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程是坎坷不平而又富有诗意的：一次次美好的机遇从中国的身边擦肩而过；一批批仁人志士呕心沥血、前赴后继，其心均为寻找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捷径，以使中国早日跻身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一个个倾情而出的现代化方案层出不穷，共同鸣奏出波涛汹涌、波澜壮观的现代化思想交响乐。

然而，百年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结果却是非常令人不满意的，虽然中国也不乏发奋图强的现代化先驱者，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实在太缓慢了，所取得的成效如果与同时期的世界其他后发式现代化国家相比较，实在微不足道。

这种局面令后人们陷入沉重的思索：其原因何在？针对这个问题，学术界已有无数人进行过程度不同的研究，提出过很多真知灼见。

坦率地说，对于任何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要想探知其真正的发展动因，是不可能的，因为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永远都存在着不可填平的鸿沟，任何经过艰辛而睿智劳动而形成的对于客观世界的反映都是相对接近真理的认识。

本人正是抱着这种不求全知的态度，来对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缓慢之原因进行一番简单的分析。

第一，中国主动迎接现代化挑战的意识十分薄弱，苟且偷安的封闭心态占据了整个社会群体思想界之主流位置。

后人多对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表示痛心疾首，从骨子里不相信拥有四万万人口、80万军队的泱泱大国竟敌不过漂洋过海、远离故土的区区两万英国军队的进攻。

因之，便很自然的形成了“汉奸误国论”，把失败的原因简单的归咎于政治决策和军事指挥上的失当。

应该说，如果单单从军事战争的层面来考虑，中国本不该败，它完全可以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比如象后来的抗日战争一样，来克服兵器上的弱势，而打退英国军队的进攻。

持这种论调者为数甚多，即便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朝野上下也大都抱有此种心理，所以，无论是林则徐、魏源，还是琦善、奕经、伊里布，虽然后世将其各打入“红”、“黑”两派阵营，但在对待英军犯境之始初的态度都是同一而坚定的：坚决主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对来自域外的新文明的挑战的威力之程度大小缺乏认识，只是想被动地举全国之兵力将英夷赶走而一了百了。

而当发现此种用兵之举不仅糜费昂贵、且节节败退之事实时，则唯恐其引发全面社会的混乱和危机，于是又想采取求和之举来“哄”走”夷”敌。

他们中绝大多数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将是一场新的文明开始挑战中国的开端，自然也无法有意识地超前性思索如何采取措施主动迎接这种新文明的挑战。

所以自1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虽有魏源、姚莹、徐继畲等个别人强调了解西方的重要性，魏源还大力呼吁要“师夷长技”，但这种很快回应西方文明挑战的现代化意识只能被亿万人迟钝僵化的思想所淹没，而无法成为社会的共识。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上述现代化意识才由个别式的“学在民间”上升到较普遍式的“学在官府”，终于启动了器物层次的中国现代化运动——“洋务运动”。

但“洋务”的实行并非标志着中国人的现代化意识的普遍增强，而仅仅标志着大清国政府内官员的现代化意识已不是完全绝对的与此前一样的死水一潭，而是有了一定程度的萌芽，使中国开始了主动探索现代化发展的道路，尽管其步伐极其缓慢。

但从总体上来说，当时中国人的现代化意识还是非常弱的，多数人安于现状，盲目自大，不思进取。

1862年7月，在洋务派领袖奕訢的大力倡导下，以学习西学、培养西学人才为目的的同文馆正式设立。

此举可谓中国主动探索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其历史意义已是后世所共见。

但大批守旧派官员对于朝廷关于在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招收科甲正途出身人员入馆的举措表示反对，以为“天文算学只不过是技巧末艺，持以自强救国，是本末倒置，徒劳无效；……‘奉夷为师’，必会导致‘变而从夷’，祸国殃民”。

[20]他们中有人甚至在此时连西方的船炮利的事实都罔然不顾，枉斥“火轮者至拙之船”、“洋船者至拙之器”。

他们的中心思想乃倭仁所言：“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他们以此来否定同文馆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否定西方科技的先进性。

他们的行为是对西方现代化浪潮冲击的完全漠视和麻木，表明了他们现代化意识的严重薄弱，而他们的这种思想是一大批中国官僚士大夫的思想观念的集中代表。

可以说，直至甲午战争之前，现代化观念（虽然主要限于器物层次）在绝大多数中国人身上表现的仍极为淡薄。

只是在空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中国的士大夫文人和官僚们才陡然间集体性的增生了现代化意识，于是仓促间有了戊戌变法，有了辛亥革命，甚至也有了清末新政。

但这种在被动挨打的过程中无奈的增强的现代化意识，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大规模、全面系统后发式、追赶型，需加速发展的现代化任务。

第二，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国所带来的沉重的负面影响。

虽然，今天的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帝国主义”一词的使用频率已大大降低，但这并不意味着需要对“帝国主义”进行一番重新盖棺定论。

“帝国主义”作为“侵略”的代名词，其历史行为是客观事实，无可置疑。

因此，本书沿用过去使用的，甚至带有过多意识形态色彩的“帝国主义”一词，来形容19世纪中后期、20世纪前期不断向外侵略扩张、处于上升期的资本主义国家。

一般的来说，我们都习惯于把鸦片战争的爆发作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开始。

从历史分期所需的标志性历史事件的角度来看，这种分法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但这并不表明从1840—1949年间帝国主义都程度相同的“侵略”着中国。

事实上，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从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起到1856年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夕，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还谈不上有多大的侵略，只不过想获得在中国进行合法自由贸易的权利，勉强算得上想利用贸易来达到“侵略”中国的目的。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开始，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所有的侵略性表现的日益明显，渐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的泥潭，甚至于差一点“亡国”。

在帝国主义给中国施行侵略的国家当中，使中国遭受到近于灭顶之灾的是日本，英美诸国之“侵略”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阻碍作用自20世纪初开始不断式微，美国则很难说对中国施行了多少带有负面影响的“侵略”活动，唯有日本确是得寸进尺,变本加厉。

帝国主义的侵略的确给中国现代化进程带来极严重的负面影响，关于这些负面影响的具体情况大致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加以认识。

在政治方面，帝国主义国家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和独立，使中国主动发展现代化变得越来越困难。

各帝国主义大国在中国均享有程度不同的政治特权，诸如霸占领土、划分势力范围、强占租借地、享有领事裁判权等。

这一方面使中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受到严重侵害，直接攫取了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很多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另一方面也使得无法扭转这种局面的中国政府的社会威信不断受损、降低，使后发式现代化快速发展所必需的政治动员力、政治整合力不断削弱，严重影响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各种资源的迅速而有效的整合。

另外，各帝国主义国家还经常直接干涉中国的内政外交，通过政治施压来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发展。

他们还通过扶植各自在中国的中央和地方实力集团作为自己的利益代言人，来满足各自的需求。

而这必然加剧了中国中央政府内部的争权夺势和地方上的各派军阀混战局势的发展，使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得不到一个良好的氛围，使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一波三折，历经坎坷艰辛，浪费了漫长的大好时光。

在经济方面，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掠夺，更是疯狂无比。

其掠夺方式主要分为如下几种类型：其一，索取所谓的战争赔款。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从中国索取赔款210万银元，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各从中国索取白银800万两。

甲午战后，日本从中国索取赔款2.3亿两白银，而清政府当时的年财政收入只有8000万两白银。

义和团运动后，中国向各国赔款4.5亿两白银，加上利息共计9.8亿两，到1937抗战前夕实际支付了6.6亿两白银。

大量的赔款使本已困窘的中国雪上加霜，现代化发展所需的资本积累无处可寻。

其二，通过给予中国借款来索取高额经济利益。

从1853—1949年，帝国主义国家共向中国借款达62.91亿元。

国际间相互借款本是正常的经济活动，似乎无可厚非，但此间帝国主义国家给中国的借款往往附带着非常苛刻的政治、经济条件，如长期控制中国关税税率的变化，以盐税、关税、厘税、烟酒税等作为偿债担保，利率过高，享有在中国开采矿产、建筑铁路等权利。

这些条件都大大便利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使中国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其三，通过不平等条约，直接攫取了一些经济特权。

如协定关税、自由通商、最惠国待遇等权利，使中国的经济自由权受到严重侵害，比如关税方面，在1929年以前，长期的税率不超过5%，约只有2%至3%左右，导致外国商品大量倾销中国，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也大大减少了中国的财政收入，严重影响了现代化发展所需的资金积累。

其四，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直接的破坏和损失。

为了迎战，中国政府方面需花费大量的军费，仅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例，就花掉了军费约3000万两。

[21]战争给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破坏程度则往往无法精确的用货币数字来计算。

象圆明园的被毁，旅顺城的被毁绝，颐和园遭劫，已经无法用准确的数字来计算其遭受的经济损失了。

一切侵略战争给整个社会所遭受的经济损失更是无法准确计算，其中尤以日本于20世纪30年代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现代化发展造成的损失最为巨大。

据有关的人士研究认为，自1814—1936年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在2%至2.5%左右，如无日本侵华战争，则1933年—1953年间的中国的GDP应增加1.63倍（作者注：中国大陆的经济在1952年才恢复到抗战前的水平），而实际上只增加了0.28，而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约1000多亿美元[22]。

第三，盲目排外的自大狂情节和保守主义情节的影响。

由于中国是在西方列强枪炮声的恐吓下才被赶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之上，这就决定了中国人对西方列强从骨子里存有反感心理。

加上自己昔日所拥有的辉煌历史的孤芳自赏，使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人在虚幻的自大狂情节的驱使下，产生了比过去更强烈的盲目排外主义的行为，不独对西方的精神文明贬斥为“伤风败俗”，即使对其明显优越于中国的物质文明讥笑为“奇技淫巧”。

故而在五口通商后的20年间，国人对于西人、西学、西礼仍抱有一种不可理喻的怪物印象，既不欢迎西人，也不愿学习西学，更不习惯于西方礼仪制度，仍蔑称之为“夷”，俨然以文明者自居，这就不可能不产生各种排外之举。

“教案”频起，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从1861－1895年间，中国就发生了数百起规模较大的教案[23]。

这些教案的发生，不乏有一些是教士胡作非为而引起，但多数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盲目仇外、排外的心理而产生的。

尤其是甲午战争后，面对着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日益加深，中国民众心中的怒火无从释放，于是非常自然的将这种仇恨的烈火吹向生活在中国的广大教士及“背叛”了祖宗的普通中国教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