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卷第6期河北法学Vol ．31，No．62013年6月Hebei Law Science Jun ．，2013论BIT 中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解释郭桂环收稿日期：2013-03-20该文已由“中国知网”（www．cnki．net ）2013年5月14日数字出版，全球发行作者简介：郭桂环（1972-），河北邢台人，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

（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24）摘要：大量存在的双边投资条约（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简称BIT ）构成了国际投资法的主体，而BIT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则是保障平等竞争，促进投资自由化的重要工具。

目前在国际投资实践中出现了最惠国待遇条款能否适用于争端解决程序的争议，该争议的解决有赖于国际仲裁机构的解释。

国际仲裁机构对该问题的解释存在着从宽解释和限制解释的问题，从而造成了最惠国待遇条款在争端解决适用上的不确定性。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2条构成了条约解释的习惯法规则，按照习惯法规则对最惠国待遇条款进行解释，不仅有助于投资争端解决的一致性和一贯性，也有助于为国际投资体制提供保障和可预见性。

关键词：BIT ；最惠国待遇条款；文本解释；目的解释中图分类号：DF9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2013）06-0159-06Study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Most-favored-nation Treatment ClauseGUO Gui-huan（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China ）Abstract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have become the main body of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the most-favored-nation treatment （MFN ）clause of the BIT is an important tool of ensuring fair competition andpromoting economic liberalization．At present ，the disputes have appeared whether the MFN clauseapplied to the dispute settlement．To solve the problem ，it depend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But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s are different ，there arebroaden interpretation and limitation interpretation．It leaded to the uncertainty on the question whetherthe MFN clause applied to the dispute settlement．This text must be interpre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principles of treaty interpretation ，as codified in the Vienna Convention．Interpretation of MFN clauseaccording to article 31and 32of the Vienna Convention will contribute to the consistency of the disputesettlement ，and help to provide protection and predictabi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system．Key words ：BIT ；MFN clause ；text interpretation ；objective interpretation目前，数量众多的BIT 构成了现代国际投资法的主体，而几乎所有的BIT 中都规定了最惠国待遇条款。

最惠国待遇条款要求缔约国将给予第三国投资者和投资的优惠待遇无条件地给予缔约另一国的投资者和投资。

因此，该条款为不同国家的投资者创造了平等的竞争平台，在国际投资法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于实体性事项已经为各界所接受，但对于该条款能否适用于争端解决等程序性事项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可以适用一直众说纷纭［1］。

因此，在国际投资实践中，一旦发生有关最惠国待遇条款的争议，就需要国际仲裁机构根据特定BIT 中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具体规定对其进行解释。

不同的解释方法导致了最惠国待遇条款的不同适用范围，如何对最惠国待遇条款进行合理解释，成为国际投资仲裁中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条约解释在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问题上的重要性（一）BIT中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范围的模糊性与争端解决条款的多样性1．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范围规定的模糊性是产生争议的缘由目前BIT中针对最惠国待遇条款能否适用于争端解决事项的规定主要有三种模式：其一是明确将争端解决条款排除在最惠国待遇条款之外。

例如2003年《美国自由贸易区协定（草案）》规定“缔约方的共同理解和共同意图是，该条款不适用于本章c2b部分包含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之类的事项。

”其二是明确将争端解决条款纳入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调整范围：例如《英国双边投资范本》第3条明确规定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于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程序；第三是宽泛规定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范围，未明确最惠国待遇条款与争端解决条款的关系。

例如，德国的BIT范本中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规定非常宽泛，同时也明确规定了该条款的几种适用例外，但并没有明确其是否适用于争端解决事项。

明确将争端解决事项纳入最惠国待遇条款或将其排除，一般都不会发生最惠国待遇条款是否适用于争端解决事项的争议。

但当双边投资条约只是宽泛地规定最惠国待遇条款，没有进一步明确最惠国待遇条款和争端解决事项的关系时，就必然会发生最惠国待遇条款能否适用于争端解决事项的争议，而目前多数BIT是属于这种情况。

2．BIT中争端解决条款的多样性为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留下空间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端解决，历来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存在分歧的焦点。

发展中国家基于国家主权原则，主张东道国管辖；而发达国家基于对发展中国家的司法不信任，主张国际管辖。

1965年华盛顿公约形成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简称ICSID）是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之间妥协的产物，除了仲裁本身较其他争端方式而言具有优势，ICSID还具有一系列独特的制度性优点［2］。

在BIT中是否接受ICSID仲裁管辖权，发展中国家大都经历谨慎接受到全盘接受两个阶段。

以我国为例，1998年以前我国对外签订了89个BIT，其中不接受ICSID仲裁管辖的条约占绝大多数，共76个；接受ICSID仲裁管辖权的只有13个［3］，其仲裁范围也都限定在征收及其补偿额方面。

但1998年以后我国签订的BIT中大多接受了ICSID仲裁管辖权，仲裁事项也有了明显的扩展，现在有不少双边条约已将可提交仲裁的事项扩大至与投资有关的任何法律争议。

由于新旧双边投资条约中的争端解决条款的不同，必然会引发投资者能否利用旧双边投资条约中最惠国待遇条款去适用新的双边投资条约中的较优惠的争端解决条款的问题。

（二）最惠国待遇条款的正确适用有赖于对其的合理解释鉴于BIT中最惠国待遇条款规定的多样性，国际仲裁必须针对特定BIT中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具体规定进行解释。

正如法解释学认为，法律解释就是在立法者和司法者之间、法律和具体案件之间建立沟通和联系的桥梁［4］，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也是这样。

如果条约中明确规定了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范围或者排除某些事项的时候，根据条约的约文可以直接探究缔约国的意图，这种条约解释是比较简单的。

但当在双边投资条约中规定了最惠国待遇条款宽泛的适用范围，并且也没有将争端解决的事项明确排除的情况下，就需要利用条约解释规则进行解释。

《条约法公约》第31条规定：条约应以其用语及其上下文之通常含义，并参照条约目的和宗旨善意解释之，该条款所规定的文本解释是条约解释的首要规则。

条约解释不能创设新的权利义务，只是对已有义务的释明，但条约的解释通常与案件结论有直接的联系。

二、国际投资仲裁实践对最惠国待遇条款解释的分歧：从宽解释和限制解释正如上文所述，双边投资协定中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规定差异悬殊，也不存在关于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范围的国际习惯法。

因此，一旦在投资实践中发生争议，就需要对个案当中争端解决条款和最惠国待遇条款进行正确的解释才能最终确定最惠国待遇条款能否适用于争端解决事项［5］。

（一）Maffezini、Siemens等案中的从宽解释Maffezini案是ICSID裁决的第一起利用最惠国待遇条款规避提交国际仲裁前等待时间的案件。

阿根廷的投资者Maffezini在西班牙投资建立化工厂，与当地政府发生争议。

阿根廷与西班牙BIT中要求投资者将其与东道国的争端提交仲裁之前有18个月的等待期，而西班牙与智利BIT却只要求6个月［6］。

阿根廷与西班牙BIT的第二段第4条规定：“在该条约涉及的所有事项方面，一缔约国给予另一缔约国的待遇不低于给予第三国投资者在其领土内投资的待遇。

”仲裁庭认为虽然基础条约中并没有明确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于争端解决事项，但争端解决安排和投资者的保护密切相关，如果第三方条约中包含着比基础条约更有利于保护投资者权利和利益的争端解决条款，将该优惠通过最惠国待遇条款扩展到基础条约是完全符合同类原则的。

另外该仲裁庭认为判断最惠国待遇条款能否适用于争端解决事项，必须对缔约国的缔约意图进行分析，而争议解决的安排与保护投资者的缔约意图密不可分。

因此，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来看，最惠国待遇条款应当适用于争端解决的程序性事项。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该案仲裁庭对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解释进路是：首先是从条约中关于最惠国待遇条款的文本进行解释；因为该条约规定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范围是条约涉及的所有事项方面，而争端解决条款显然是该BIT所涉及的事项。

而西班牙政府所主张的所有事项仅限于实体事项是缺乏依据的，争端解决对保护投资是至关重要的，其与BIT的实体事项紧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