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国企改革大争论的几点看法——兼批郎咸平老师学者曹兼善在《国企改革的根本问题和正确方向》一文中指出：在这次国企改革大争论中，很多学者包括郎咸平都批评政府官员和管理层普遍缺乏信托责任。

但是他们并没有指明，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实际上，这正是由于国企所有者缺位所造成的，而郎咸平却一直否认这一点。

郎认为国有企业就算在欧洲（包括亚洲）也是非常普遍，在欧洲也好，亚洲也好，没有所有者缺位问题。

令郎咸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问题就在这里，他忘了一个前提??这些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有一套完整的民主和法律制度，能够监督和制约政府（包括管理层），保护公众的合法权利，而这一前提我们恰恰没有。

连郎咸平自己不也一再强调，国企产权改革中发生的这些现象在西方民主和法治国家是很难发生的。

有不少专家学者在这次国企改革大讨论中，提出要立法（国有资产法）规范国有企业改革。

但正如韩朝华指出，在任何社会，立法的过程实际上是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过程。

有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制度，就会制定出什么样的法律来，而不是相反。

这意味着，政府官员（管理层）往往能左右立法，而广大公众则很难通过立法来有效保护自己的利益。

所以，在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根本突破之前，指望有一套完善的法律规范来保障公众对国有资产的权益是不切实际的。

曹认为，人民通过其选举的代表制定法律，执行法律并代表人民行使主权，由此可见民主选举体现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同样，这一套民主程序也可以用来体现全体人民是国有资产的主人。

当然如何“民主选举”以实现人民对国家和国企的所有权，我们一直没有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由此导致国家和国企的所有者被虚置，被“架空”从而造成公众对政府官员和管理层没有办法加以监督和制约，而不是主人只是管家的政府官员和管理层却掌握国家和国企的控制权。

在这种情况下，当国企因经营不善等原因造成亏损或资不抵债、因投资决策失误造成国有资产损失时，没有任何政府官员或管理层对此承担的责任。

当管理层与政府官员事实上成为不受公众监督的“主人”的时候，国有资产在国企改制过程中的大量流失也就成为必然！张维迎曾说过：“经理人好比一个家庭的保姆，但是我们发现如果有保姆在糟蹋这个家的时候，我首先要问主人去哪里了，为什么让保姆将家糟蹋成这样？为什么不雇用一个好的保姆？”秦晖也曾发问：为什么“主人”制约不了“保姆”？为什么“保姆”根本不把“主人”当回事？这可以说是全部问题的核心！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哪怕你对“保姆”骂得再厉害又管什么用？就像朱恒鹏说的，如果主人对于保姆没有选择权的话，那这个保姆的能力和操守就只有天保佑了！作为国有资产主人的公众本应好好监督或者干脆解雇政府官员和管理层以保护自己的财产，但张维迎、周其仁却借口“所有者缺位”鼓吹国有企业都应该私有化、MBO送给管理层，美名其曰“引入承担资产损失的责任主体”。

当管理层和政府官员借MBO“国企改制”之机侵吞国有资产的时候，国有资产的主人在哪里，为什么无法制止他们？为什么不能保护自己的财产不受侵犯？为什么无可奈何？所以，要解决国企改革中国有资产的流失问题，首先就是要落实公众是最终所有者或者说要真正实现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重大事务的权利。

这显然与国家的整个政治经济体制有关，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但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尽管在现在看来解决这个问题是会有一定难度的。

曹兼善接着指出：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郎咸平、林毅夫、吴敬琏、张维迎和左大培等）在原则上把两种极不相同的公有制混同起来了。

其中一种是以劳动者附属于生产资料（国家）即以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相结合的劳动为基础的公有制如计划经济、传统国企等等，另一种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公有制。

针对林毅夫认为“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剥离企业的政策性负担”，曹反问，“剥离企业的政策性负担的核心问题又是什么？”林毅夫教授援引的法国、德国和新加坡的国企确实是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典型，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新加坡的国企并不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它是建立在资本生产的基础上。

对于这些企业来说是绝对不会有所谓的“战略性负担或社会性负担”。

所以，只有建立资本生产即把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开才能剥离国企的政策性负担。

一旦剥离了政策性负担，企业经营的好坏就是厂长经理自己的责任，他们的升迁或者去留就由他们的经营业绩来决定，而不再取决于政府，从而政府也就不再提供保护补贴或者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管理，这样政企才能真正的分开。

针对郎咸平认为解决国企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曹认为，“这同样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郎曾说：“职业经理人制度并不是我发明的，全世界都是这么做，为什么其他国家都做得好，中国就做不好？”是的，中国就是做不好！！因为全世界其他国家的职业经理人制度是建立在资本生产的基础上的，而中国传统的国企恰恰不是“企业”不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没有这个基础，“职业经理人制度”就是空中楼阁！郎咸平还认为：“国企与民营企业相比，效率并不低，甚至更高”。

是的，或许法国、德国和新加坡的国企的效率要比同样的私企高，但是改革前二十年和改革后二十年的历史已经不容置疑地证明中国传统“国企”的效率是远远低于私营企业。

曹兼善强调指出：为什么在国企改革问题上，中国作出了这么多努力，经过20年多年却一直没有取得重大的突破？原因就在于大家都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国企职工和管理层并没有同生产资料分离成为自由劳动力和职业经理人，即便是改造成股份制和建立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仍然是国有“企业”，资本生产始终建立不起来。

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建立资本公有制，就无法取得决定性的成功，这也是今天国有企业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

最后，曹认为“必须果断地解决这个隐藏在传统国企诸多表象背后的本质问题，否则国企改革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

”当然，尽管郎咸平对“新自由主义”的进行了声讨，但是在现实中，中国如今社会公正和福利保障的缺乏并非完全是“新自由主义”造成；目前的国有资产流失、社会两极分化、剥削等等也不是某个“理论”、“政策”或“文件”造成的，而是传统政治经济体制和改革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众多“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家们的研究著作“汗牛充栋”，但除了这四个字，它们几乎等于零。

因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根本没有深入研究改革开放之前二十多年和之后这二十多年来的社会和历史发展的事实，这在郎咸平掀起的国企改革大争论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当前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两大课题——与林毅夫先生商榷2000-06-16华能（海南）股份有限公司张广柱我从互联网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站读到林毅夫先生等人撰写的文章《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展望》（讨论稿，二000年四月），引起极大兴趣，觉得有话非说不可，我并不完全赞同林先生等人的观点及其表述方式，但研读这篇《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展望》（以下简称《展望》）给了我深刻启示，使我对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认识更为清晰。

《展望》的内容涉及了两方面问题：一是国有企业的治理机制问题；二是国有经济的职能定位问题。

但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与林先生等人有着不同见解。

关于国有企业治理机制林毅夫先生等人在他们的文章中明确指出，委托代理问题，是现代企业治理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能否解决好两权分离带来的委托-代理问题，是关乎现代大中型企业治理结构效率的决定因素。

这一点对于中国也不例外。

（《展望》第7页）。

由于委托代理问题的存在，简单的私有化不能解决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那些以激进方式进行了私有化改革的转轨国家以及许多以私有制为主体的不发达国家的产权效率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展望》第11页）这个认识是非常正确的，我在本书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见本书中篇第五章第4节）。

但是，林先生对于我国国有企业“委托代理问题”的认识是不全面的。

林认为，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存在三个问题即：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责任不对等（《展望》第7页）。

这个观点并没有揭示我国国有企业委托代理问题的全貌，因而也难以提出切中要害的对策。

我对委托代理问题提出了与林先生不同的看法。

首先，我分析了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原因，强调指出，现代企业制度中存在两类不同的产权主体：一类是以董事会为代表的股东，一类是经营者和职工。

股东投入公司的是物质资本或金融资本，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同时必须承担亏损和破产风险。

经营者和职工投入公司的是自己的人力资本，目标是追求薪酬最大化，同时必须承担减薪、下岗、失业风险。

由于是不同产权所有者，所以，在产权关系上，经营者永远不会对公司资产有刻骨铭心的关心。

同样，股东也永远不会象关心股东权益那样关心经营者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发展。

由此导致了股东与经营者权责利关系的不对称。

把股东与经营者的权力、责任、利益重新联系在一起的是双方的产权交易，即经营能力与资本使用权的交易。

而在现代企业制度下，这种交易采取了委托代理形式。

股东是委托人，经营者是代理人。

由于委托代理机制的连接，股东与经营者之间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关系：股东利润目标的实现，有赖于经营者带领职工搞好生产经营；经营者和职工薪酬目标的实现，有赖于股东的投资和分配政策。

只要委代契约能够公平、全面地界定双方的责权利边界，就能激发双方的积极性，提高企业运营效率。

然而，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三个不可克服的自然性缺陷：一是委代契约（合同）不完全，二是信息不对称，三是监督成本为正数。

由于这些缺陷的存在，使得股东无法有效激励和约束经营者的行为，经营者也缺乏足够的动力和压力为股东创造利润。

因此，仅靠建立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是不足以完成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的。

那末，应该怎样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呢？《展望》认为，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切入点，在于克服信息不对称难题。

克服信息不对称难题的关键，在于企业外部治理机制。

外部机制承接了内部机制无法解决的信息不对称难题。

（《展望》第7-8页）在这里，林先生明确指出国有企业的治理机制包括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并特别强调了外部机制对治理国有企业具有不可或缺的功能。

对此我深表赞同。

国有企业改革能否成功，不仅有赖于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健全，而且有赖于企业外部治理机制的完善，认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近年来，无论经济理论界还是政府官员，在谈到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时，往往偏重于强调完善公司内部的法人治理结构，认为健全“三会制度”是成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但普遍对企业外部机制的配套改革认识不足。

对现实进行观察不难发现，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的上市公司，无一没有建立“三会”制度，但许多国有控股公司并未因此而转换经营机制。

这一事实强烈地昭示人们：仅仅依靠建立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是不足以完成国企改革任务的，必须对企业外部机制进行配套改革。

但什么是外部机制？完善国有企业外部机制的配套改革有哪些内容？林先生认为，企业外部机制由竞争性产品和要素市场、经理市场、股票市场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