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阮籍和嵇康人生经历有感
诸葛孔明一对，对出三国鼎立，政局稳定，群雄辈出，固有建安七子积极入世，每个人都有着奉献、追求、成功的机会：司马仲达一出，三家归晋，战乱频仍，人才零落，使得竹林七贤消极避世，以自我为关照对象，抒发个人情感。

而也正是这时中国文坛出现了阮籍和嵇康这对“瑜亮”，演绎出不一样的人生。

“党锢之争”将阮籍和嵇康这对弱弱书生卷入政治旋窝中，但对待政治嵇康和阮籍却体现出了不同的人生态度。

曹魏争取覆灭之后，司马氏掌权，阮籍和嵇康无法逆时代之潮流，也只能低下头颅响应司马氏集团的征召，告别竹林到京城来，给司马氏装潢门面。

虽然满肚子的不情愿，但也只好应承，既勉为其难，亦无可奈何。

但在司马氏的昏暗统治下，两人走向了不同的反抗道路。

嵇康，鄙视权贵，面对钟会的笼络，不改其狂放本性，依旧在家门口的大树下“锻铁”，手起锤落，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令其悻悻而回，钟会便怀恨在心，加之嵇康向来反对司马氏篡权，在一些仇视嵇康的小人的诽谤和唆使下，公元262年，统治者司马昭下令将嵇康处以死刑。

在刑场上，有三千太学生向朝廷请愿，请求赦免嵇康，并要拜嵇康为师，这正是向社会昭示了嵇康的学术地位和人格魅力，在一曲《广陵散》的哀声中从容地引首就戳，时年仅三十九岁。

阮籍，抱着匡扶济世的之志，志在从戎，但是正应了那句“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加之在政治上的举棋不定让他没能得到专权者的太多赏识，于是便托病辞官归里。

政局险恶，世事不可为，此刻的阮籍只能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

与世无争，宠辱不惊，放浪佯狂，最后得以终其天年。

两种不同的处世态度决定了两人的命运，一个在沉默中爆发，一个在沉默中溺没：一个轰轰烈烈的死，一个平平淡淡的生。

没必要争论孰优孰劣，政治介入也好，回避也罢，都需要周旋一番，而周旋是需要才能和智慧的，两者体现了不同的智慧与才能，一刚一柔。

而在文学造诣上两者又大有不同，这是由于家世出身、个人性情、人生阅历等方面的个体差异。

嵇康，清心寡欲,恬淡自然，受社会风气的濡染,嵇康好老、庄之学,崇尚自然,追求精神自由,鄙视物质享受：服膺儒学,鄙弃虚伪名教；嵇康家世儒学,他对家传之学厚爱有加,对儒学仁爱忠恕之道信仰尤笃；越名教而任自然，出于对司马氏倡导奉行的虚伪礼教的深恶痛绝,嵇康公然宣称要“越名教而任自然”；其思想代表了魏晋名士最具个性和魅力的思想境界。

阮籍，蔑视礼俗,放达荒诞；言辞曲折,消极避世，使得他的诗歌首首氛围枯寂，情感低沉，对人生充满悲剧意识。

但是这并没有降低了它的文学价值，更体现出他对黑暗时代深刻的控诉和呐喊。

两人文学上造诣的不同亦分不出孰优孰劣，但是他们都代表了东晋名士所特有的风骨，放荡不羁，任意妄为，违背礼教，思想自由。

一个人的性格对于人生观具有巨大的影响，两人狂放不羁的性格让他们成为时代的异类，但他们都是遵从于心灵的归宿，一个人且长且短，该有怎样的人生完全取决与个人，在世俗的浮躁和喧嚣中，请不要迷失自己，做个真正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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