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有人物”丁文江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人。
他是他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纵横于科学、政治、实业三界，皆有成就。
同时代的人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
蔡元培称“精于科学而又长于办事，如在君先生，实为我国现在稀有的人物”。
傅斯年说：“在君确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
”德国地质学家葛利普评价：“丁君之为人，非特具有过人之能力，且有远大之眼光，弘毅之魄力与勇气，识见所及，均能力行之而成事实！”英国大科学家罗素则直言：“丁文江是我见过的最有才干的中国人。
”地质调查所所长与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于1911年获得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和地质学的双学士学位。
随即回国，积极投身于建造我国的地质学基础。
他规划了其健康发展的道路，成为中国地质学的开山祖师。
1913年初，丁文江担任北洋政府工商部地质科科长。
为了全面发展中国的地质事业，在丁文江的积极推动下，工商部将现有管理机构地质科改为地质调查所，附设教学机构地质研究所，均由丁文江担任所长。
这是中国首个地质学研究机构，也是中国现代成立最早的科研机构。
丁文江认为，要从事地质研究工作，必须从培养人才开始。
1913年10月，经他考试和综合评定，30名学生入地质所开始学习。
教学中，他非常重视实地训练，提出每星期必由老师带领学生分组实地工作一次。
学生们分头参加实地考察，他们走遍了北京城外方圆几百里的山山水水，实地归来，必须写出报告，再由丁文江和老师们指出得失。
经过高强度的实地训练，毕业时，学生们都可独立工作。
这批学生毕业后，地质所大规模的地质调查工作由此展开。
地质学是那个时代的高精尖学科，师资匮乏。
丁文江费尽心思，为地质所请来了德国地质学家梭尔格和《瑞典地质勘探》主编安特生，为北京大学地质系请来了李四光和葛利普。
这极大促进了我国地质人才的培养。
地质调查倾注了丁文江大量心血。
丁以重视实地调查著称，他力倡“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的原则，并在调查中身体力行。
1913年11月，他到山西、河北调查正太铁路沿线矿产，这是中国人进行系统的野外地质调查和地质填图的开端。
1914年，他又赴云南调查。
从个旧锡矿到蒙自、鸟格，回昆明，再从昆明向北，经富民、禄劝、元谋，过金沙江到四川会理，向东南进入云南东川考察铜矿。
随后东入贵州，经云南宣威等地回昆明，历时200多天。
一路上，他都进行了详细的地质勘探和矿产调查。
黄汲清曾评价说：“丁文江之工作，一方面改正法国人德普莱特的错误，一方面建立了滇东底层之基础，为后来云南调查之基。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开展边远地区的大规模地质工作，几乎是一次探险。
”从调查正太铁路地质矿产开始到1922年，这十年间，是丁文江一生中野外地质调查最密集的时段。
1919年，丁文江回顾自己的野外调查时，感慨地说：“七年中，南游于滇黔，东游于皖浙，西至晋秦，东北至鲁，今年复游于欧美。
计先后居京师，实不及四载。
”经过丁文江等人的十年艰辛开拓，到1922年，地质所人才荟萃，成就斐然，成为中国“最有光彩的学术机构”，在国际学术界也赢得了声誉。
胡适评价说：“中国学科学的人，只有地质学者，在中国的科学史上可算得已经有了有价值的贡献。
”对于创建人丁文江的贡献，胡适总结为三点：一是他在短时间内树立一个纯粹科学研究的机构，作为中国地质学的建立和按部就班发展的领导核心；二是他不辞辛苦，以身作则，为中国地质学者树立了实地调查采集的工作模范；三是他真诚地爱护人才，热诚而大度地运用中、外、老、少的人才。
中央研究院是中国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直属国民政府领导，其主要任务是进行学术研究和指导、联络、奖励学术研究。
在蔡元培的多次邀请和好友的轮番劝说下，丁文江于1934年5月出任总干事一职。
在任职的一年半时间里，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为中研院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促进了全国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
正如胡适所说：“他把这个全国最大的科学研究机构，重新建立在一个合理而持久的基础之上。
”在中研院的历史上，丁文江创立评议会、基金保管委员会和编制预算制度具有里程碑意义。
评议会为全国最高学术评议机构，但因涉及的单位众多，关系复杂，研究院成立六七年来都始终未能成立。
丁文江上任后，认为此事不能再拖。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运作，由他起草，经多方讨论而成的评议会组织条例由国民政府公布。
依此条例，6月19日首届评议会选举会顺利召开，选举李书华等30人为首届评议员。
此后，评议会开始运转，使研究院真正成为代表全国学术研究的机关。
为了更多地增加基金和有效使用现有基金，丁文江亲自草拟了《基金暂行条例》，由国民政府核准施行。
这使研究院基金的增加和应用，都有章可循。
在编制预算方面，他上任后打破了各所平均分配的办法，改为视各所需要和事情轻重缓急定预算，使有限的经费发挥最大作用。
总之，丁文江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使中央研究院气象一新，学术研究蒸蒸日上。
朱家骅评论说：“自从他到研究院后，全院工作精神，显得更有生气。
”北票煤矿总经理与淞沪督署总办朱家骅评价丁文江“不但是一位地道的科学家，而且极有行政能力，是学者中少有的奇才”。
这可从他担任北票煤矿总经理和淞沪督署总办窥其风采。
丁文江出任北票煤矿总经理缘于沉重的家庭负担和老上司、时任北票煤矿董事长的刘厚生的邀请。
北票煤矿位于当时的热河省朝阳县（今属辽宁省北票市），此前，丁文江曾调查过这一带的地质矿产，对此并不陌生。
1921年，丁文江接任总经理后，对衰败不堪的煤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首先是改革股权比重。
由官办改为官商合办，其中官四商六，使民间资本成为大股东。
董事会由七名商人和四名官员组成。
这样就摆脱了官方的控制，使丁文江不受政府干预，可以大展拳脚。
其次是解决技术问题。
用土法采掘只能采得实际储量的30%到50%，而用欧洲采煤方法则可以采得实际储量的90%到95%。
土法还使煤田遍布废坑，危险增大，影响进一步开采。
丁文江逐步推行欧洲采矿法，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机械化采煤。
最后，他还设法与奉系和京奉铁路局进行沟通交涉，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经过丁文江5年的苦心经营，北票煤矿发展成为一个中等规模的现代化煤矿，初步实现机械化，经济效益很高，产量逐年上升。
到他1925年离任时，产量已达到144758吨，是他接任时的20倍。
通过和奉系军阀的接触，丁文江认为：“张作霖不是好东西，现在他的势力已到山东，将来可能扩张到长江流域，那时我们江苏人也要受胡子的气，我是不能坐视不管的。
”于是，他于1925年离开北票南下，1926年5月被孙传芳任命为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相当于上海市市长，达到了他一生从政的高潮。
丁文江怀抱一整套政治社会改良方案走马上任。
他通过大规模的考试来选拔优秀人才担任公务人员，大力整顿财政税收制度，全力肃清鸦片毒害，建立起了华界第一个大规模的公共卫生管理机构――淞沪商埠卫生局，收回会审公堂。
他工作很勤奋，“每日有公文二三十件，私信二三十件，这是照例的事情，天天开会，晚间几乎天天都有应酬”。
不久，北伐军逼近江浙。
丁文江遂于12月31日向孙传芳辞职。
丁文江担任督办仅仅8个月，但客观评论，确有其抱负和实绩，尤其两件事情最值得记载。
第一是建立了“大上海”的规模。
从吴淞到龙华，从浦东到沪西，在他的总办任内第一次有统一的市行政、统一的财政、现代化的公共卫生，他是后来上海特别市的创立者。
朱家骅说：“他策划的上海都市建设计划奠定了大上海成为现代化都市的基础，其功绩至今仍为人称道。
”第二是从外国人手里收回会审公堂，“这无疑是鸦片战争以来对外关系上的一次重大收获，于此丁氏居功至伟”。
《努力周报》与《独立评论》相比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丁文江对政治更为热衷，他认为“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他主张“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
正是在丁文江的大力推动下，他和胡适携手开创了“努力”的事业。
1921年5月，丁文江和胡适、任鸿隽等人成立了“努力会”。
有了努力会，就要寻求合适的发言平台。
在丁文江的倡议下，努力会成员每人每月捐出固定收入的5%，办一个批评政治的周报，这就是《努力周报》。
从努力会到《努力周报》，实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最初聚集。
《努力周报》1922年5月7日创刊，到1923年10月停刊，共出版75期。
丁文江用“宗淹”的笔名，为周报撰写了大量文章，如：《中国北方军队的概略》《奉直战争真相》《广东军队概略》等等。
这时，他的政治理想是精英治国的“好人政治”。
在《少数人的责任》一文中，他把中国政治的混乱归结于“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他指出“只要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
1922年5月14日，《努力周报》第2期公开发表了丁文江、胡适、蔡元培等16人联署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好人政治”。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
丁文江等人的政治主张在社会上引起很大轰动，《晨报》《益世报》《民国日报》等予以响应，掀起了关于“好人政治”的大讨论。
正当丁文江在为“好人政治”摇旗呐喊之时，现实政治出现戏剧性一幕。
9月，在政治主张中签名的王宠惠等3人分任内阁总理、财政总长和教育总长，史称“好人内阁”。
丁文江等大喜过望，全力指导王宠惠等人理政。
无奈，“好人内阁”被军阀玩弄于股掌之上，仅维持两个月就被迫辞职。
无情的现实粉碎了丁文江的政治理想。
一度消沉的丁文江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再次焕发政治热情。
国难当头，曾经共同开创了《努力》事业的丁文江与胡适再次走到一起。
他们先是组成“独立评论社”，后又依照《努力周报》的办法，社员每人捐出每月固定收入的5%作为办刊资金。
1932年5月22日，经过半年酝酿的《独立评论》以周刊的形式开始出版。
《独立评论》是“九一八”事变的产物，标榜“独立”精神，主要评论东北问题、中日关系。
创刊号发行2000份，到第四年发行量已高达13000多份，在当时全国近400种杂志中独树一帜，成为“全国人的公共刊物”。
丁文江是《独立评论》最出力的投稿人。
从在创刊号上发表《犬养被刺与日本政局前途》到去世，三年半时间共发表文章64篇，其中论文24篇、漫游散记21篇，苏俄旅行记19篇。
他在《中国政治的出路》一文中向国民党提出政治改革的“最低要求”：第一，要“绝对的尊重人民的言论思想自由”；第二，就“停止用国库支出来供给国民党各省县市各党部的费用”；第三，就明确规定“包括实行宪政，设立民意机关”等内容的“政权转移的程序”。
他写的时评《假如我是蒋介石》《给张学良将军一封公开的信》等，都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科玄论战”与“民主与独裁之争”让丁文江声名鹊起、广为人知的是他参与了那场影响深远的“科玄论战”，又称“人生观论战”。