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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式语法理论

一种新的语法研究方法论——构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理论构式语法的思想最早是由格语法的创始者Fillmore (1990)提出来的,后经 Adele E. Goldberg(1995)和 Paul Kay (1995)等学者的研究而越见深入,其中以Goldberg的研究成果最引人注意,她是一位年轻的女性学者,也是认知语言学的泰斗LAKOFF的高徒,现为普林斯顿大学的语言学教授。

她的博士论文是《A Construction: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后经整理在美国出版,现在成为构式语法理论的代表性著作。

本书今年三月已由北大出版社出版,译者吴海波,书的中文译名是《构式:论元结构的构式语法研究》。

构式语法的基本观点是:假设C 是一个独立的构式,当且仅当 C 是一个形式(Fi)和意义(Si)的对应体,而无论是形式或意义的某些特征,都不能完全从C这个构式的组成成分或另外的先前已有的构式推知。

Goldberg所说的构式范围比较广,不仅包括一般所说的句式,也包括成语、复合词、语素等。

从句式这个平面说,按 Goldberg的构式语法理论,句式有独立的语义,因此一个句子的意义,并不能只根据组成句子的词语的意义、词语之间的结构关系或另外的先前已有的句式所能推知,句式本身也表示独立的意义,并将影响句子的意思。

举例说明。

现汉中有一类表示存在义的句式(存现句):NP1+V+着+NP2,如(A)台上坐着主席团。

(B)墙上挂着一幅画。

这种句式有三个特点:1、主语和宾语的置位。

2、B类句式的施事者的隐藏。

3、按说句法成分的语义角色不同,所造成的语法意义有差异,但A类句式的宾语角色是施事,而B类句式的宾语角色是受事,但是两种句式的语法意义一致,怎么解释这种现象?针对这三个问题,生成语法学有三种理论解释:一是“句式变异说”,二是“动词变异说”,即由一元变为二元,三是“轻动词说”。

其中以第三种理论的解释力最广,简单地说,就是假设该句式中存在一个轻动词,台上v主席团坐着,墙上v一幅画挂着,其中的轻动词v表示“存在”,但在表层结构中缺省,因此造成了后置动词的前移,最终形成了该类句式。

轻动词理论确实可以解释上述三个问题,但是该理论最致命的缺陷在于,由假设所造成的理论循环论证:如果问,存现句是怎样形成的,可以回答,是因为句中有个轻动词;试再问,句中为什么有个轻动词,又会回答,因为它是存现句。

很明显,这种假设在科学论证中是很危险的,实际上它并不能解决问题的实质。

现在可以用构式语法来解释,这样的句式可以称作“存在构式”,该构式有三个构成要素:存在物+存在处所+存在方式,这三个要素在词汇层面上投射为NP1NP2和V着,在认知层面上则投射为一个存在的场景,按照“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原则,该场景的意义并不能由词或词素的结构组合来推知,而是该构式本身就具有这样一种意义,是独立存在的。

还有一类构式相似的句式,即“一锅饭吃了十个人”“一条板凳坐了五个人”“五十个字写了一天”等这类“供用句”(蔡维天),这类句式是施事和受事在语形层面上的置位,汉语是“施—动—受”序列的语型,那么这类特殊句式用其它理论就很难得到满意的解释。

但是用构式语法也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这类句式可以叫做“容纳构式”,它的构成要素是:容纳量+容纳方式+被容纳量,而且被容纳量超出容纳量的预计。

这个容纳量可以是一维的时间,可以是二维的平面,还可以是三维的空间。

汉语中有一类形容词性的祈使句式:(A)谦虚一点儿!细心一点儿!高一点儿!远一点儿!(B)*骄傲一点儿!*粗心一点儿!*帅一点儿!*棒一点儿!袁毓林认为B类句式不成立,能进入A 类合格句式的形容词必须是[非贬义][可控]的。

但是语言研究恰恰是“说有容易、说无难”,像“粗心一点儿!/帅一点儿!”这样的语例在当今的口语中还是较常见的,比如“你一直那么认真干啥,这次就粗心一点儿吧!”“(在照相)你再帅一点儿嘛!”其实这些“例外”的语例和“合格”的语例都属于同一种构式,不妨称为“变化构式”,其构成要素是:周而复始的量、系列性的量+变化,其中的“量”要经过语用的“优选”来得到,即说话者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进行选择。

以上三种句式语例是结合汉语实际分析得出的。

但同时也提出了两个疑问:1、印象中,构式语法似乎都是用来解释特殊句式的,那么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常式句”是否也有构式呢?比如“张三吃了一个苹果”,这类句式应该是什么构式呢?如果这类常式句不用能用构式来分析,那只能说构式语法还不是一种普适性的理论。

事件构式?2、构式义是独立的,但是它是从何而来的?这个问题Goldberg等学者都没有解释,陆俭明老师的解释是这样的:客观存在的事件通过感官感知而形成认知图式——认知图式投射到人类语言层面形成意义框架——意义框架投射到一个具体语言——根据构式意义的需要在词库中物色具体词语而构成具体的句子。

构式语法的几个理论缺陷:1、Goldberg提出的构式的范围太广,从语素到复句都是构式,如此一来,语法就成为了构式的“清单”,这样就等于取消了组合的规则,特别是抹杀了句法层面上构式与构式之间的相关性。

2、放弃了投射的观点和与之相关的组合规则,实际上等于取消了语言中组合和聚合的关系。

这样说可能会以为我们抱守旧理论的陈规,但问题是构式语法并没有提出可以代替这些旧理论的新理论。

3、构式语法认为构式就是形式和意义的对应体,但到底形式是指什么样的形式,意义是指什么样的意义?拿语素来说,语素的形式只能是语音,它的意义则是符号所指称的客观实体,但在句法层面上,形式则是一种词类序列,意义则是一种语义配置,很显然,语素的形式和意义同句子的形式和意义不是同质的,那么,不同语言单位的构式是否就是不同的构式呢?这样一来,该理论体系内部就会产生很多无法解决的矛盾。

继承——借鉴——怀疑——假设——探索——求真轻动词是形式语言学的一项发明。

轻动词的特点是:1、有语义内容,但没有语音形式;2、必须附着在一个实义动词上。

轻动词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他跑了一身汗”。

“跑”是一价动词,为什么会带两个论元呢?轻动词的解释是,“跑”的后面有个轻动词“出”,因为轻动词没有语音形式,所以不在句法表面出现,“汗”是轻动词“出”的论元,而不是“跑”的论元。

北京大学语法博士应晨锦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做这方面研究的。

“一锅饭吃十个人”。

为什么施事和受事掉个儿了?轻动词的解释是,有个轻动词“供”,本来是“一锅饭供十个人吃”,但轻动词“供”不能在句法表面出现,就强制要求“吃”移位到“十个人”的前面,于是出现了施事和受事掉个儿的情形。

“台上坐着主席团”。

有个轻动词“有”,本来是“台上有主席团坐着”,轻动词“有”不在句法表面出现,便强制要求“坐着”前移到“主席团”前面,于是形成了存现句。

如果轻动词是存在的,它的确可以解决许多问题。

但问题是,怎样论证轻动词的存在呢?轻动词好像是人为认定的,不像是客观存在的东西。

这不禁让我们想到“鬼”,其实轻动词不就是“鬼”吗?轻动词的两个特点恰巧也是“鬼”的特点:1、“鬼”只有内容,但看不见摸不着;2、“鬼”要说话做事必须附着在人的身上,“鬼附身”嘛。

问题是,怎样论证“鬼”的存在呢?如果没有办法论证“鬼”的存在,也就没有办法论证轻动词的存在。

构式语法理论(Construction Grammar)形式主义学派与功能主义学派是当今语法研究的两大学派。

形式学派侧重研究的是语言的实体,功能学派侧重研究的是语言的功用。

这二者看似对立,事实上起着互补的作用。

而构式语法(Const ructive Grammar) 就属于功能主义学派,是以认知语言学为理论背景,由Adele E. Goldberg 和Paul Kay 等在20 世纪90 年代提出来的语法理论。

这种语法理论源于Fillmore C. J (1982) 的“框架语义学”,2001 、2002 和2004 年,先后举行了三届国际构式语法研讨会。

今天将简单介绍有关构式语法的理论,以及构式语法与汉语研究结合的一些成果。

二、构式语法理论(一) 构式语法和与其相关的理论众所周知,构式语法是最近几年才兴起的基于认知语言学之上的理论体系。

它与配价语法在方法论上是相对的。

配价语法的理论基础是“动词中心论”,即从动词出发,设法弄清每个动词的配价情况(价数和价类等) ,以此来说明句子的合格性。

这种研究路向的基本假设是:整个句子的合格性是由其各组成成分(动词和相关的名词等) 决定的,动词是核心成分,句子的合格性因此也可以从动词的配价推导出来。

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向。

而构式语法则运用了另外的一种思维方法———综合。

Adele E. Goldberg (1995) 提出了“构式语法”的主要观点:假如说,C 是一个独立的构式,当且仅当C 是一个形式(Fi) 和意义(Si) 的对应体,而无论形式或意义的某些特征,都不能完全从C 这个构式的组成成分或另外的先前已有的构式推知。

也就是说,句式有其自身独立于组成成分的整体意义,这个整体意义是无法从组成成分或另外的先前已有句式推导出来的,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即“1 + 1 > 2”。

所以我们需要重视对句式的研究,从句式出发来观察动词和相关名词的组配关系。

这就是“自上而下”或“综合”的研究路向。

正如人的思维不可能只有单个的分析或综合一样,作为反映思维的语言,也不可能只有单个的分析或综合,而是应该综合地运用这两种研究方法。

因为句式的整体意义固然制约着各组成成分,但是各组成成分的意义也有助于句式义的成。

Paul Kay[2] 说,形式与意义按惯例联结在一起,即为construction(构块)。

后来,A. E.Goldberg[3]加以发展,说形式与意义/用法的对子(配对),有些学者则说,形式—意义—功能的复合体,即为构块。

据此,后来这一理论又有所发展,句子、词组、词,甚至音韵,等等,都可看作是构块。

按上述几位作者的意思,construction通常又指构块式。

Kay就认为它也是语法规则。

我国学者张伯江在赴美作研究期间,接触到这个理论,后来于1999 年发表一篇文章,说依黄居仁等人,将construction 译作“句式”,偶尔称作“语法结构式”,但该文的标题用“结构式”。

李淑静从“结构式”,徐盛桓则译作“构块式”。

应该说,这些译法都有道理。

“句式”尤其是人们熟悉的概念。

特别是在construction grammar 初创时期及其以后发展的一段时间内,研究的对象就是各种各样的句式;并且,这种语法的中心概念是:句类是句法描写的关键基础。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构块,如上所述,可指各种各样的结构,似乎译作构块也可以;又根据 Kay 的观点,construction grammar 译作构块式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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