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第33卷第3期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HunanUniversityofArtsandScience(SocialScienceEdition)May2008Vol.33No.3萨义德学说的“中国化”曾丽君(上海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44)①摘要:中国学界对萨义德的关注集中在他的“东方主义”理论,而对他关于“巴勒斯坦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的阐述却较少论及,导致以抨击东方学而著称的萨氏学说旅行到中国后遭到了碎片式、片面化的理解,这种萨氏学说的“中国化”长期以来一直影响着我们对萨义德理论的深入理解。
关键词:萨义德;后殖民主义;中国化中图分类号:I10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6154(2008)03-0116-04SinicizationofSaid’sTheoryZENGLi-(DepartmentofChinese,,Abstract:toSaid’sOrientalismratherthanhisdiscussionsabout “Palestine”and“”,inon e-sidedandfragmentalmisunderstandingsofSaid’stheory,whichwasfamousforcriticizingThi skindofsinicizationofSaid’stheorypreventsusfromunderstandingprofoundlyit. Keywords:Said;post-colonialism;Sinicization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各种文艺思潮渐次涌入中国,并在学界引起一番又一番热烈的讨论,后殖民主义理论就是这一股学术洪流中的一支。
中国学界结合本土社会特定历史和学术背景,赋予了发端于西方世界的后殖民批评以新的内容。
在一片热闹的学术讨论中,难免众声喧哗,后殖民理论就这样开始了它在中国的旅行。
1979～2007年之间搜索会出现673篇文章,还不包括大量的一东方思维对话西方显学:中国语境下后殖民理论的译介对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批评追根溯源式的探究不可避免要将其放置在“后学”语境中,有8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学界的巨大冲击在先,中国学者对后殖民理论的接受和应用都比较顺理成章。
一般认为后殖民理论进入中国开始于1993年《读书》刊登的张宽、钱俊和潘少梅三位学者的一组文章,这三篇文章介绍了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以及90年代的新作《文化与帝国主义》,引起了学界强烈反响。
但之后也有学者发现,其实早在1989年之前,在一些学术期刊中就已经零星地出现了介绍后殖民理论的文章,青年学者赵稀方认为1989年第6期《当代电影》刊登的张京媛翻译的杰姆逊的《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真正开启了[1]中国对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研究。
之后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中国一直受到持续关注,在中国知网以“后殖民”为题限制在①收稿日期:2008-03-11相关著作或章节论述。
在中国研究者的视野中,后殖民理论(或译肇始于爱德华・萨义德出版于1978年的《东方学》《东方)一书,而后斯皮瓦克和霍米・主义》巴巴又以极富特色的论述[2]丰富了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内容。
因此研究者们的相关著述都把这三人纳入其中,并且无一例外地都把萨义德排在首位,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学者们对他的批评和否定也最多。
中国的后殖民批评学者对萨义德等人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及其对后殖民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所做的贡献当然不是视而不见,对他们的批评也多数集中在其“第三世界血统”与“西方学者”这两重身份的矛盾上。
如王宁在他的《后现代主义之后》专章论述萨义德①时尤其突出了这种“两难”“:一方面,作为东方人的后裔,他无时无刻不缅怀历史上曾有过的那个令人神往的强大的东方盛世,并为那一时代的一去不复返而感伤和惆怅;另一方面,作为一位在西方高等学府身居高位的英文和比较文学教授,他又为自己有资格以一个‘他者的’身份来研究与自己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东方’而不无某种优越[3]感。
”持相同看法的也大有人在,杨乃乔的评价甚至充满了火药味“:让我们感到最为恐怖的是,当以东方主义为核心的原创后殖民理论取道于西方,假借西方话语的合法身份侵入东方大陆后,我们被来自于西方的原创后殖民理论遮蔽了[4]……”作者简介:曾丽君(1982-),女,江西赣州人,上海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文艺理论。
2008年第3期曾丽君萨义德学说的“中国化”117中国学界在接受后殖民理论时也被戏剧性地分裂成两种截然不同、彼此对立的观点,一方是毫不吝惜地礼赞,不加拷问地拥护;另一方却保持戒心,犹疑不断②。
周宁对某些批评家推崇后殖民理论就颇不以为然,他认为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一方面批判东方主义的文化霸权,另一方面却又在东西方二元对立框架内思考问题,不仅认同这个框架,也认同这个框架内所包含的对立与敌意[5]。
在这两方对立的壁垒之中,还是有一些学者能够冷静客观地看待后殖民理论在全球化语境中对中国的价值,显示出了比较折衷的态度。
陶东风认为,中国90年代的后殖民批评在移植西方解构主义理论批评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现代性的同时,却又持另一种本质主义的身份观念和族性观念,把“本土经验”实体化、绝对化,结果造成了“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刻意的二元对立,不排除狭隘的民族情绪便很难避免对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误读[6]。
王宁虽然对萨义德、斯皮瓦克等人的双重身份、两难境地心存芥蒂,但还是能够抛开这一表层,客观地评价这一理论的优劣和对于中国本土的适用程度。
赵稀方也曾撰文评析其中暗含的悖论,,。
在他看来,后殖,被狭隘化成一种纯粹的民族性、民族主义,而这恰恰是后殖民理论所要批判的[1]。
中国学者在研究后殖民理论时都习惯于把萨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放在一起论述,称他们为后殖民理论“三剑客”,并把萨义德视为后殖民理论的开创者,后两者则是丰富并充实了该理论的内容。
因此在介绍的过程中,把重心放在了萨义德身上,较长篇幅或专节介绍萨义德的有关理论,大量引用萨义德的相关著述,其次是对斯皮瓦克的介绍,对霍米・巴巴的介绍和评论较少。
朱立元主编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后殖民主义”一章中,辟小节分别介绍了萨义德和斯皮瓦克,对霍米・巴巴则只是一句带过;王宁的《后现代主义之后》一书只分节介绍了萨义德和斯皮瓦克,对霍米・巴巴只用一个段落加以概括;陶东风的《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用一小节专门介绍萨义德的《东方学》,对斯皮瓦克的介绍有一些篇幅,而霍米・巴巴的身影则找不到。
只有罗钢、刘象愚主编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对三人都做了清晰的概述。
在涉及到后殖民理论的相关专著中,学者们对萨义德的引用率最高。
国外著述中则不然,无论是吉尔伯特的《后殖民理论》,还是瓦莱丽・肯尼迪的《萨义德》,在总体概括后殖民理论体系时,都将三人的理论纳入其中并客观分析,没有“厚此薄彼”。
事实上,萨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相互之间存在诸多相关契合和观点的背离,萨义德和后两者虽然同样钟情于后殖民领域,但无论从方法论和阐释途径来看,他们都存在鲜明的分歧。
论[7]。
中国学者王宁做过这样的区分,只不过说法略有不同,他认为后殖民主义包括两个概念:后殖民理论思潮和后殖民地文学[3]49。
对前者的研究在中国学界已经延伸至多个学科领域,对后者虽没有沿着萨义德等人的路子走下去,但是却以别样的内容赋予了其新的内涵。
(一)“文论失语症”之争如前文提到的学者杨乃乔对后殖民理论的言辞激烈的抨击一样,其实还有相当多数的学者对该理论(或者说对理论所裹挟的西方话语权)持质疑态度,并且对后殖民理论在中国大地落户后所引发的一系列文化和学术现象忧心忡忡。
陶东风在《后学与民族主义的融构———中国后殖民批评中一个值得警惕的倾向》中论及90年代中国学者的“失语”恐慌时,他揶揄为“不乏滑稽”,他提到《文艺争鸣》1998年第3期上登载的《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一组笔谈,其中包括李清良《如何返回自己的话语家园》、傅勇林和李思屈,这些恐Π现代性、第一,或者说他们依然在这样一些二元[8]。
事实上在此之前的1996年《文艺争鸣》,第2期刊登了曹顺庆的《文论失语症和文化病态》《文艺研究》,第2期刊登了曹顺庆等人的《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途径及其方法》,开始比较集中地探讨中国文论面对西方话语侵袭之时的窘况。
在《文论失语症和文化病态》一文中,曹顺庆不无义愤地指出,自“五四”开始,中国传统文论就已基本被遗弃了,建国后从对俄苏文论的盲目跟从到1980年代后对西方文论的顶礼膜拜,我们已经越来越没有了“自己的声音”。
对此,张卫东的评价是,曹顺庆在文章中反复强调“话语”一词,而事实上他完全混淆了“话语”与“理论(体系)”,张卫东认为曹顺庆所说的“话语”其实并不等同于福柯所说的“话语”,并不等同于“理论、知识、思想”等概念,而恰是要对这些概念进行批判。
在张卫东看来,曹顺庆所呼吁的从“西方”到“传统”的转换只是一种虚妄的理论幻象,况且古代文论也好,传统也罢,它们在何种意义上是“我们自己的声音”,这些都缺乏依据。
而要想真正治疗文论失语症,还得回到我们所身处的语境,看清真正面临的问题“把好脉”,,才能[9]“对症下药”。
(二)中国当代电影中的后殖民之争这番关于中国文论的较为温和的对话也同样延续到了另一学科领域———电影,说准确一点是对以张艺谋为代表的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的作品的激烈批判,只不过相比前一番争论的相对冷清,这一轮论争则是参与者众多、热闹非凡。
从1987年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上捧回金熊奖开始,对这群有着鲜明民族特色和艺术取向的第五代电影导演的关注就从未停止过。
虽然也有人认为中国电影能够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说明中国电影已经日臻成熟、日益与国际电影接轨,不过更普遍的一种观点便是认为这些导演为了迎合国外市场、为了取悦外国评委和观众,刻意地将中国大地上蛮荒落后、贫穷愚昧的一面展现给外国观众看,从而满足了外国观众长期以来形成的“西方中心主义”,认同并为西方观众和学者们构建了一个“东方他者”的形象。
从张艺谋、陈凯歌等人的电影作品中时代背景的选择和故事场景的设置而言,这二接纳中的抗拒:中国学者对后殖民理论的运用土耳其裔英国学者瓦莱丽・肯尼迪在著作中曾极为严谨地把后殖民研究区分为两种著作:一种是吉尔伯特所称的后殖民批评,包含了“英联邦文学研究”;另一种便是后殖民理118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3卷种评价似乎并非危言耸听,无论是《红高粱》中那充溢着原始生命力的、蛮荒却充盈着炽烈激情的“饮血酒”、“颠轿”和“高粱地里的野合”,还是《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暗示着性欲冲动的“捶脚”、象征着男性权力的“点灯封灯”《菊豆》,中的“葬礼”、“乱伦”“、弑父”《秋菊打官司》,里穿得极臃肿的巩俐和以纪录片形式塑造成的朴素、仿真的中国农村,似乎都在有意地撇开中国大地对于发端于西方的“现代性”诉求,而力图和西方视域中的“东方他者”“、中国形象”严丝合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