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战略困境：历史、现实与未来林宏宇2012-12-10 11:11:03 来源：《学术前沿》(京)2012年7上期【内容提要】海洋在人类生存和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曾深得“渔盐之利”与“舟楫之便”，但近现代以来却饱受海洋之屈辱，陷入战略困境与尴尬境地。

导致我国海洋困境的原因复杂，其中，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是其客观原因，海洋与海权意识淡薄是其主观原因。

欲突破此困境，需要培育海洋意识，制定海洋大战略，大力加强海权建设，充分认识“得海洋者兴，失海洋者衰”之道理。

【关键词】海洋战略困境/历史回顾/未来应对海洋覆盖着地球70%左右的面积，蕴藏着地球至少65%以上的自然资源，是人类在可预见的将来最重要的能源与矿产的来源。

从人类未来的生存与发展来看，海洋至关重要，可以说，“得海洋者兴，失海洋者衰”。

中国虽是一个海陆交汇的大国，拥有18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和6000多个岛屿，但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长期以来陆权比较强势，海权相对弱势。

从战略视角来看，中国海洋战略一直处于比较被动的困境。

因此，中国人对海洋的感情非常复杂，既爱又恨。

从历史来看，海洋曾经带给中国人财富和荣耀，也给中国人带来灾难和屈辱，而从现实与未来来看，则充满了机遇与挑战。

搁浅的巨龙：历史视角中国以龙自诩，中国人以龙的传人自称，龙本应属于海洋，但却搁浅于黄土高坡。

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也曾拥有成为海洋大国的诸多文化基因。

且不论史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约公元前5000年)中就有先人航海的遗迹；也不说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殷商文化遗存中就有马来半岛的海贝、象牙、鲸鱼骨等；春秋战国时期吴国与齐国之间爆发的海战，就比西方海权史中著名的古希腊与波斯的萨拉米斯海战早若干年；秦汉时期就开始的“海上丝绸之路”，西至印度、斯里兰卡，东到朝鲜、日本，为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唐、宋时期泉州、广州、宁波等港口远洋商船云集，贸易商人富甲一方，同时也为唐、宋王朝贡献了巨额赋税；明初的郑和曾率60多条军舰、300条商船，约25000多人的庞大船队一路西行，播撒中国皇帝的浩荡皇恩。

这样的航海规模即使在今天也令人乍舌，比西方地理大发现早了近半个世纪。

《郑和航海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部航海图集，郑和船队所采用的“罗盘定向”和“牵星过洋”等航海技术，开创了人类航海史上天文导航之先河。

然而，从15世纪末16世纪初开始，中国辉煌的航海文明基因却遭到了陆权文化的粗暴摧残而中道夭折。

以明、清两朝的“海禁”为代表的闭关锁国政策，彻底绑缚住了中华巨龙，使之陷入搁浅的困境，拱手把广阔的海洋让予了西方列强，而全然不知自身已陷入危险的境地。

就在东方的中华巨龙开始搁浅之时，西方世界却借助海洋开始迅速崛起。

可以说，纵观近代以来西方崛起的进程，实际上就是借助海洋、发挥海权效应的进程。

从15世纪西方航海大发现开始，靠着一艘艘满载着金银、香料的帆船，葡萄牙、西班牙一度称雄世界。

继之而起的是“海上马车夫”——荷兰，凭借类似“东印度公司”这样的经济军事复合体，以海洋为舞台，以“商舰”(武装的商船)为载体，把17世纪变成了“荷兰世纪”。

率先进行工业革命的英国更是凭借其世界第一的海军实力，海外贸易到哪里，海军就到哪里，拥有了世界上最多的殖民地，成为所谓的“日不落帝国”，称霸世界长达两个世纪。

同样，我们的东邻日本，也是在近代摆脱“海禁”的枷锁后，依赖海洋快速崛起。

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即位，发布《御笔书》，宣称要以武力来“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①，制定了优先发展海军的战略。

1872年设立海军节，1874年出兵台湾，1879年吞并琉球国，1894年击败中国北洋水师，1904年击败俄国海军，终以海洋之利跻身西方列强之列。

闭关锁国300年，中国人对海洋生疏了，而凭借海洋之利兴起的西方，则开始叩击搁浅巨龙之国门。

没有了海权的庇护，中国人原以为可作为御敌之天然长城的海洋，就成为了西方入侵中国的捷径。

中国近代的耻辱史就是从海洋开始的，中国的国门也是从海洋方向被西方列强打开的。

可以断言，近代中国的落后与长期忽视海洋有密切关系。

冯友兰先生曾说过，西方文明属于海洋文明，海洋文明如同灵动的水，其流动性和多变性让西方显得生机勃勃，富有活力和创新精神；中国文明则属于大陆文明，如同长寿的“仁者”，是一座沉稳的大山，尊重传统，但也易因循守旧，固步自封。

因此，西方兴起了，东方落伍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近现代史就是一部西方的海洋文明不断扩张、最终统治世界的历史。

从自然地理条件来看，中国是一个海陆复合体国家，既有海洋性又有大陆性，但相对来说大陆性要更强一些，陆权在中国一直占据重要地位。

从中国历史来看，多数情况是代表强大陆权的北方统一了南方，而少有代表海权的南方北上一统中国的情况出现。

有人说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进程，就是代表大陆性(或陆权)的秦国征服了代表海洋性(海权)的齐国和楚国的过程，中国从此进入了以陆权为主导的时代。

秦始皇修筑的万里长城就是强调御敌于陆界之外的重要陆权标志。

实际上，今天的中国陆权思想依然占据很重要位置，例如，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周边邻国友好关系的建设，无论是“以邻为伴、与邻为善”，还是“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都非常重视我国陆上周边各国的关系，目前我国已基本上与周边陆上国家都建立了相应的战略伙伴关系(阿富汗是最近建立的一个)；另外，“上合组织”也是当前中国陆权优先的一个体现。

尴尬的大国：现实维度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近代以来饱受海洋之苦的中国终于站起来了，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

1971年获得联合国正式席位，标志着国际社会对中国主权(包括海权)的普遍认可。

60多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改变老旧中国的闭关锁国、忽视海洋的落后局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在海洋问题上，中国依然没能很好地摆脱战略困境，依然是一个尴尬的大国。

这种尴尬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从客观实力地位来看，中国应是一个海洋大国，但却是一个海权小国，对海洋问题发言权小，这与中国的大国地位严重不相称。

二是海洋权益(含海洋国土)争端频发，任何国家似乎都敢欺负中国、挑衅中国，中国似乎总陷入被动应付、消极防御的状态。

这种尴尬困境的形成，主要有外部客观方面的因素与内部主观方面的原因。

从外部客观因素来看，主要有三点。

第一，我国的海洋地缘政治环境恶劣。

从当今世界各大国比较来看，美国的海洋地缘政治环境最好，它不受任何阻隔，直接面对三大洋(太平洋、大西洋和北冰洋)，大洋战略通道非常通畅；其次是俄罗斯，直接面对两大洋(太平洋和北冰洋)；而我国的海洋地缘政治环境最为恶劣，仅一面向洋(太平洋)，且在通向大洋的战略通道上阻隔着许多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海上战略通道非常狭窄，容易受制于人。

如此狭小的出海洋面，从某个角度来看，我国可谓“有海无洋”。

第二，历史遗留问题众多，矛盾涉及面广。

且不论祖国宝岛台湾当前还孤悬海外，成为我国东部海权的缺口；在东海我国还与日本有钓鱼岛争端；在黄海与韩国有苏岩礁争议；在南海与多个国家存在岛礁争议；而且，这些岛礁争议有愈演愈烈之势，最近发生的“黄岩岛事件”和“钓鱼岛风波”就是例证。

第三，中国崛起带来的国际体系的压力。

中国崛起是近30年来国际社会最重要的事件，它对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就不可避免地面临着重大的国际体系压力。

尤其是近两三年以来，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崛起的节奏“被加快”了，由此导致国际体系的压力也空前增加。

目前对中国最大的压力来自美国。

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单极霸权加速衰落，尽管美国在亚洲的强大影响与控制仍在，但随着中国在亚洲的强劲崛起，美国与中国在亚洲的现实利益、地缘政治及区域主导权争夺的较量也更激烈，美国加大对华遏制力度与周边国家“借美抑华”形成正向互动。

美国60多年前为中国“量身定做”的“第一、二岛链”又派上了用场，处在岛链上的诸如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尼、新加坡等美国盟友也就自然走上了前台。

无独有偶，这些国家中有些又与中国有海洋权益争端或有重大利益冲突，这为美国“定向引爆”岛链提供了绝佳机会，而“定向引爆”的直接信号便是美国高调的“战略东移”与“重返亚洲”。

因此，美国的这次战略调整，也就成为了当前我国周边海洋问题频发的最重要诱因。

从内部主观因素来看，主要有两点。

其一，我国整体海洋意识比较薄弱，海权观念淡薄。

受传统的陆权文化影响，再加上数百年的闭关锁国，我国国民对海洋还比较生疏，缺乏应有的“激情”。

中国人对于祖先用汗水和生命开垦的陆地国土有很深厚的感情，守土意识非常强烈，但对海洋国土与海洋权益却缺乏应有的关注，对海洋国土的丢失和海洋权益的被侵犯，缺少应有的“疼痛感”。

例如，2010年国家海洋局组织的调查中有这样一个问题：“我国地大物博，而且保持和睦的邻国关系对我国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外部环境尤为重要，因此，争夺一些偏远、无人居住、开发难度大的小岛意义不大。

”受访者中对这一问题持中立及赞同态度的人数竟然超过六成，这说明国人对于海洋国土的保护意识非常淡薄。

另外，在受访者中，知道我国有约300万平方公里管辖海域的只有10.7%；知道我国海岸线总长的只有13%；知道我国500平方米以上岛屿有6500多个的只有10.5%；对领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等概念能正确理解的分别只有5.4%、4.0%、4.2%；绝大多数受访者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了解不多；只有16.7%的受访者准确知道地球上海洋的覆盖面积为71%。

②在许多中国人的意识中，海洋离我们很远，海南三亚就已是“天涯海角”，殊不知我们还有更遥远的曾母暗沙。

海洋意识的薄弱导致对海权的忽视；对海权的忽视，又使得我们对海洋管控能力建设(比如海军建设、海洋监管机构建设等)重视不够，而这是致命的。

其二，某些战略时机没能很好地抓住。

由于我国缺乏系统的海洋大战略，加上陆权思想严重，致使我国在海洋权益的获取和维护方面，失去了某些战略良机，这又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目前的海洋困境。

例如，在东海的钓鱼岛问题上，我们曾有机会利用1972年尼克松秘密访华形成的战略主动与优势，以当时日本当局在建交问题上有求于我国的态势，适时提出钓鱼岛主权归还我国的问题，如再辅以我国为了中日人民的长期友好而主动放弃日本政府对华战争赔款相交换，那么1972年即成为解决钓鱼岛问题的绝佳机会。

又如，在南沙岛礁问题上，我国也有3次战略良机解决与越南的岛礁问题(越南是目前侵占我国南沙岛礁最多的国家)。

这三次时机分别是1974年、1979年和1988年。

第一次时机是指我们可挟西沙海战胜利之余威，南下收复南沙诸礁；第二次时机是我们可利用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时机，收回南沙；第三次时机是我们应适时扩大314海战的战果，狠击越南的挑衅气焰，多收回几个被侵占的岛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