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月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3卷第4期Aug .2006Journal of Chongqing Technol 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 on )Vol 123 NO.4《战国策》对后世几种小说的启发与影响3吴洪生(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400715)[摘要]《战国策》是先秦时期的一部历史散文著作,对后世许多种文体的影响都很大。
这些文体包括:谴责小说,侠义小说,传奇小说,史类小说,赋体小说,寓言小说等。
从《战国策》的内容和写作手法上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战国策》的一些篇章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小说因素,对于后世小说的丰富和发展功不可没。
[关键词]战国策;后世小说;文体[中图分类号]K231.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06)04-0096-04 《战国策》是先秦时期的一部历史散文著作,其内容庞杂、叙写方式特殊。
后人对此书认识不同,褒奖不一。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把它列入经籍类的“六艺”之中。
《隋书·经籍志》认为此书“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
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
”因而将其归入“杂史”类。
《文献通考》卷一九五引郑樵注曰:“古今编书所不能分者五:一曰传说,二曰杂家,三曰小说,四曰杂史,五曰故事。
凡此五类者,足相紊乱。
”由此可知,杂史迹近小说笔记,是和严肃的正史不能相提并论的。
晃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说此书“盖出学纵横者所著,当附于纵横家。
”即认为它是反映一家之言的子书。
对于此书的思想倾向的评价,莫衷一是,总体来说是毁多于誉。
刘向在《战国策叙录》中说此书虽然“不可以临国教化”,然而其所记“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
”曾巩在《战国策目录序》中说此书“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
”清代陆陇其编著了《战国策去毒》,抨击此书“足以坏人心术”。
可是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赞扬褒奖它的文学成就。
陆陇其也不得不承认此书“文章之奇,足以悦人耳目。
”王觉在《题战国策》中称赞它“辩丽横肆,亦文词之最。
”吴曾祺在《战国策补注叙附例言》中认为“其文章之美,在乙部中,自《左》、《史》外,鲜有能及之者。
”它的浓厚文学意味在先秦众多的著作中极具有代表性,后世的辞赋、论说文等无不大受其影响。
其中许多篇章的内容和写作手法对后世的小说亦具有一定的影响。
一、讽刺手法对谴责小说的影响《战国策》的作者成分相当复杂,他们当中许多人或者不满于当时的世态,或者为了所事之主而攻讦他国之人和事,许多内容在看似不经意之间表露出他们的冷嘲热讽,如《战国策·齐策四·齐人见田骈》:“齐人见田骈,曰:’闻先生高议,设为不宦,而愿为役。
田骈曰:子何闻之?对曰:臣闻之邻人之女。
田骈曰:何谓也?对曰:臣邻人之女,设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则不嫁,然嫁过毕矣。
今先生设为不宦,訾养千锺,徒百人,不宦则然矣,而富过毕也。
田子辞。
”作者对道貌岸然的田骈的辛辣嘲讽可谓绝妙,虚伪透顶的世态于此可窥一斑。
又如《战国策·韩策二·楚围雍氏五月》:“韩令使者求救于秦,冠盖相望也,秦师不下。
韩又令尚靳使秦,谓王曰:韩之于秦也,居为隐蔽,出为雁行。
今韩已病矣,秦师不下。
臣闻之,唇揭者齿寒,愿大王之熟计之。
宣太后曰:使者来者众矣,独尚子之言是。
召尚子入。
宣后谓尚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尽置其身693[收稿日期]2006-03-17[作者简介]吴洪生(1979-),男,安徽巢湖市人,西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妾之上,而妾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
今佐韩,兵不众,粮不多,则不足以救韩。
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
”“作者自己并没有发表评论,但是秦宣太后寡廉鲜耻的形象如在目前,讽刺得不漏痕迹,手法的高明不禁让人叹服。
鲍彪在《战国策》注本里说:“宣太后之言污鄙甚矣!以爱魏丑夫欲使为殉观之,则此言不以为耻,可知秦母后之恶,有自来矣!”清朝王士桢《池北偶谈》里也说:“此等淫亵语,出于妇人之口,入于使者之耳,载于国史之笔,皆大奇!”还有,苏秦的自刺其股,朝秦暮楚,其志不过在于金玉卿相,归夸于妇嫂,纯属一个利禄之徒。
作者在讽刺苏秦的同时,也将其妇嫂的势利嘴脸暴露无遗。
作者有意将苏秦游说路过洛阳,周显王“除道效劳”(据吴师道注)的史实,移植到其妇嫂的身上,以其亲属的前倨而后恭,来揭露世态的炎凉,讽刺意图是十分明显的。
范雎劝秦王以重利离散合纵之士,则更以狗为喻说:“王见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与斗者;投之一骨,轻起相牙者,何则?有争意也。
”(《秦策三·天下之士合纵相聚于赵》)也是讽刺“六国犹连鸡,群士如斗狗”(鲍彪补注),作者将那些六国合纵之士的面具撕得稀烂,露出了他们贪婪的嘴脸。
犹如群狗,投之以一骨,则轻起相牙。
唐雎不过设一宴于武安,散不过几千金,六国之士相斗而散纵,可见合纵之士聚亦为财,散亦为财。
这样的例子在《战国策》中有许多。
讽刺就必然离不开一定程度的虚构,因而讽刺手法的大量运用,就使得《战国策》的有些地方具有一定的小说因素,这对以后的谴责小说和讽刺小说有一定的启发。
二、侠肝义胆对侠义小说的影响春秋战国之时,风起云涌,干戈不息,烽火连天,周室道衰,礼法隳坏。
在这样一个礼崩乐坏的板荡之世,诸侯纷起争权交兵,一些有野心、有远见的诸侯都纷纷礼贤下士,渴求人才,这种政治形势使“士”这一阶层在政治舞台上逐渐活跃起来。
《战国策》描摹了许多士人的豪情壮举。
当时的“士”除了包括儒士而外,还有凭借口才、善于审时度势而奔走各国游说的策士,还有一种就是侠士。
侠士中基本成分包括刺客与游侠,这两种人是中国之侠的主要成分。
除了这两类外,还有其他成分的侠士,那就是“卿相之侠”、“义侠”与“盗”。
关于“卿相之侠”,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曾提及季札与战国四公子,季札好结交天下贤士,一诺千金,豪气冲天,四公子都礼贤下士,乐于结纳各式人才。
孟尝君田文家中供养食容三千多人,其中有各种类型的人物,甚至有人说他“好士之末”(《齐策四·鲁仲连谓孟尝》)。
在这些食客中就有“义侠”与“盗”,冯谖可以称得上所谓的“义侠”,他为田文“市义”之后,薛地渐成了各类人物的集聚之地,这也为田文“为相数十年而无纤介之祸”(《齐策四·齐人有冯谖者》)打下了基础。
《史记·孟尝君列传》里太史公说:“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
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馀家矣。
’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
”其他在《战国策》中直接或间接提到的侠士还有鲁仲连,唐雎,田光,樊无期,荆轲,高渐离,曹沫,孟贲,专诸,聂政,要离等,他们或是布衣,或是大臣,有文有武,但都是刚直不阿、有胆有识的奇男子、伟丈夫。
后世的人们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一种舍身求义的英雄豪迈气概。
不难发现,后代的侠义小说有很多都从《战国策》中这些描绘侠义之士的篇章中汲取精神上的养分。
三、虚构夸饰对传奇小说的影响《战国策》虽然是部史学著作,但是它并没有完全遵守史学的求真求实原则,而是带有很多虚构夸饰的成分。
刘勰曾批评一些史传作者“爱奇,莫顾实理。
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
”[1]从而造成了历史的混乱。
《战国策》的作者们“莫顾实理”之处很多,经常运用夸张手法,甚至是虚拟的写法,并且较多运用细节描写艺术。
对于史学著作来说,这些并不可取,但从传奇文学的创作角度来看,这些恰恰是不可缺少的因素。
文艺批评家韦勒克和沃伦谈到文学创作时认为,文学创作处理的都是一个虚构的世界、想像的世界[2]。
没有虚构和想像,就构建不成文学的辉煌殿堂。
《战国策》中的许多记叙偏离史实,甚至是完全虚构出来的。
晁公武于《郡斋读书志》中就说道“其纪事不皆实录,难尽信。
”杨宽认为《战国策》是根据社会上流传的“权变”故事编纂而成的,“其中有些编者着重于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就比较能够注重历史的真实情况。
如果编辑起来只是用作练习游说的脚本的,就不免夸张扩大,甚至假托虚构。
涉及到历史事实方面,有的出于传闻不同,记载有出入,有的就随意虚构,根本不顾历史的真实性。
譬如苏秦、张仪游说各国合纵连横的79长篇说辞,就属于这种性质。
”[3]唐兰说《战国策》中“曾拟作苏秦合纵和张仪连横十多篇”[4]。
这种虚构之作,在《战国策》中多有存在。
缪文远的《战国策考辨》一书认为《战国策》全书共460篇,其中就有90多篇是全部“拟托”或部分“拟托”的,如《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齐策一·邹忌修八尺有余》、《齐策一·邹忌讽齐王纳谏》、《齐策四·王斗讽齐王好士》、《楚策四·魏王遗楚王美人》、《赵策二·张仪为秦连横说赵王》、《魏策四·秦王使人谓安陵君》、〈魏策四·唐雎不辱使命》、《楚策四·春申君灭族》、《赵策三·鲁仲连义不帝秦》等脍炙人口的篇章,均为“拟托”之作。
由此可见,《战国策》中较多运用了虚构的方法,是不容置疑的。
可恰恰是这些篇章,生动再现了当时生活中的一大批人物形象:苏秦的能言善辩,邹忌的机智善讽,王斗的傲岸自尊,鲁仲连的倜傥风流,唐雎的虎胆龙威。
这些人物无不具有传奇式的色彩,这些文章因而具有传奇小说的影子。
文学创作的虚构,需要作者“遥体人情,悬想时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
”(钱钟书语)虽然我们不能说传奇小说的源头直接来自《战国策》,但是《战国策》对传奇小说有一定影响,则是毋庸怀疑的。
四、以人系事对史类小说的影响《战国策》继承了《国语》以人系事的叙事方法,已经有纪传体历史散文的萌芽,为后来中国小说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艺术形式。
虽然《国语·越语》已开始使用以人系事的叙事形式,粗具纪传体特点,但是在整个《国语》中,这毕竟只是一种个别现象。
而《战国策》中的许多篇章,诸如《齐策一·邹忌修八尺有余》、《齐策四·齐人有冯谖者》等,已可称是纪传体之雏形。
唐刘知几《史通·纪传》论及纪传体的渊源时说:“寻兹例草创,始自子长,而补略犹存,区分未尽。
”他说“纪传体通史”一例创自于司马迁《史记》,是无可辩驳的,若但是要说单篇的人物纪传草创自司马迁,则似不妥。
《战国策》中的许多篇章,实际上就已经具备了纪传体散文的许多特征。
《战国策》在写人上,一方面继承了《国语》相对集中编排同一人物故事的方法,另一方面又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个人物的事迹有机集中在同一篇章之内,为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成立开创了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