫无概念”，“上帝”的概念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伏尔泰进而分析了上帝的属性。
在他那里，上帝是模糊而没有人格的，这与犹太基督教所说的上帝并不相同。
他认为，关于上帝的认识超越人的知性，拒绝接受来自启示的一切证明，排斥神学家的论证，甚至否定上帝的天道。
虽然伏尔泰一方面“深信有一个神存在”，但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些理由建立在感情基础上，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如果从理论上思考，则出现矛盾。
因此，他得出结论，无论说神是永恒地创造世界，还是在时间流逝中的一段时间创造世界，都会陷入困境。
“帝国兴衰皆是上帝神秘的设计”的神学史观也是站不住脚的。
这样，神就失去了他在宗教信仰中的原有地位，被伏尔泰从宝座上拉了下来。
伏尔泰还摧毁了基督教的另一支柱，即对“灵魂”的分析和驳斥。
1764年鲍斯威尔拜访费尔内时，曾与伏尔泰讨论什么是灵魂，伏尔泰对于鲍斯威尔的追问不无讽刺地回答：“初出茅庐的学者和僧侣们完满地知道它的一切。
而我仅仅是一个非常无知的人。
”在《风俗论》中谈及灵魂时他说道，由于社会的开化，人们开始有余暇进行思考了，“大自然使原始人在遇到异常灾害时感到有某种超人的东西存在，同时也使他们感到人身中有某种东西在行动，在思想”，“人们在梦中见到自己所怀念的人……那出现在活人面前的乃是在死者生前附在其身上、死后却在空中游荡的某种东西”。
伏尔泰认为：“精神和我的官能同生同长，同样枯萎”，“它同样要死亡”。
因此，伏尔泰认为，“灵魂不朽”说虚幻不实，其实不过是一种教条。
伏尔泰进一步批判了为“灵魂不朽”说张目的形而上学思辨体系。
他认为，编造天赋观念形而上学体系这种讲哲学的方式，比起经院哲学的鬼话还要危险，天赋观念论为宗教神学最根本的信条灵魂不灭作了辩护，必然受到教会反动势力的欢迎，为神学家所利用。
伏尔泰用感觉论驳斥了天赋观念论本身的虚妄。
他说，“人心里根本没有天赋观念”。
伏尔泰还讥讽了莱布尼茨为宗教神学论证的“前定谐和”说，他诘问道：“如果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是上帝预先安排的，它的归宿都是完美的，为什么善良而智慧的上帝要如此残酷地毁灭他所创造的人畜呢？这是惩罚吗？为什么不惩罚巴黎及其它城市呢？”伏尔泰从哲学角度的驳斥使得基督教神学的支柱受到毁灭性攻击，这种釜底抽薪的方法是明智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诚如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评价的：“伏尔泰第一个走上了新的道路，把哲学的明灯带进了黑暗的历史档案库。
”如果将对“上帝”和“灵魂”的批判比作是对基督教神学之两条腿的痛打，那么，伏尔泰对天主教会的直接抨击可谓是当头一棒了。
1750年5月，伏尔泰发表《圣贤和百姓的声音》，首次提出他的最著名的口号“消灭败类”。
在后来的许多年中，这个口号成为法国革命反对教会势力、反对各种敌人的战斗口号。
在这里，伏尔泰所讲的败类的含义为何？笔者认为，把败类看作是对宗教狂热、基督教的批判有更具说服力的证明。
伏尔泰于1722年写成《致乌拉尼诗简》，表明了他远远背离了他父亲的信仰，三十岁时，伏尔泰公开承认自己不是基督徒。
在《亨利亚特》中，他曾表明自己不在日内瓦和罗马之间作任何选择，这说明了他坚决反对天主教和新教都拥护的学说。
虽然伏尔泰并没有全盘否定宗教的作用，但是，伏尔泰所认为的启蒙运动与自由思想的敌人又绝不仅仅是某一个具体教派（如天主教），而是一股反动、落后的势力。
他曾说：“如果把我交给狼的话，从狐狸手里被救出来又有什么好处呢？”从这个层面来看，与其说伏尔泰是对教会进行批判，倒不如说是对一种落后势力存在之形式或载体的否定。
正如马克思在评论伏尔泰《终于得到解释的圣经》一书时所指出的，伏尔泰在这本书的注释中以敬神的议论补充正文中不信神的宣传，可是“有谁相信这些注释的赎罪的能力呢？”从这个角度看，若只把“败类”看作伏尔泰在著述中直接批判的“宗教狂热”，也会理解得比较狭隘。
可以说，善于一定的自我保护正是伏尔泰得以较为顺利出版自己的刊物、表达自己理想的一方面原因。
比起其他一些启蒙思想家刚刚出版一两本书便被查封送进监狱而终止著书批判，这或多或少反映了伏尔泰斗争方式的之高明。
伏尔泰从历史研究和亲身经历中体会到，基督教是社会不安定的根源，是真正宗教的敌人。
“基督教反复向人民灌输迷信”，教会就是“一些狡猾之徒所虚构出来的最庸俗的欺骗之网”。
他指出，一切灾难来源于无知，而无知又是教会造成的。
”当一种旧的谬误牢固形成之后，统治者便用它作为马嚼子，由平民百姓套在自己的嘴里，直至另一种迷信把它摧毁，而统治者又像利用第一个谬误一样，把这第二个谬误利用起来”。
伏尔泰还充分体察到基督教会残忍的一面。
伏尔泰搜集了古今大量的事例，揭露全部教会史是充满迫害、抢劫、谋杀等暴行的历史，是教会僧侣煽动宗教狂热和偏见的罪恶史。
特别是宗教裁判所，更是罪恶滔天，它“不是信仰的堡垒，而是扰乱人心的人为的祸害”。
他讽刺道：“如果人们历数……由宗教狂热所引起的杀戮，便会发现这类纷争比战争更能减少地球上的人口。
因为战争只消灭男人……而在因宗教而发生的大屠杀中，女人和男人一样遭到杀戮。
”在《新大陆的屠杀》一文中，伏尔泰说：“我们不幸的地球从未遭到比这更为可怕的普遍的毁灭，从来没有犯过比这更加严重的罪行。
”看来，在封建神学的统治下，“只有手执武器才能成为大祭司，只有踏着竞争者的尸体，才能进入天堂”。
伏尔泰得出结论：基督教的罪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它的本质暴露；它不是一棵健康树上的恶果，而是一棵本身就有毒的树。
有破有立，伏尔泰提出号召：“我们必须连根拔掉这棵永远散布毒素的树”。
“所有僧侣都是可以消灭的，而根本用不着害怕。
”“迷信宗教最终被人类理性所取代，这就是历史的真正意义。
”限于时代发展的水平，伏尔泰的思想是有其局限性的。
诚如马克思所说：“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
”伏尔泰反对基督教神学，但是又不满意无神论，而是提倡自然神论，尤其认为君主和群众不应拥有无神论思想。
他认为，是上帝赋予人类以理性，而理性又是改造社会、拯救黎民百姓的灵丹妙药和唯一力量，更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动力。
因此，伏尔泰的批判思想就其总体来说又是唯心的。
伏尔泰有句名言：“如果上帝不存在，必须把他创造出来。
”伏尔泰没有完全抛弃宗教，也暴露了他思想的矛盾和理论的不彻底。
当然，就其基本精神和实践活动来看，上述的局限无损于他作为一位伟大启蒙思想家的光辉形象。
正如维克多·雨果所评价的：“伏尔泰的名字所代表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个时代。
”伏尔泰批判基督教神学的思想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此后，近现代史学在没有神学的羁绊下迅速发展起来，历史越来越接近其本来面目。
因此，与其将他的这一批判思想评价为其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毋宁说这种“破旧”构筑了启蒙思想之基。
参考文献：[1][法]，伏尔泰，《风俗论》，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2]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3]赵立坤，《论启蒙时代历史观》，载《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版[4]张秀章，解灵芝，《伏尔泰思想录》，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5]郭小凌，《西方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5][法]维吉尔·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商务印书馆2000年[6]卡西勒，《启蒙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7]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